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逻记录?”宋时雨皱起眉头,“去年冬天的巡逻记录早就归档了,谁有权限调出来?”
“后勤班的人,”江婉清看着他,“归档之前,所有维修和故障记录都要经过后勤班确认签字。你记不记得沈知行说的——何树国的签名被批量使用?”
宋时雨愣住了。他想起沈知行在台阶上跟陆征提到这个名字时那种压低了的谨慎语气。一个常年在后勤班里默默无闻干活的老上士,连续九年的签名栏被反复塞进那些他或许从未亲眼看过的记录里。
第二天清早,江婉清搭车回了师部。宋时雨送她到营区门口,站在吉普车旁边,把她的包放进后座,然后退开两步。他的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江婉清从车窗探出头来看着他,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
“别担心我,”她说,“你在这里小心点。多看着沈知行。”
“我知道。”宋时雨用力点了点头。吉普车发动,碾过营区门外的砂石路面,扬起一阵淡黄色的尘土。宋时雨站在门口,直到车子拐过山路弯道才收回目光,用手背蹭了一下鼻子,转身往训练场走去。
江婉清到师部之后没有先去找她爸,而是直接去了资料室。资料室在师部办公楼的负一层,常年不见阳光,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和樟脑丸混合的气味。管理员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大姐,戴着袖套,看见江婉清进来,热情地招呼:“江记者又来找材料了?这次查什么?”
“查几份旧档案,”江婉清把事先准备好的申请单递过去,“去年的后勤调配指令单,十二月到一月的。还有同期巡逻路段的车辆故障报备表。”
管理员接过申请单看了一眼,皱了皱眉:“后勤调配指令单倒是有存档,但车辆故障报备表不在资料室——归作训科管。你跨部门查材料需要作训科的签字。”她顿了顿,压低声音,“江记者,你最好也让你爸签个字。最近有好几拨人来调过后勤相关的档案,作训科那边已经不耐烦了。”
“好几拨人?”江婉清的手指在柜台边缘轻轻敲了一下,“都有谁?”
管理员想了想,掰着手指头数:“先是高参谋——后勤处新提的那个,上周来查过去年冬天的油料调拨档案。然后是审计组的周副处长,查了十二月的采购合同。再就是——你们宣传科的老刘,”她压低声音,“来拿去年巡逻报道的签审底稿。”
江婉清的心跳微微加速了一拍。高远志在查油料,审计组在查采购,宣传科在查签审底稿。三拨人,三个方向,查的都是去年冬天的东西。这不是巧合。有人在从不同的角度围攻同一个目标——去年冬天漠河驻地的后勤保障和边防巡逻。陆征是这两个领域的直接负责人。不管哪个方向查出问题,最终担责的都是他。而此刻高远志跟审计组同时在师部和驻地之间穿梭,时间点掐得严丝合缝。
她先去了作训科申请故障报备表的调阅手续,又去宣传处找父亲签字。江远洲的办公室在师部三楼走廊尽头,门半开着,透过门缝能看到他正低头批阅文件,眼镜搁在鼻梁上,手边放着一杯浓茶。江婉清敲了两下门,推门进去。江远洲抬起头,看见是女儿,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你不是明天才来吗?”
“提前了。”江婉清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把材料放在膝盖上,没有急着说正事。她看了眼父亲桌上那杯茶——浓得发黑,大概泡了好几遍了还没倒。她知道父亲最近压力大,不光是因为审计组的事,也是因为师部内部的博弈——后勤处和参谋部对漠河驻地的态度泾渭分明,有人想保陆征,有人想拉他下马。江远洲属于中间派,两边都不得罪,但也两边都不讨好。
她忽然想起母亲去世前的那段日子。那时候父亲还只是一个副科长,每天加班到深夜,母亲就坐在客厅里等,等到他回来,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桌。后来母亲走了,父亲再也没有等过他回家吃饭的人。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工作,从一个副科长一路升到处长,但办公室里的灯再也没有在晚上九点之前熄过。
“爸,”她开口了,“我小时候你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说,不管做什么位置,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现在有人借你的名义在漠河做不能做的事,你知道吗?”
江远洲沉默了很久。他端起搪瓷杯喝了一口浓茶,杯沿在嘴边停了片刻,然后放下来,瓷器碰在桌面上发出一声轻响。
“你说说看,”他说,“具体是什么事。”
江婉清把那叠材料从膝盖上拿起来,放在他桌上。当晚她整理出了第一份完整的证据链线索。她待在招待所的客房里,把白天的发现一条一条列在笔记本上:高远志调阅油料档案的记录、后勤调配指令单上与故障记录之间的日期对应、何树国每一份签名的时间节点、调令在收发室的流转脉络。凌晨三点,她合上笔记本,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师部大院里的路灯发呆。她想起宋时雨在操场上说过的话——“我脑子笨,不会算计。但我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她以前觉得宋时雨太天真。现在她觉得,也许天真的那个人是她自己。
六月的最后一天,沈知行完成了第二篇稿子。他把三十一个士兵的真实想法编成了一篇题为《漠河士兵说》的长篇通讯,全文一万两千字。他没有修饰,没有拔高,只是原原本本地呈现了他们的声音——想回家的,想留下的,害怕的,勇敢的,沉默的,想说话的。他在这篇通讯里写下了一个十九岁新兵关于母亲的眼泪,写下了一个边防老兵对夏天蚊子的抱怨,写下了一个班长对红烧肉越来越肥的吐槽。在文章末尾他写了一段自己的话:“这些声音不是消极,不是软弱。它们是真实的。一支能包容真实声音的军队,才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
他把稿件打印出来装订好,准备寄给军区报社,同时抄送师部宣传处。寄出去之前他写了一张便签夹在第一页:“请按正常程序审阅,不必特殊处理。”
刘干事看到稿子的时候眼睛都直了。“你真的要发这个?里面有人的原话是‘红烧肉越来越肥’。”
“发。”沈知行说,一个字。
稿子寄出去之后,沈知行开始着手写第三篇。关于漠河驻地历史沿革的特写,需要查阅驻地的历史档案。他申请了档案室的调阅权限,在档案室里待了整整两天。档案室在办公楼一楼,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只有一盏日光灯在头顶嗡嗡作响,光线惨白。铁皮柜里码着驻地二十多年来的旧文件——历任参谋长的述职报告、重大事件的记录、历年来的表彰和处分决定。纸页泛黄,翻动的时候有细微的灰尘在灯光下飘舞,像一群微小的飞蛾。
他在翻阅旧档案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份三年前的巡逻日志。日志记录了当年一月份的一次巡逻,路线经过“鹰嘴崖”路段。那是一条悬崖边的窄路,冬天路面结冰,能见度差,曾经发生过车辆侧滑事故。三年前的日志里写得很清楚——那次巡逻由陆征亲自带队,风雪很大,车辆在鹰嘴崖路段打滑,陆征命令全体下车徒步通过,避免了事故发生。事后他在日志里写道:“鹰嘴崖路段冬季能见度不足五十米,应列入高风险管理路段,建议非必要不在大雪后通行。”这份日志上报之后被师部作训科打了回来,理由是“风险评级过高,不利于正常巡逻安排”。
沈知行把这份日志反复看了几遍。陆征在三年前就提出过鹰嘴崖路段的风险预警,但师部没有采纳。现在有人在匿名信里指控陆征“对巡逻路线安全隐患隐瞒不报”。说他在鹰嘴崖路段的管理上存在失职,说他把士兵的生命当儿戏。沈知行的手指在纸面上轻轻划过那些褪色的字迹。陆征的字很好认——方正、有力、每一笔都写得很稳,像他这个人一样不拐弯。他提到“应立即列入高风险管理路段”,用的是“应立即”,不是“建议”,不是“考虑”。他是真的在着急。
沈知行把这份日志的复印件小心地折好放进笔记本的夹层里,把档案室的门关上。他不知道那封匿名信的具体内容,但他知道,如果有人想用鹰嘴崖的事来扳倒陆征,那这份日志就是最直接的证据——不是陆征隐瞒不报,是上面没有采纳他的预警。那封匿名信引用的条款和记录,很可能就是何树国在车辆故障报告上反复签下的那几页纸。巡逻记录、后勤维护记录、安全隐患报告——这三个板块被人为串联起来,拼凑成了一套足以指向“陆征失职”的证据链。
暗处的那个人熟悉每一份归档文件的位置,了解每一个签字环节的薄弱点。现在对方已经出动,而他手里握着的翻盘底牌,还只是一份三年前被师部退回的预警报告。他和陆征隔着一个营区,各自握着真相的一半。而他连走进那扇门、把这些复印件放在他桌面的资格都没有。
七月初,审计组在漠河的调查出现了新的变数。周克明宣布找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在师部后勤处的档案里,发现了一份由漠河驻地提交的配件采购申请,申请日期是去年十一月,采购内容恰好是变速箱总成。申请的审批栏里同时出现了师部后勤处调配科长的签字和漠河驻地后勤班长的签名。这说明驻地确实收到过这批配件,并且有人确认了入库。
何树国的名字赫然在列。签名的笔迹被放大后与何树国本人的其他签名进行对比,初步鉴定为同一人所写。
周克明在通报这个发现的时候,语气是公事公办的平稳。他说还需要进一步核实,需要找何树国本人谈话,需要调取更多的笔迹样本。但消息传到陆征耳朵里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另一个版本——“审计组找到了确凿证据,证明漠河驻地存在后勤管理严重失职,相关责任人将被严肃追责。”
陆征坐在办公室里,听完刘干事气喘吁吁的汇报,面色铁青。何树国现在在病假中——他在审计组进驻的第三天就请了病假。这意味着他暂时不用面对审计组的询问,但也无法亲自去核实自己的签名。最关键的是那个申请审批栏——何树国的签名出现在“确认入库”一栏里,证明东西确实进了库房。但那批变速箱至今下落不明,库房里只有一台旧的、已经报废的变速箱,编号对不上。如果有人能证明何树国当时亲手签收了那批新变速箱,而新的变速箱不在库房里,那么失窃责任就在何树国身上。何树国是一个小小的后勤班长,他从哪里偷?背后是谁在操纵,审计组不查。他们只查何树国。
陆征比任何人都清楚,何树国可能是被人当成了弃子。那个想要推何树国出来顶罪的人,一定藏得更深。他要赶在审计组正式定性之前找到何树国,问清楚那批变速箱到底有没有进过库房。
当天夜里,营区被一场暴雨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