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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第4页）

[81][英]阿奇伯尔德·约翰·立德：《扁舟过三峡》，黄立思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6页。

[82]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2卷，第1216页。

[83]郭沫若：《沫若自传第一卷——少年时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4～15页。

[84]“地方观念”的地位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几经变化，参考王东杰：《地方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冲突与互助：1936年〈川行琐记〉风波》，《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85]曾庆昌纂修：（民国）《内江县志》，卷1“寺观”，民国十四年（1925）刻本，第28页。

[86]陈合德：《余家场禹王庙文昌川主序》，收在白汝衡等修、熊世璁纂：（道光）《岳池县志》，卷39“序”，清道光三十年（1850）刻本，第26～28页。

[87]胡辑瑞：《土门铺新修万寿宫序》，收在曹绍樾等修、胡辑瑞等纂：（同治）《仪陇县志》，卷6“艺文”，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第33页。

[88]赖嵩山：《大竹河川主、神农、药王三圣庙碑序》，收在刘子敬修、贺维翰纂：（民国）《万源县志》，卷2“营建门·祠庙”，第30～31页。

[89]赖嵩山：《大竹河川主、神农、药王三圣庙碑序》，第30页。

[90]敖册贤：《重修吴市川主庙碑序》，收在文康原本、施学煌续修、敖册贤续纂：（同治）《荣昌县志》，卷20“序”，清同治四年（1865）增刻本，第19～20页。

[91]夏肇庸：《改建禹庙山门记》，收在黄允钦等修、罗锦成等纂：（光绪）《射洪县志》，卷16下“艺文·记”，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第39页。

[92]廖世英等修、赵熙等纂：（民国）《荣县志》，卷11“社祀”，第6页。

[93]张美枢：《培修禹庙碑序》，收在蓝炳奎等修、吴德淮等纂：（民国）《达县志》，卷10“礼俗门·寺观”，第60页。

[94]沈标远、吴人杰修，何苏、何烋纂：（嘉庆）《定远县志》，卷17“风俗”，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刻印时间不详，第59页。

[95]魏元燮、花映均修，耿光祜纂：（咸丰）《隆昌县志》，卷39“风俗”，清同治元年（1862）刻本，第75页。

[96]周克堃等纂：（光绪）《广安州新志》，卷34“风俗”，第11页。

[97]霍为棻等修、熊家彦等纂：（同治）《巴县志》，卷1“疆域志·风俗”，清同治六年（1867）刻本，第37页。

[98]今日通行的“四川话”也是在明初以来的“湖广话”基础上形成的，深受明初与清初两次移民活动的影响。参考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7～109页。

[99]郑国翰、曾瀛藻修，陈步武、江三乘纂：（民国）《大竹县志》，卷3“祠祀志·群祀”，民国十七年（1928）铅印本，第14页。

[100]EdwardShils，“Primordial，Personal，SadCivilTies，”iedEssaysbyEdwardShils，ChiterforSanizatiomentofSoiversityofChicago，1970，pp。39-40。

[101]本段有关“地域建构”的理论探讨参考了王铭铭：《明清时期的区位、行政与地域崇拜——来自闽南的个案研究》，收在《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9～93页。

[102]刘宸枫：《陕西会馆祀田记》，第15～16页。

[10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0～181页。

[104]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第328页。

[105]有关研究参看蒋竹山：《宋至清代的国家与祠神信仰研究的回顾与讨论》，《新史学》第8卷第2期，1997年6月。

[106]李一氓（1903—1990）就注意到：“四川流行的人事表格都另加‘原籍’一项。”（《李一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页）根据李的履历推测，这里说的应该主要是民国时期的情况。

[107][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0页。这个概念是阿斯曼在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的“回忆图像”（Erinnerungsbild）概念基础上改造而成。

[108]关于四川会馆在民国时期的破坏，参见JohidtheNatioion，”inMaryWright，ed。，RevolutioPhase，1900-1913，：YaleUyPress，1968，pp。22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