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坐在那里,面朝前方。
实验室的温度在十秒钟内骤降,我呼出的气变成了白雾,桌上的玻璃试管表面凝结薄霜。
那个“东西”在我身后站了大约两分钟,它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没有触碰任何物品。它没有恶意,我甚至感觉不到它的情绪。
但我能感觉到它在“看”。
两分钟后,压迫感消失了。温度在五分钟内恢复正常。
我检查了实验室的门锁,完好无损。走廊的监控记录显示,没有任何人接近过实验室。
三,风险定性与战略推演
从三个月前的模糊征兆,到10月12日的集体感应,到11月14日它站在我身后,这是一条清晰的升级曲线。
结合“H”的供述和上述全部现象,我得出了以下结论:
那个本土实体最初确实认为“H”是被人类抓来的战俘,属于“人类自己的事”,因此没有干涉。
但随着我们对“H”的研究不断深入,关押时间不断延长,性质正在发生改变。
我们不是在关押一个战俘,我们是在长期囚禁,并作为实验品研究一个外国的意识体。
在意识体的规则里,这可能被视为一种越界。
“H”曾明确表示,意识体之间有一个默契:“在别人的地盘上,不要搞大动作。”
反过来想:如果我们把德国的意识体长期扣押在乌拉尔山区,当成小白鼠一样研究,这在德国的其他意识体看来,算不算一种宣战?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本土实体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如果我们无视这种警告,继续把“H”留在这里,我无法预测那个本土实体会采取什么行动。它绝不会伤害苏联人民,但它可能会用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强行终止这项研究。
四,建议
鉴于以上分析,我强烈建议:
1。立即停止对“H”的所有侵入性生物学研究。
2。将“H”作为外交筹码,与西方情报机构进行人员交换,建议换回我方在柏林和维也纳被捕的三名情报人员。
3。在移交之前,对“H”进行最后一轮全面体检,并彻底销毁所有生物样本(血液,组织,排泄物)。苏联的土地上不能留下任何属于这个实体的生物痕迹。
4。所有涉及“H”的研究档案转入最高密级存储,复制件不得超过两份。
让西方人去头疼这个永远解不开的谜题吧。
(页边铅笔批注,最后一行,字迹潦草,像是在深夜写的:)
如果有人在未来的某一天读到这份档案,我想让他知道一件事。
我研究了“H”三年,但我至今不知道他是什么。
我唯一确定的是,不管他是什么,我们也至少有一个。它比“H”大得多。也沉默得多。
伊·德·索科洛夫,1948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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