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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非常迷人!”

“先生，饭桌上有没有一位叫贝戈特的作家？”我怯生生地问，生怕话题从斯万家岔开去。

“对，贝戈特也在，”德·诺布瓦先生说道，彬彬有礼地朝我点点头，仿佛他有心向我父亲献殷勤，于是与我父亲有关的一切就都不能掉以轻心，就连我这么个孩子提的问题，也要郑重其事地对待，尽管以我的年龄，我还不习惯像他那样的大人对自己这么客气哩。

“我儿子不认识他，但对他很崇拜。”母亲说。

“哦，”德·诺布瓦先生说（他让我对自己的智力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跟它相比平日里使我感到痛苦的那些怀疑就算不了什么了，因为我发现在我心目中高出我千倍万倍的最高贵的人，在他眼里只是差强人意而已），“对此我可有不同看法。贝戈特是我所说的那种吹笛的人；尽管不自然，尽管很做作，但我得说他吹得还是不错。不过也只是还不错，仅此而已。在他松垮拖沓的小说中，根本找不到能称之为结构的东西。没有情节——即便有也很贫乏——尤其没有深度。他的作品，毛病就在于缺乏根底，可以说是无根之木。这个时代，生活内容愈来愈复杂，一般人很少有时间看书，而欧洲局势风云变幻，也许不妨说正处于剧烈动**的前夜，危机四伏，问题丛生。因此您想必会同意我的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我们有权要求一位作家不光会耍耍笔杆打打趣，要求他不能让我们沉溺在言不及义、流于形式的夸夸其谈之中，忘记了我们随时都面临来自内外两方面的蛮族入侵的危险。我知道这样说对学院派那些先生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有亵渎之嫌，可是如今的时代自有比推敲词句、讲究音韵更紧迫的任务。贝戈特的文字有时候颇能打动读者，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从总体上说是柔弱的、纤细的、缺乏气魄的。联想到您对贝戈特过甚其词的赞誉，我觉得更理解您刚才给我看的那段文字了。我应该告诉您，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再提它了，既然您自己已经说过那只是小孩瞎写写罢了（我是这么说过，可我心里根本没这么想）。人孰无过，何况年轻人呢？其实，别人心里也和你有一样的想法，自以为是一代诗人的绝非您一个人。不过从您给我看的习作里，可以看出贝戈特给了您坏影响。当然，如果我说您没学到他的长处，想必您也不会吃惊，因为他毕竟是某种写作风格的行家里手，尽管那是一种很肤浅的写法，但是在您这个年龄，您还是没法儿把它学到手的。您犯的是同样的毛病，别出心裁地先把一些音调铿锵的词罗列出来，而后才考虑它们的意蕴。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即使在贝戈特的作品中，那种玩弄形式技巧的叠床架屋，那种迂夫子式的钻牛角尖，也让我觉得无聊之极。一个作家刚写了点让人看着顺眼的东西，好些人马上大惊小怪地说那是了不起的杰作。杰作哪有这么容易出现呢!贝戈特写过的所有作品，或者按我的说法他的全部家当里，没有一本小说称得上意气风发，没有一本书值得让人摆在书橱显眼的位置。我看连一本也没有。而他的为人更等而下之，比作品又不知差了多少。哦!有人不无幽默地说过，要认识一个作家，最好还是读他的书，贝戈特正好给这句话当个注脚。您别想找到有谁会比他更人不如文，他的人比他的作品更加自命不凡、故作正经和孤傲不合群。时而还很俗气，说话像一本书，还不是他自己的书，而是乏味的书（他自己的书倒不然）。贝戈特就是这么个人。这种思维紊乱、举止迂阔的人，前人称之为冬烘先生，一件本来就无趣的东西，经他的嘴讲出来，越发让人反感。有人说过，我记不清是洛梅尼[40]还是圣伯夫说的了，维尼[41]就这毛病叫人讨厌。可是贝戈特又岂能写出《森-马尔斯》和《红封蜡》[42]那种有些篇章堪以传世的作品呢？”

德·诺布瓦先生刚才对我请他看的习作发表的意见，使我沮丧之极，想到我平日写篇短文，甚至认真思考一下都觉得那么力不从心，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智力极为贫乏，生来就不是当作家的料。当初在贡布雷，是曾有过一些很肤浅的印象，读贝戈特的书也有过一些感受，当时自以为它们有着重大的价值。我写的那篇散文诗，就反映了这些印象和感受；但这些为骗人的幻影所迷惑的印象或感受，不可能让德·诺布瓦先生上当，他一眼就能看穿它们。适才他让我明白了自己的身份有多么低微（当一位心地纯良而又聪明绝顶的内行从外部客观地看我之时）。我满心懊丧，感觉自己在变小；我的头脑有如一种大小依所装容器而定的流体，先前充斥着名曰天才的巨大容器，此刻却被德·诺布瓦先生一下子封死、压紧，顿时变成可怜兮兮的一小团东西。

“我和贝戈特的相识，”德·诺布瓦先生转向我父亲说，“说起来还颇有些跌宕起伏（也不妨说颇为有趣）。几年前，贝戈特到维也纳旅游，当时我在那儿当大使；他经德·梅特涅亲王夫人[43]介绍，来使馆拜会我，想让我邀请他出席招待会。按说他写了这么些书，在某种意义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一种很狭隘的意义上也算是给法兰西争了光，我作为法国政府的驻外使节，可以不因对他的私生活有所非议而不理他。可是他还有个旅伴，他要我连那位女士一并邀请。我想我并不是个古板的人，况且又是单身，我即使比结过婚、有了家室的其他大使把使馆的门开得稍稍大一些，也未尝不可。但是说实话，我觉着其中有一种近乎耻辱的意味，让我难以接受，联想到贝戈特书里那种凛凛然，或者直说吧，那种教训人的口气，我就更觉得作呕，他在作品中翻来覆去，带着几分——这是我们私下说说——颓废的色彩剖析自己痛苦的疑虑、病态的愧疚，为一丁点儿的过错，可以写出一大通冗长的说教（我们都知道这种说教有多少分量），而在私生活里，他居然行事这么轻率，脸皮这么厚。总之，我没有搭理他，亲王夫人来说项也没用。所以我想这位仁兄对我不会有好感，至于斯万同时邀请了我们俩，不知他心里作何想法。总不见得是他自己向斯万提的吧。不过也难说，他终究是个病人嘛。这恐怕也是他唯一的借口了。”

“晚宴上斯万夫人的女儿也在吗？”我趁着随大人往客厅而去的机会问德·诺布瓦先生，这时我的激动不像端坐在明亮的餐桌跟前时那么容易让人看出。

德·诺布瓦先生似乎在记忆中搜索了片刻：

“对了，是个十四五岁的姑娘吧？没错，我记得主人在饭前给我介绍了他们的这位女儿。她好像没待多久，很早就去睡觉了。要不就是去小朋友家了，这我记不太清楚。看来您对斯万家的人很熟悉啊。”

“我常和斯万小姐一起在香榭丽舍公园玩儿，她真好。”

“哦，明白了!的确如此，我也觉得她很可爱。不过我得承认，她可比不上她母亲，但愿我这么说不至于伤害您炽热的感情。”

“我更喜欢斯万小姐的脸，不过也很崇拜她母亲，我常去布洛涅树林，就盼着看见她从路上经过。”

“噢!我要转告她们，她们一定会很高兴的。”

德·诺布瓦先生说这句话时，有那么一小会儿的神情是我熟悉的，我在很多人的脸上见到过这样的神情，他们听我说斯万是个很聪明的人，他的父辈都是受人尊敬的经纪人，他的住宅很漂亮，便以为只要遇到别的同样的聪明人，同样受尊敬的经纪人同样漂亮的房子，我都会这么讲的；这就好比一个神志清楚的人在和一个疯子讲话，却又不知道对方是个疯子。在德·诺布瓦先生想来，看着漂亮女人觉得赏心悦目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所以逢到有人兴高采烈地说到某位漂亮的女士，有教养的人理应有所表示，让人觉得你相信他是堕入情网了，拿这一点开开玩笑打个趣，然后拍胸脯说一定帮他促成好事。当他许诺向吉尔贝特和她母亲提到我的时候（有了这一许诺，我就可以像奥林匹斯山的神祇那样化作一缕轻烟，或者像密涅瓦[44]那样改扮长者，叫人认不出地进入斯万夫人的客厅，引起她的注意，牵动她的思绪，让她感念我的爱慕，认为我是一位要人的朋友，觉得我值得被邀参加她家最亲密的活动），这位将要利用他在斯万夫人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来帮助我的要人，骤然在我胸中激**起一股浓郁的温情，我情不自禁地想去吻他的手，吻那双白皙而起皱、仿佛在水中浸得时间太久的手。但我还是克制住了这阵冲动，心想刚才这想吻未吻的神态，幸好别人没有看到。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要准确地判断自己的每句话、每个动作给旁人印象究竟如何，是很难的事；我们既怕把自己看得太高，又惯于把别人生活中的种种记忆所占的空间想得太大，所以总以为我们言谈、举止的琐屑碎片未必会进入谈话对方的脑海，更谈不上留在记忆之中。其实罪犯翻供在心理上也基于类似的假设，他们总以为现在这么说了，别人不见得有什么东西可以对证。即便就拿人类千年文明这样一个话题来说，报纸专栏作家认为一切都会被遗忘，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一切都会被保存，何以见得专栏作家的观点就一定更接近事实呢？就是同一份报纸，头版的社评在谈某个事件、某篇杰作，尤其是某位红得发紫的女歌星时，对我们说：“十年以后，还有谁会记得这些事、这些人呢？”而在第三版上，铭文科学院的研究报告却在津津乐道存世时间可以上溯到法老年代的事件和作品，一桩本身无关紧要的事情，一首全然无足轻重的诗歌，那些院士不照样说得出来龙去脉吗？对短促的人生而言，也许情形并不完全如此。若干年后，我有一次去朋友家做客，刚好德·诺布瓦先生也在那儿，我马上把他当作我所能遇到的最可靠的保护人，因为他是父亲的朋友，一向待人宽容，对我们更是乐于帮助，而且由于职业和出身的原因，说话极其谨慎。不料大使先生一走，有人就告诉我说，他方才隐隐约约地提到以前的一次晚宴，暗示他当时看见我想去吻他的手。我一听这话，顿时脸红到了耳朵根，德·诺布瓦先生竟然会这样说到我，他竟然会有这样的记忆，我实在是料想不到，一下子惊呆了。这人的嚼舌，让我明白了在人的精神活动中，走神或专心、记忆或忘却，居然都可以达到令人意想不到的程度；当初我读马斯佩罗[45]的书，第一次看到作者竟能一一写出公元前十世纪随同亚述巴尼拔[46]一起狩猎的那些人的姓名，着实吃了一惊，而此刻我的吃惊，实在不亚于当时的那一惊。

“哦，先生，”当德·诺布瓦先生说他要把我对吉尔贝特和她母亲的爱慕转告她们时，我对他说，“要是您这么做了，要是您对斯万夫人说起了我，我将终生感激不尽，我会永远听候您的差遣!可是我想告诉您，我并不认识斯万夫人，还没人给我引见过呢。”

我略一迟疑补充说了那句话，是不想让他觉着我在吹牛，故意说成和斯万夫人有过交往。但话没说完，我就感到说了也是多余的，我刚向他表示感谢，他的神情就无异于朝我的满腔热情泼了一瓢冷水。只见他的脸上露出犹豫、不快的神色，眼睑下垂，斜斜的目光（就像一幅透视图中表现某个面的透视关系、直逼视平线而去的斜线）凝视着心目中另一个无形的对话者，而他俩的对话，是此前一直在和他交谈的那位——这儿就是我——无须听见的。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我原以为自己说的那些话虽说不及表达胸中涌动着的感激之情于万一，但想必能打动德·诺布瓦先生，让他决定过问一桩在他只是举手之劳却会叫我欣喜万分的事情，其实也许唯有那些话（即使放在所有对我怀有恶意的人煞费心机想出来的种种坏话中间）起到的效果恰恰是让我指望落空。这就好比你刚和一个陌生人聊起对身旁过路人的印象，两人谈得挺投机，都觉得那些人俗气，冷不丁那人犯病了，摸摸口袋若无其事地说了句：“可惜我没带枪，要不他们一个也甭想跑得了。”这句话犹如一道鸿沟，一下子把你俩隔开了。德·诺布瓦先生知道，结识斯万夫人、去她府上拜访是极其平常、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也看出我的情形大不相同，这件小事对我而言弥足珍贵，因而想必困难重重。于是他心想，在我表现出的看似正常的愿望背后，一定还有某种不可告人的想法、某种令人生疑的目的、某种先前犯下的过失，之所以至今没人替我转达我的心意，原因就是人家知道那会惹斯万夫人生气。我心里明白，德·诺布瓦先生是决不会为我转达这份心意的，哪怕一连几年他天天都看得见斯万夫人，他也不会提到我一个字。稍后几天，有一次他从斯万夫人那儿打听来了我想知道的什么事，托我父亲转告我。但是他认为没有必要说出自己在为谁打听消息。所以她并不知道我认识德·诺布瓦先生，而且渴望去她府上。也许这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糟；既然我认识德·诺布瓦先生这事本身就不一定管用，那么我渴望见到斯万夫人更未见得能为它增添分量了。对奥黛特来说，她自己居家过日子平常得很，其中没有任何神秘之处，也没有半点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一个熟人的过访，在她眼里绝不会有我所感觉的那种传奇色彩。这不，我都恨不能拿块石头写上我认识德·诺布瓦先生，隔着窗子扔进斯万夫人家里去呢：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么做是粗野了些，可是传递的信息会使我在女主人眼里的形象高大起来，她不会因此不高兴的。其实我也知道，就算德·诺布瓦先生转达了我的心意，也不会有什么用，而只会引起斯万家对我的恶感，可是我不可能有勇气对大使先生说一声“无须费心”（倘若他答应了替我转致仰慕之意），也不可能有勇气放弃那份欢乐（无论结果会有多惨），那份因我的名字和我本人同时出现在吉尔贝特面前，同时进入我那么陌生的家庭和生活而得到的欢乐。

德·诺布瓦先生告辞以后，父亲随手翻看晚报；我又想起了拉贝玛。聆听她念台词的乐趣，由于及不上当初的期待而亟望充实，迫不及待地吸收一切可供作养料的东西，德·诺布瓦先生称赞拉贝玛的优点即在此列，我的心灵把这些优点一饮而尽，犹如久旱的草地把洒下的水一下子吸干。父亲把报纸递给我，指给我看上面的一则报道：“《菲德尔》演出盛况空前，艺术界及评论家名流荟萃一堂，拉贝玛夫人饰演菲德尔一角大获成功，为她辉煌的演艺生涯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这次堪称轰动戏剧界的重要演出，本报还将做更详尽的报道；值得一提的是最权威的评论家一致认为，此次演出对拉辛笔下最完美、刻画最精细的人物菲德尔做出了全新的诠释，堪称我们时代有幸见到的最纯净、最高贵的艺术表现。”我一见到“最纯净、最高贵的艺术表现”，便觉得这个新鲜的想法跟我在剧场里体验到，但还嫌不够的欢愉很相似，而且补充了它的不足，从而形成某种令人振奋的东西。我脱口喊道：“她真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有人大概会觉得我并非完全出自内心，但我们何不想想那许许多多的作家呢，他们对自己刚写出的东西不满意，而当他们去读一篇赞颂夏多布里昂天才的文章，或者想起某个令他们心仪的大艺术家，比如说哼起贝多芬某一乐句的时候，他们会玩味其中忧伤的情思，比照自己想在文章中表现的类似情感，脑子里充斥了天才之想，回头看自己的作品便也觉得其中大有才情，不再是原先想的那般模样，于是撇下“信德”二字对自己说：“毕竟不错啊!”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促成他们最终如此自得的全部因素中，有一个因素是夏多布里昂的华美篇章，他们沉湎于对这些篇章的回忆，拿它们和自己的作品相提并论，可是那终究不是他们写的呀；我们又何不想想那许许多多受尽情妇欺骗，却总相信她爱着他的男人呢；还有，那些悲痛欲绝的丈夫想到自己已经失去但仍然爱着的妻子，那些艺术家想到将来得以享受的荣耀之时，企盼的不都是旁人无法理解的永生吗？而另一些人企盼身后万事皆空，觉得这样才放心，不就因为理智告诉他们，否则死后就得为自己赎罪吗？再想想那些游客吧，尽管已经被日复一日的旅程弄得疲乏不堪，可你要是去问他们这次旅游开心不开心，他们不照样兴高采烈地说好吗？你想，我们头脑中有那么多想法杂处共存，但凡要让自己开心的想法，哪一个不是先像寄生虫一样从邻近的不同想法身上攫取养料，而后才发展壮大的呢？

父亲不再提起我的职业生涯，母亲可似乎不大高兴。她最放心不下的，是没有一套生活准则来约束我的任性。所以我想，感到惋惜的并非我放弃外交官的前程，而是我居然选择了文学。“你就别管了，”父亲大声说，“干什么事都得有兴趣才行。再说，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他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不会再改了，他应该明白怎样才能生活得舒心而有意义。”以后生活得舒心不舒心，先不去管他，反正父亲让我自己做主的这番话，当天晚上折腾得我不得安生。尽管这种出乎意料的亲切让我一时激动得想抱住他，吻他胡子上方红润的脸颊，只是怕他不高兴才忍住了。我就好比一个作者，眼看平时浮现脑际的种种思绪，因其尚未脱离自己而显得并无多大价值的种种遐想，竟然要让出版商费神挑选纸张，用说不定过于漂亮的字体来印刷，心里有些惴惴不安；我自问我的写作冲动是否真有那么重要，值得父亲给予这样的关爱。可是，他说我的爱好不会再改变，说我会让自己生活得舒心，却引起我忧心忡忡的两点猜疑。一是父亲这么说，言下之意是（尽管我每天都觉着还站在全新的生活的门槛前面，它将从明天才开始）我的生活已经开始，而且今后的生活不会再有多大改变。第二点其实只是上面一点换了个形式，那就是我已不再置身于时间之外，而是受它制约，有如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当我在贡布雷把身子埋在遮阳柳条椅里读小说，关注着那些人物的生活的那会儿，我曾为他们无法挣脱时间的摆布而伤心过。从道理上说，我们知道地球在转动，可事实上我们感觉不到这转动，我们行走时，脚下的地面看上去根本没在动，让人尽可放心。在生活中，时间也正是如此。小说家为了让读者感觉到时间的流逝，非得把时针拨得飞快，叫人在十分钟里过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可。在这一页的开头，某人还是个充满憧憬的恋人，可到了下一页的末尾，我们看到他已是八十老翁，在一座养老院的院子里步履蹒跚地散步，往事已不记得，人家的问话也不搭理了。父亲说的我“已经不是孩子，兴趣不会再变”云云，让我一下子觉得自己置身在时间之中，虽然还不是养老院里智能衰退的老人，也已经是那些小说中的主人公，由着作者以漠然（因而更残忍）的口吻在书末告诉读者：“他离开乡间的次数愈来愈少，就在这儿终老了……”

父亲担心我们会对贵客有所微词，先自对着妈妈说：

“我承认这位诺布瓦老爹是有点，照你的说法，有点背时。他说问巴黎伯爵‘太出格’，我真怕你会当场笑出来。”

“才不会呢，”母亲说，“一个这么有地位又上了年岁的人，还能保持这份童心，我是非常欣赏的，这说明他为人正直而且极有教养。”

“一点不错!他还很机灵、很聪明，这我都清楚，他在委员会里跟在这儿完全不一样，”父亲大声说，妈妈赞赏德·诺布瓦先生，让父亲很高兴，他一心想让她知道，这位先生比她想的还要棒，因为，正如戏弄好贬低、真诚是好拔高的，“他怎么说来着……‘王公贵胄的事情难说得很……’”

“对，就是这么说的。我当时就注意到了，真是很巧妙。看得出他阅历很深。”

“奇怪的是，他居然会去参加斯万夫人家的晚宴，而且在那儿遇见的人个个举止端方，有的还是官员。这些人斯万夫人是从哪儿弄到的？”

“他那句俏皮话‘上那座屋子去的好像都是男士’，你可曾注意到？”

两人追想德·诺布瓦先生当时的神态，就像回忆布雷桑或蒂隆在《女冒险家》或《普瓦里埃先生的女婿》中念某句台词的语调。不过，对德·诺布瓦先生说过的话感到最受用的，当数弗朗索瓦兹，甚至好几年过后，只要有人提起大使先生曾经称她为第一流的厨师，她还会笑逐颜开，这个荣誉称号当时由母亲赴厨房代为颁布，犹如国防部长转达来访君主检阅后的道贺。其实还是我比妈妈先去厨房，因为弗朗索瓦兹这位残忍的和平主义者答应过我，宰杀兔子时不让它太受罪，我得去看看情况究竟怎样；弗朗索瓦兹让我放心，说那一刀干净利落，“我从没见过这么乖的畜生，一句话也不说就断了气，倒像个哑巴似的”。我对动物的语言知之甚少，便对她说兔子也许不像母鸡那么会叫。“不见得吧，”弗朗索瓦兹对我的无知颇不以为然，用不屑的口气对我说，“谁说兔子叫得不如鸡凶啦？它可叫得响多了。”弗朗索瓦兹接受德·诺布瓦先生的称赞时，神情自豪而坦然，目光欣喜而——有那么一瞬间——充满智慧，犹如一个艺术家在听别人谈论他的艺术。母亲曾经送她到几家大饭店去观摩大师傅烧菜。那天晚上我听她管最有名的饭店叫小馆子，觉得挺逗，就像以前听说演员的演技未必和名声相符一样。“大使先生说了，”母亲对她说，“您做的冷牛肉和蛋奶酥，别的地方是吃不到的。”弗朗索瓦兹静静地听着，谦虚的表情中透出受之无愧、根本没在乎大使头衔的神气；德·诺布瓦先生把她当大厨，她也就很友好地说他“是个好心的老家伙，和我一样”。他来做客的那会儿，她挺想看他一眼，可又知道妈妈最恨有人在门窗后面探头探脑，心想别的仆人或看门人会告诉妈妈她在偷看（在弗朗索瓦兹眼里，嫉妒和谗言无处不在，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她的想象中作祟，正如耶稣会会士或犹太教徒搞阴谋的念头老在某些人脑子里打转），所以她只敢从厨房里往外瞅，“免得夫人有闲话”。她觉得德·诺布瓦先生挺机灵，“就像勒格朗丹先生”——其实他俩没有一点相像之处。“哎，”母亲问她，“这是什么道理呀，为什么别人做肉冻总比不上你呢？”——“我也不晓得这是什么回事。”弗朗索瓦兹回答说（她不大弄得清，至少在某些场合，什么和怎么用法上的区别）。不过她说的有一半是实话，因为她无法——或者说不愿——揭示她的肉冻或奶油的奥秘，风雅绝俗的女子对自己的装扮、享誉舞台的演员对自己的歌喉，都有类似的情形。她们的解释往往让人不得要领；我们家这位厨娘亦然。“他们用的火太猛，”她在回答中评说大饭店的厨师，“火候又不调匀。烧牛肉哇，得烧得像块海绵，那才能把汁水都收进去。不过有一家小餐馆，我觉得他们还算会烧。肉冻跟我的当然还不一样，可也算不错了，蛋奶酥里奶油也放得挺多。”——“是亨利饭店吗？”父亲刚走过来，他和同事定期去加荣广场的这家饭店聚餐，所以这么问道。“哦，不是!”弗朗索瓦兹说，柔和的话音里藏匿着鄙夷之心，“我在说一家小饭馆呢。亨利当然挺好，可那不是饭馆，那是……一爿饭铺!”——“韦伯饭店？”——“啊!不是，先生，我说的可是个好饭馆。韦伯在王宫街，可那不是饭馆，那是啤酒馆。我不知道他们可曾伺候您用餐来着。我想他们只怕连餐桌布都没有，菜盘就那么往桌上一放，马虎极了。”——“西罗饭店？”弗朗索瓦兹微微一笑：“哦!那儿我看菜不怎么样，倒是有好些交际场（弗朗索瓦兹说的交际场，就是指交际花）。那是小伙子去的地方。”我们看到，不动声色的弗朗索瓦兹，对那些有名的厨师来说是个可怕的同行，就连最嫉妒、最自负的女演员想必也不会比她更可怕。但我们又感觉到她对这门手艺的态度还是端正的，对传统也是尊重的，因为她接着说：“不，我说的是个做家常菜的饭馆。人家门面还不小哩，先前生意也红火来着，赚了不少苏呢（节俭的弗朗索瓦兹用苏数钱，不像那些浪**子用路易数钱）。夫人是认识的呀，过了大街往右，再靠后些……”原来，她半是骄矜半是天真地说了半天，要为它讨个公道的饭馆就是……英吉利咖吧。

走完亲戚家（外婆说她家就不用去了，因为我们要去吃晚饭），我奔到香榭丽舍公园，把一封信交给那个老板娘，请她转交斯万家的仆人，那人每星期要去那儿买几次香草面包。这封信，从吉尔贝特让我感到痛苦的那一天起，我就决意要在新年交给她。我在信中说，我俩从前的友情随着旧岁而消逝了，从元旦这天起，我将忘却我的忧愁和怅惘，我俩将建立起一种新的友谊，它坚实，没有力量能摧毁，它美好，我但愿吉尔贝特能费心呵护，让它永远这么美，也希望她能像我对自己承诺的那样，一旦发觉它可能受到伤害的苗头，就马上告诉我。回家的路上，弗朗索瓦兹让我在王宫街的拐角上停一下，她在那个露天摊铺上给自己挑了两件新年礼物：庇护九世[47]和拉斯帕依[48]的照片，我呢，买了张拉贝玛的照片。这位女演员为成千上万的人所仰慕，却始终只回以这张脸容，千篇一律，一成不变，有如一个没有替换衣服的人身上的那件衣衫，呈现在这张脸上的永远是嘴唇上方那细细的褶皱、那挑起的眉毛，以及别的一些脸部特征，看来看去都是它们，都是些让人担心有一天会经不住火烧或碰撞的东西。这张脸，单独这么看我并不觉得很美，可是它使我有一种联想，从而渴望吻它，不仅因为它想必承受过许许多多的吻，还因为我觉着，在那么些照片中间，它仿佛正以妩媚动人的目光和有意显得清纯的笑容呼唤更多的吻。拉贝玛在菲德尔角色掩饰下**的那些欲念，想必对许许多多年轻人都曾有过，而凭她的名声为她增添的美丽、帮她永驻的青春，那些欲念在她原也是轻易就能满足的。天色暗下来了，我驻足在剧院的海报柱前，圆柱上贴着拉贝玛元旦上演剧目的海报。一阵湿润的和风轻轻拂过。这是个我熟悉的时节啊；我心头一动，预感到元旦这一天和其他日子不会有什么不同，它并不是一个新世界的开始，这个新世界有如一尘不染的创世纪初，让我可以重新认识吉尔贝特，仿佛还不曾有过以往，仿佛她有时让我感到的惆怅，连同预示日后惆怅的迹象，都一扫而光：在这个新世界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唯有一件事是往日就有的：我要吉尔贝特爱我。我明白，我的心企望在它周围重建一片新天地，取代未能满足它的旧天地，是因为我的心没有变，我想吉尔贝特的心也不见得会变；我感觉到新的友谊依然是那样，正如重新开始的岁月不会和从前隔着一条鸿沟，我们的意愿无法影响和改变新的一年，而只能悄悄地给它换个不同的名称。我枉然把新的友谊献给吉尔贝特，我要按自己的意愿赋予新年这一天特殊的印记，就好比要把宗教理念加给莽莽苍苍、自生自灭的大自然，只会是徒劳无功；我觉着它并不知道人家称它为新年，它毫无新意地结束于霭霭的暮色：在吹拂着海报柱的晚风中，我又认出，又感觉到了以往岁月中那种永恒的、习以为常的况味，那种熟悉的湿润的空气，那种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流逝的意蕴。

睡下后，节日入夜仍喧闹的街市声使我无法入眠。我想到将在欢乐中度过这一夜的人们，想到那个情人，想到此刻也许还在剧场门口的人群，他们想必在海报预告的今夜演出结束之时等候拉贝玛出来。我想让不眠之夜被这些思绪搅得乱麻似的心情平静下来，但我没法儿让自己相信拉贝玛也许并没涉足爱河，她念的台词，她久久浸润其中的诗句，随时都在提醒她爱情是多么美妙，她要是不懂爱情，又怎能把观众曾经感受过——但被她演得分外强烈，而又充满匪夷所思的柔情蜜意——的种种**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打动每个观众的心呢？我重新点燃蜡烛，再一次看着她的脸。想到这会儿她大概正被那些男人拥在怀里，我既无法阻止他们把销魂而朦胧的欢乐给予拉贝玛，也不能阻止她接受这欢乐。我内心的激动比肉体的想望更使我痛苦，我的愁绪在号角声中变浓，从一家小酒馆传来的号声，有如四旬斋后的狂欢日或别的什么节日之夜的号角，但由于没有了诗的意境，听起来比“林子深处的夜晚”更忧郁。此时此刻，我所需要的也许并非吉尔贝特的信吧。我们的愿望会相互干扰，在生活的纷繁中，幸福很难得恰恰降临在企盼它的愿望上。

天气晴朗时，我仍然去香榭丽舍公园，街旁那些粉红色的精致房舍，看似沐浴在（当时正好水彩画展很风行）云朵轻盈飘过的天空中。要是我说当时就觉得加布里埃尔[49]的建筑与周围的楼房属于不同时代，而且比它们美得多，那便是说谎了。当时在我的心目中，工业宫，或者说至少特罗卡代罗宫吧，是更有风格的，而且我自认为它们是更古老的建筑。我的少年时代沉浸在一种**不安的睡梦之中，那时漫步经过的街区，也都被披上了梦幻的色彩。我怎么也想不到王宫街上会有一座18世纪的建筑。倘若有人对我说，圣马丁门和圣德尼门，这两件路易十四时代的杰作，跟那些脏兮兮的地区别的房舍不是同一时期的建筑，我准会感到吃惊呢。但有一次，我驻足在加布里埃尔的那座宫殿式建筑跟前，久久地注视过它；当时夜色已经降临，在月光中失去质感的廊柱仿佛是纸板剪成的，使我想起轻歌剧《俄耳甫斯在地狱》中的布景，第一次给了我美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