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私下问过姑妈:“姑妈,你跟远舟叔感情好不好?”
姑妈白了我一眼:“什么感情不感情的,过日子就过日子呗。”
“那你怎么还给他写那个字据?”我问的是每月给生活补助的那个协议。
姑妈哼了一声:“那不是怕他拿了钱跑了嘛。写清楚了,他就知道这是我的家,他得听我的。”
我当时觉得姑妈精明得可怕,后来又觉得她精明得可怜。
日子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过着,直到去年春天,一个消息像炸雷一样在青柳渡炸开了——姑妈要跟远舟叔离婚。
消息是我妈告诉我的。那天我加完班回到出租屋,接到我妈的电话,她在电话那头又急又气:“你姑妈那个死脑筋,六十岁的人了还要离婚,她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因为什么?”我问。
“谁知道因为什么!你远舟叔在村里伺候了她十几年,伺候她爹到死,她现在翻脸不认人了!你说这叫人干的事吗?”
我妈越说越激动,我爸在旁边劝她。我隐约听见我爸说:“丽华的事情你别管,她自己做的决定自己负责。”
挂了电话,我坐在出租屋的沙发上发了很久的呆。窗外是青城的万家灯火,我的脑子里全是青柳渡的影子——石榴树,砖瓦房,远舟叔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姑妈站在院门口扯着嗓子喊“吃饭了”的声音。
第二天我跟领导请了假,开车回了青柳渡。
三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一直在想姑妈为什么要离婚。按说两个人都过了大半辈子了,远舟叔对她好,对家里尽心,没有家暴没有出轨,日子虽然紧巴但能过得下去。姑妈六十岁了,在镇上的服装厂早就退了休,每月领着两千块的退休金,远舟叔在村里打零工,加上姑妈给他的补助,两人不富裕但也不至于饿死。
到底为了什么?
车拐进村口的时候,我看见了远舟叔。他站在路边,手里提着一个编织袋,看样子是要搭车去镇上。我把车停下来,摇下车窗喊了他一声。
他愣了一下才认出我,笑着说:“颖颖回来了?长变样了,城里人就是不一样。”
他的笑还是那么实在,可眼底有一层灰蒙蒙的东西,像是青柳渡冬天早晨的雾气,挥之不去。
“远舟叔,上车吧,我捎你去镇上。”我说。
他把编织袋放在后座,自己坐上副驾驶,动作小心翼翼的,生怕弄脏了我的车。我注意到他的手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垢。
“远舟叔,姑妈跟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她想离,就离吧。强扭的瓜不甜。”
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被抛弃的男人。
“她为什么想离?”我问。
远舟叔看着车窗外的田野,过了好半天才说:“她嫌我没本事,挣不到钱。前阵子镇上有个人追她,开小超市的,家里有点底子。”
我愣住了。万万没想到是这样。
“那个人叫陈耀祖,”远舟叔继续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情,“比你姑妈小两岁,也是二婚,在镇上买了房子,天天请她吃饭唱歌。她说跟着他比跟着我强。”
“那你同意离婚?”我脱口而出。
远舟叔笑了,那笑容里有说不出的苦涩:“我同不同意重要吗?她的心不在了,留着人有什么用?”
车到了镇上,远舟叔下车,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十块钱要给我当油费。我没要,他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五十块钱,看着我倒车调头。
我在后视镜里看见他站了很久,编织袋靠在腿边,像一个等车远行的人,又像一个无家可归的魂。
我没直接去姑妈家,而是先去找了村里的老支书赵德厚。赵德厚今年七十三,在青柳渡当了二十多年的支书,村里的大事小情没有他不知道的。
赵德厚坐在自家院子里喝茶,看见我来,叹了口气:“为了你姑妈的事来的吧?”
“赵爷爷您知道?”我搬了把椅子坐下。
“全村都知道了。”赵德厚给我倒了杯茶,“你姑妈去镇上法院起诉离婚,一审被驳回了,她还去上诉了。这都什么事啊!”
“被驳回了?”
“对。”赵德厚喝了口茶,“法院说他们夫妻感情没有破裂,不予离婚。可你姑妈不死心,又要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