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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第3页）

2004年末，陕西省有关部门根据各项经济指标，对全省80多个县进行综合测评，公布了2003年经济发展实力20强，其中神木、蒲城、户县、靖边、城固依次分列前5位。

结果公布后，立即引来各方议论，甚至引起中央领导和国务院的高度关注。原因是其中的靖边、蒲城属于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神木、城固是陕西省扶贫工作重点县。全省经济5强县中居然有4个是贫困县，令人匪夷所思。

其实，这正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

以其中的蒲城县为例。该县24个乡镇，64万农业人口，2003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30。8亿，地方财政收入0。98亿，在全省经济实力排名第二。可是该县仅中小学教师就有8000多人，全年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就要1。7亿元，每年财政赤字在2000万元以上，财政负债总额超过5亿元，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强县、财政穷县，“繁华”的其实只是县城。

由于该县有几家中央和省直属企业如电厂、水泥厂，带动全县经济总量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成了经济强县。可是这种仅仅根据GDP指标测算的经济总量，并无法惠及全县农村贫困人口。全县90%以上的贫困人口集中在自然灾害十分频繁的“二滩（南部卤泊滩，东部洛河滩）、一带（中部旱腰带）、一区（北部沟壑区）”，贫困人口高达19。41万人，甚至被迫“嫁儿、嫁女、嫁父母”。某村301户，30岁左右娶不到媳妇的光棍达38人，自然村落逐渐萎缩　8。

民工潮涌，正在改变社会结构

三农问题是一个俗称，许多学者认为，在我国其实存在着“四农”问题，即还有一个农民工问题。农民工问题在我国正在越来越突出，并且必将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

资料表明，1994年我国大约有0。3亿农民工进城，2004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1。38亿人，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专家预测，相对于我国8亿农村人口、5亿农村劳动力来说，这个过程还仅仅是开始，将会一直延续到2030年以后。

农民工问题的实质，同样是二元经济结构，或者说是“一国两制”。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的城乡两种不同身份居民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工处在一个“既不着（农）村、也不着城（市）”的环境中，在农民工个人收入转移支付、个人及家庭公共服务方面形成一个巨大缺口。最典型的是，2003年“非典”（SARS）流行时，由于农民工得不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从而引发数百万农民工大逃亡，最终迫使政府加快对农民工政策进行调整。

从历史上看，国家对农民工政策经历了“红灯”、“黄灯”、“绿灯”3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84年，属于“红灯”阶段，国家基本上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从1984年到20世纪末，处于“黄灯”阶段，国家摸索着允许农民进城，但进城农民在就业、居住方面屡屡触犯地方政府的各种土政策；进入21世纪后，由于政府在第10个五年计划中首次明确提出要促进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并且提出了“每年800万”的目标，农民工政策开始步入“绿灯”阶段　9。

但显而易见，这个“绿灯”仅仅是政策“绿灯”，并没有从实质上解决“一国两制”问题。这样一来，就使得农民工问题更加突出。

尤其是农民工大量涌入沿海地区发达城市，使得某些城市的居民结构中农民工已经占大多数。这些农民工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可是却分享不到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丰硕成果。

2004年，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部分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彻底改变了有些人头脑中“农民工是廉价劳动力、要多少有多少”的错误观念。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地区的农民工工资实在太低。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工平均工资只有每月600元左右，与这些农民工的父辈、20多年前在这里打工的农民工工资水平相仿。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如此迅速，可是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却“20年不动摇”，这对他们来说很不公平！　10

与企业老板相比，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但他们有用脚投票的权利——这里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民工荒就这样出现了。

“留爷处”在哪里？2005年春节过后，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纷纷首选长江三角洲作为进城务工的落脚地。他们认为这里有两大优惠条件，一是农民工工资平均水平，要高于珠江三角洲等其他集中吸纳农民工的地区；二是务工手续相对简单。

尤其可爱的是，在2004年全国评选出来的“10个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中，位居第二的江苏省无锡市还有另一项“单项最佳”，那就是它还同时被评为“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城市”！

1　2001年2月13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研究院合作，在北京举办了“21世纪扶贫与发展”系列国际研讨会。会上，世界银行根据33个发展中国家贫困状况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人均每日消费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请注意，该标准是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制定的，发达国家的标准要远高于此。例如在美国，2000年美国三口之家的贫困线标准为1。41万美元，平均每人每天13美元。

2　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从2006年1月1日起被依法废止。这标志着已有2600年历史的“皇粮国税”在我国正式谢幕，标志着中国农业正式和国际惯例接轨，开始进入“少取、多予、放活”的新阶段。

3　温铁军、朱守银：《中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试验研究》，2005年12月17日中国经济网。

4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0%。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66亿元。见《拜拜，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新华社。

5　陈娉舒：《剖析城乡差距现状，中国如何面对五大挑战之首》，2004年3月5日中国青年报。

6　2006年1月2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

7　《拜拜，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新华社。

8　吴泽平、华野：《新闻调查：贫困大县为何又是经济强县》，2004年11月18日中国改革报。

9　农民工政策从“红灯”到“黄灯”再到“绿灯”的原因有以下4方面：首先是1988年，我国开始实行以“价格闯关”为名的市场化改革，随之出现了大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改制过程中都出现过的物价大幅度上涨。当年我国消费物价指数上涨18。6%，个别大城市如北京物价上涨指数超过25%，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紧随其后的是1989年开始的3年经济萧条，农民收入直线下降，不得不外出寻找就业机会、增加现金收入。其次，“价格闯关”失利后全国出现大抢购，乃至发生银行挤兑风潮。这时国家立即采取银根紧缩政策，结果“城里感冒，农村吃药”，紧缩政策首当其冲的是以乡镇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得不到贷款，失去银行资金支持，不但无法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而且还迫使原来“储存”在乡镇企业内部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民工，不得不“离乡”、“进城”。再次，1992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取消食品和生活必需品按计划凭票供应制度，农民工大规模进城流动的条件至此已经完全具备，所以当年就出现了4600万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局面。最后，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全国一下子冒出了8000多个开发区，处处开发房地产，投资压力得到突破性释放，形成了对农民工的大量需求。

10　李德水：《农民工收入还停留在20年前的水平，这不公平》，2005年1月25日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