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办公室的门关着。
门上贴着一张A4纸,打印着“医生办公室”四个字,宋体,黑色。纸的边角翘起来了,露出下面咖啡色的木板。纸上有几道折痕,像是被反复开关门挤压出来的。
我站在门口,手里攥着夏常安的病历本。病历本是新的,白色封面,边角很锋利,握在手里像拿着一张没有拆封的CD。封面上的字是护士填写的——夏常安,女,28岁,初诊日期是昨天。
昨天。
她才第一次用这个本子。
但她的病,不是从昨天开始的。
我敲了敲门。
“请进。”
我推门进去。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两台电脑,一把椅子,一个文件柜,一面墙上挂着人体结构图。图上的器官被画成不同的颜色,肝是暗红色的,在腹腔的右上方,像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
那个不规则的三角形,现在出了问题。
“你是夏常安的?”
“朋友。”我说。“家属都不在。她妈妈走了,爸爸也走了。”
医生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四十多岁的女人,短发,戴眼镜,白大褂胸口的兜里插着三支笔。她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不是同情,不是遗憾,是一种“我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但我会尽量说得不那么可怕”的谨慎。
“坐吧。”她说。
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椅子有点矮,坐下之后只能看见她的下巴。我把腰挺直了一点。
医生拿起桌上的病历本,翻了几页。她的动作不快不慢,翻页的时候会用拇指沿着纸边划一下,像是在确认纸张的厚度。
“夏常安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她说。
“我知道。”
“她之前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已经做过一些检查?”
“对。她去年查过,但没告诉我是具体什么情况。”
医生沉默了几秒。
“她去年查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她住院治疗。她拒绝了。”
“拒绝了?”
“对。她说店里忙,走不开。”
店里忙。
走不开。
她在忙着开店。忙着给老太太装盐,忙着给小学生留可爱多,忙着半夜给路过的出租车司机泡面。忙着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回来的人。
她没时间住院。
没时间治病。
没时间活着。
“医生,”我说,“你直接告诉我吧。什么问题?”
医生摘下眼镜,用白大褂的衣角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这个动作很慢,像在给自己一点时间组织语言。
“夏常安的肝功能指标严重异常。转氨酶、胆红素、白蛋白,几乎每一项都不在正常范围内。影像学检查显示,她的肝脏有多发性占位。”
“占位是什么意思?”
“肿瘤。”医生说。“恶性的。”
恶性肿瘤。
肝癌。
这几个字我没有说出来,但它们已经在我脑子里了。像几颗钉子,被人用力敲进来,钉进脑浆里,拔不出去。
“到什么程度了?”我问。我的声音很平。平得不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