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沿双向四车道主干道南行,路面修补痕迹深浅不一,补丁边缘开裂。沿街建筑从低矮住宅渐变为办公楼,褪色广告牌上仍可辨认哈夫克的蓝色几何商标。行人稀少,路口偶有穿深色制服的武装人员站立。
“那些是什么人?”佩恩问。
“政府军士兵”,前排的联合国政治观察员转过头,他已在阿尔及尔待了三个多月,“城区内有固定哨点,城外控制力很弱。出城最好乘军方护卫车辆。”
中巴停在一栋四层白色建筑前,门口挂着蓝底“联合国阿萨拉支助团”标识牌,门卫检查证件后示意通过老式金属探测门。
佩恩走过时门框发出短促蜂鸣,门卫瞥了眼他腰间皮带扣,未作声。
二楼会议室长桌边缘留着水杯烫过的白印,十几名考察团成员各自落座,有人打开笔记本电脑,有人掏出纸笔。
兰德尔摊开行程单,对着某个地点看了几秒,微微皱眉。
“巴克什的情况你们了解多少?”佩恩问对面一位年轻女性,她胸牌上写着“无国界医生”,二十五六岁,细边眼镜,头发束在脑后。
“我去过两次,巴克什是阿萨拉突尼斯大区最北的海港城市,也是政府军北部军区战略枢纽,不过现在已经被分裂割据。目前被一堵高墙从中分开,墙南是哈夫克控制区,墙北是阿萨拉卫队地盘。”
“平民可自由往来吗?”
“理论上可以,但关卡检查极严,耗时漫长,非当地居民通常无法通过。哈夫克一侧有自动识别系统,非授权人员无法接近高科技设施。北侧老城区虽传统狭窄,但阿萨拉卫队布设了大量路障与狙击点。即便持证也可能被长时间拦截,且无法保证不被误判为渗透人员。”
兰德尔在笔记本上潦草写了几行字,合上本子靠向椅背,“何时去巴克什?”
“明早出发”,联合国观察员还在规划行程,“车程约六小时,中途不停。”
入夜后气温骤降十度,佩恩没参加集体晚餐,独自沿酒店外街道走了一段,在小店买了两瓶水。花白头发的店主坐在柜台后看着新闻频道,屏幕上滚动播放阿萨拉局势报道,闪过受损建筑与车辆残骸的画面,角落跳动着快门声与数据代码片段。
“你从哪里来?”
“美国。”
店主目光在电视上停了两秒,又移回佩恩脸上,“这地方很多人都想离开,你为什么来?”
佩恩把水放进外套口袋,“过来看看。”
次日清晨,中巴沿海岸公路东行,海面呈灰蓝色,晨光下泛着波浪状深色纹理。
佩恩靠窗望着地平线处渐渐淡去的浪痕,兰德尔在旁边翻阅当天简报,纸张翻动声在安静车厢里格外清晰。
四小时后路面变窄,植被稀疏,村庄间距拉长,废弃房屋门窗钉死,墙面裂纹纵横。沥青碎裂成不规则块状,车轮碾过发出细碎颠簸声。
“前方进入巴克什外围”,副驾驶的观察员举起望远镜望向天际线,“我们在东南侧外围停车,难民营允许进入,人道主义通道有协议保障。”
车子停在土质停车场,佩恩下车脚踩松软红棕尘土,比国内任何土质都干燥。西风卷起热沙打在裤腿上,沙沙作响。
前方是白色与蓝色波纹板搭建的临时建筑群,二三十顶帐篷与简易板房排列在平整地面上。
红新月会工作人员在营区入口忙碌:搬运物资、为女孩包扎膝盖、端着水桶往返。
“可以进去参观。”穿灰色短袖的志愿者向导走来,“但请保持安全距离,不要拍正面照片,不要进入病房与儿童区。”
佩恩点头跟随,压实沙土路两侧帐篷大小不一,有的用防雨布加固,有的仅以木桩撑起帆布,在风中微颤。
几个孩子在空地追逐,衣服不洁,神情却与普通孩童无异。
一个三四岁男孩蹲在地上用树枝画着什么,抬头看了佩恩一眼,又低下头继续。
“营区目前多少人?”
“我们这里约七千八百人”,向导脚步未停,“年初起每月有大量人口从南、西方向逃来,高峰时日增五百人。居住面积已不足,部分家庭住在帐篷外。”
“卫生条件怎么样?”
“很困难,两口井水量不足,限量供应。旱厕数量远远不够,夏季臭气熏天,污水处理不及时,容易引发痢疾与霍乱。上周数名儿童腹泻,其中一人未及时送医,当日恶化死亡。诊所仅有两名医生,而且设备药品短缺,部分特效药长期断供,只能处理皮肤感染与轻伤,有的时候只能用汽油消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