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代理的这个人,是个企业家。”
我抬头看他。
“他做什么生意?”
“矿山机械,后来做建材。”朱明说,“当地算有钱,也算有名。以前还上过地方电视台,先进民营企业家。”
这类转折我听过不少。
一个人昨天还是地方纳税大户,今天就成了黑社会头目。中间当然可能有问题,也可能只是另一套叙事换了标题。
我问:“你给他做什么辩护?”
朱明看着我。
“无罪辩护。”
小柳正在记笔记,听到这四个字,笔尖顿了一下。
在一个已经被当地定性、被多方关注、被反复宣传的打黑案里,律师做无罪辩护,本身就像往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里扔了一颗钉子。
朱明没有看小柳,只继续说:
“我不是说他一定是圣人。我只说,控方指控他的那些核心事实,没有一件真正能站住。”
他翻开卷宗。
“杀人,没有凶器,没有现场物证,没有可独立印证的目击证词。”
又翻一页。
“贩毒,没有毒品实物,没有交易记录,没有资金流向。”
再翻一页。
“抢劫,所谓被害人的陈述前后矛盾,时间、地点、人数都对不上。”
他把卷宗合上,声音仍旧很平。
“没有一件物证,被真正拿到法庭上来。”
茶馆里有人在隔壁包间笑,声音隔着木门传过来,显得很远。
我问:“那他们靠什么定?”
朱明说:“口供。”
他把这两个字说得很轻。
可我听得后背发凉。
“口供从哪里来?”
他没有立刻回答,只是从包里又拿出几份会见记录。
“你们可以看时间。”他说,“很多人被控制以后,前几天什么都不认。后来突然全认了,而且认得很完整,连组织架构、分工、犯罪事实都说得像提前背过。”
小柳抬头问:“会不会是突破以后交代的?”
朱明看了他一眼,没有笑,也没有生气。
“所以我才要单独会见。”
他说。
“问题是,我不能。”
这句话出来,我和小柳都安静了一下。
朱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
“按照正常程序,律师会见被告人,尤其是审查起诉、审判阶段,不应该有办案人员在场。可这个案子,我每一次申请单独会见,都被各种理由挡回来。最后让见了,但办案人员必须在场。”
他抬起头。
“你告诉我,被告人敢说什么?”
我没有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