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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第2页）

[19]王文照修，曾庆奎、吴江纂：（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7之下“礼俗·神会兴废”，第1页。

[20]郭鸿厚修、陈习删等纂：《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3“政事上·建设”，第54页。

[21]易崇阶：《重建禹王宫序》，收在蓝炳奎等修、吴德淮等纂：（民国）《达县志》，卷10“礼俗门·庙祠”，民国二十二年（1933）刻本，第24页。

[22]郑少诚等修、杨肇基等纂：（民国）《西昌县志》，卷6《祠祀志》，民国三十一年（1942）铅印本，第17页。

[23]程美宝在讨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广东文化状况的文章中也注意到，不少被认为“地域”性的文化现象之地域标签是在异乡的环境中被强化的，见《近代地方文化的跨地域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粤剧、粤乐和粤曲在上海》，《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4]杨迦怿等修、刘辅廷纂：（道光）《茂州志》，卷2“祠祀志·寺观”，清道光十一年（1831）刻本，第27页。

[25]王安镇修、夏璜纂：（民国）《潼南县志》，卷1“舆地”，民国四年（1915）刻本，第48页。

[26]韩清桂等修、陈昌等纂：（光绪）《铜梁县志》，卷2“建置志·坛庙”，清光绪元年（1875）刻本，第16页。

[27]谭宗龄：《重修五圣宫碑记》，收在蓝炳奎等修、吴德淮等纂：（民国）《达县志》，卷10“礼俗门·寺观”，第53页。

[28]李宗锽等修、李仙根等纂：（民国）《峨边县志》，卷2“建置志”，民国四年（1915）刻本，第14页。

[29]刘子敬修、贺维翰纂：（民国）《万源县志》，卷2“营建门·祠庙”，民国二十一年（1932）铅印本，第23页。

[30]郑少诚等修、杨肇基等纂：（民国）《西昌县志》，卷6“祠祀志”，第11～16页。

[31]复成修，周绍銮、胡元翔纂：（同治）《新宁县志》，卷2“祠庙”，清同治八年（1869）刻本，第16～17页。

[32]《重建东文昌碑》，转引自孙晓芬：《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1页。原文标点有误，本书已改正。

[33]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收在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4页。

[34]宋载修纂：（乾隆）《大邑县志》，卷3“风俗”，清乾隆十七年（1752）刻本，第26～28页。

[35]周克堃等纂：（光绪）《广安州新志》，卷11“方物志·风俗”，第7、8、11页。

[36]《犍为县各省人民集会一览表》，收在陈谦等修、罗绶香等纂：（民国）《犍为县志》，卷2“居民”，民国二十六年（1937）铅印本，第51～52页。

[37]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收在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第60、62页。

[38]何庆恩等修、刘宸枫等纂：（同治）《德阳县志》，卷18“风俗”，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第13～14、19页。

[39]刘锡纯纂：（民国）《重修彭山县志》，卷2“民俗篇一”，民国三十三年（1944）铅印本，第6页。

[40][美]詹姆斯·沃森：《神明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960—1960年）》，收在[美]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陈仲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41]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将天后、关帝、梓潼等列为“不属于或基本上不属于地方性的全国闻名的神祇”，以与在一定地域内受到信仰的“土神”相区别（《近世江南海神李王考》，收在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217页）。这一区分是从“知名度”的角度做出的，恐怕忽视了天后信仰仍主要局限于沿海地区或沿海移民之中的事实。同样，除了“土地神”是有相对固定的地区限制的，其他的“土神”信仰依然可以随着移民走向全国。就此而言，美国学者韩森（ValerieHansen）区分限于一个地区的“地方性祠祀”与“向各地扩展”的“区域性祠祀”的做法是有意义的（《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6页）。

[42]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2卷，光绪五年正月廿日、廿二日（1879年2月10日、22日），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732、733页。

[43]方宗敬：《重修禹王宫碑记》，收在黄光辉等修、郎承诜等纂：（民国）《重修丰都县志》，第12册卷11“艺文·文”，民国十六年（1927）铅印本，第5页。

[44]徐陈谟：《重修禹王宫碑记》，收在汪承烈修、邓方达纂：（民国）《宣汉县志》，卷3“祠祀”，第30页。

[45]洪锡畴：《禹王宫碑记》，收在刘绍文修、洪锡畴纂：（道光）《城口厅志》，卷20“艺文”，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第86～87页。

[46]徐陈谟：《重修禹王宫碑记》，第30～31页。

[47]杨学述：《重修禹王宫后殿两廊乐楼缭墙序》，收在程熙春修、文尔炘等纂：（同治）《筠连县志》，卷14“艺文·序”，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第13页。

[48]王蔺三：《琅琊场补修禹庙碑记》，收在杨维中等修、钟正懋等纂、郭奎铨续纂：（民国）《渠县志》，卷12“文征志八上”，民国二十一年（1932）铅印本，第69页。

[49]姚廷章修、邓香树纂、冉瑞桐等增刻：（同治）《珙县志》，卷2“坛庙”，清光绪九年（1883）增刻本，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