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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3页）

[69]姜亮夫：《龚向农先生传》，第286～287页。

[70]龚道耕晚年著《礼记义疏》，言：“破汉宋门户之成见，合义理考据为一家，庶于经义或有所当。”不过，整体来看，龚氏治学更近汉学一路，其许可宋学之言：“疑古文《尚书》之伪，实始于朱子，其门人黄榦、杨复皆精研礼学，著述卓然可传。宋季王应麟、黄震皆深于经术，及其他宋元明说经之书，亦复披沙拣金，往往见宝，是在学者博观而慎取之也。”实是宋学中近汉学的一路。龚语转引自姜亮夫：《学兼汉宋的教育家龚向农》，收在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第119～120页。

[71]《蜀学报》第13册，转引自粟品孝：《“蜀学”再释》，第55页。

[72]张循：《义理与考据之间：蒙文通先生的经学历程》，第391页。

[73]罗志田：《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收在《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88页。

[74]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72、77页。

[75]吴虞：《王祚堂传》，第36～37页。

[76]茅海建教授就发现，戊戌期间倡议设立蜀学堂的川籍京官都“属热心变法的人”（见《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收《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99页）。

[77]吴之英于事变后有《哭杨锐》一诗（《吴之英诗文集》，第58～63页），可见出他的政治取向；关于宋育仁的政治观点，见王尔敏：《宋育仁之旅英探索新知及其富强建策》，收在《近代经世小儒》，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9～265页；关于骆成骧，见周叔平：《毕生从事文化事业的状元骆成骧》，收在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关于赵熙，见王文才：《蜀中诗豪赵熙》，收在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续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9页。

[78]沈振辉：《李调元与〈蜀碑记补〉》，收在周少川主编：《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8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4页。

[79]谭言蔼：《重校全蜀艺文志跋》；俞廷举：《全蜀艺文志序》，均见杨慎编：《全蜀艺文志》，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15、14页。

[80]汪士侃纂修：（嘉庆）《双流县志》，卷1“风俗”，清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第1页。

[81]吴之英：《桂湖》，收在《吴之英诗文集》，第55页。

[82]谢无量：《存古学堂募捐启》，《蜀报文汇》第4期，第1页。

[83]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3页。

[84]按“马生角”一语渊源甚古。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引“世言”燕太子丹之命，即有“天雨粟，马生角”之辞。此说流行甚久，虽曾经应劭辨正，而仍被张华引入《博物志》（详见胡宝国：《文史之学》，收在《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6～57页）。此类迹象提示我们，地方性的民间口头文化传统与属于“精英”的早期书本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那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传说，却可能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85]这大约是非常接近民间传说本意的，但也未必是“清朝官员”所言；至于强调此与“四川人民富有反抗精神”有关，便只能是聂荣臻这样一个革命家的诠释了。

[86]李朝正：《明清巴蜀文化论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1页。

[87]吴玉章则提供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乙未科殿试的时候，清帝光绪要大家不拘陈例，直言无讳。骆成骧就根据这个精神投机取巧，他写的殿试对策不仅摭拾了一些变法维新的词句，而且还打破了以往对策文章的规格。光绪帝—看，认定是康有为写的，便把他点为状元。等到打开密封，才知道写这篇文章的并不是广东的康有为而是四川的骆成骧。”按照吴氏的看法，此事的意义在于“助长了‘新学’在四川的流行”（《辛亥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40页）。吴玉章是革命家，宜乎所见与一般川人不同。不过，从地方意识的角度看，这个传说也透露出一部分川人在潜意识里仍未能完全建立文化上的自信力（骆成骧中状元乃是歪打正着），这正是长期处在边缘者的心态；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一传说则再次把蜀学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连在一起，恐怕也非偶然。

[88]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序》，收在《藏园群书题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053页。

[89]金沙：《过去之四川》，《四川》第1号，1907年12月5日，第3、4～5页。

[90]本段和前段，见山河子弟：《说鹃声》，原刊《鹃声》第1期，1905年9月，收在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第563、564页。

[91]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2卷，第896、881页。

[92]叶治钧：《发刊词》，原刊《蜀报》第1期，1910年8月，收在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716页。

[93]钟云舫：《送岑大帅移督两广》，转引自钟家源：《清末诗人钟云舫诗谳始末》，收在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5页。

[94]应该指出的是，其时各省人士均有本省关系全国一类言论，故此心态实非川人所独有。

[95]梁启超：《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收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下），第37页。

[96]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收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第80页。这里需要稍做辨析的是，唐甄确是一生流寓在外，不能算入蜀学之列；费密则系有家学渊源者，与唐甄不同。

[97]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收在《经史抉原》（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105页。

[98]吴虞：《爱智庐随笔》，收在《吴虞集》，第91、93～94页。蒙文通也谈到，廖讲经学与王不同，“湘绮不高兴。廖先生说：‘先生画水，弟子画火，但是画是从老师那里学的，问题不在画水画火。’”见蒙文通：《治学杂语》，第51页。蒙先生这里所记廖平言的侧重点不同，但要在王氏之外求学术独立的意思是很清楚的。

[99]吴虞：《爱智庐随笔》，第91页。按廖平被参劾事，见李伏伽、廖幼平：《经学大师廖平》，收在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第6页。

[100]分见章太炎：《清儒（二）》、《清故龙安府学教授廖君墓志铭》，均收在徐亮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第17、101页。

[101]吴之英：《叙感》，收在《吴之英诗文集》，第6、8～9页。

[102]廖平：《知圣篇》，收在《廖平选集》上册，第205页。

[103]吴之英：《闻陈崇哲病》，收在《吴之英诗文集》，第31页。

[104]杨赞襄：《书刘申叔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后》，《四川国学杂志》第3号，1912年11月20日，第1～2页。

[105]汪国垣：《论近代诗派与地域：西蜀派》，收在《赵熙集》，第1356～1357页。

[106]胡先骕：《评赵尧生香宋词》，收在《胡先骕文存》上卷，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99页。

[107]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80、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