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北京开始凉了。
窗外的槐树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掉。
傍晚下起了雨,不大,淅淅沥沥的,打在窗户上像有人用手指在轻轻敲。
我把窗台上那盆绿萝往里挪了挪,雨水溅不到,但叶子上还是沾了一层湿气。
绿萝的藤蔓已经拖到了地板,我蹲下来把最长的几根枝条缠回暖气片上,腾出走路的地方。
三天后他飞美国。
这个日期从他拿到offer那天起就悬在我们头顶,像一把慢慢往下落的刀。
我们都不怎么提这件事——他说他的航班号时语气像在播报明天的天气,我说好的时候语气像在确认超市的购物清单。
两个人都装得挺像那么回事。
但我知道他书包里已经开始装东西了。
前天他在沙发上打开一个文件夹,里面是打印出来的行李清单,密密麻麻两页纸,从“转换插头”到“老干妈”列得整整齐齐。
他看到我在看,就把文件夹合上了。
不是不想让我看,是不想让我看到他紧张。
昨天他带来了一个空的小纸箱,说是要在公寓里留几样东西——几本翻烂了的托福单词书、一支笔壳磨掉漆的自动铅笔、一个写了一半的草稿本。
他把这些东西放在衣柜最下面的抽屉里,和我的束缚带、羽毛、眼罩放在一起。
他说这些太重了不想带去美国。
我知道他在撒谎——几本单词书能有多重。
他是想在走之前在这个房间里留一点自己的痕迹。
今天是他在公寓的最后一个晚上。明天他要回家收拾行李,后天去机场。最后一个晚上。
下午他进门的时候没打伞,校服外套上全是雨珠,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
我拿蓝毛巾给他擦头,他站在玄关低着头让我擦,像一只被雨淋了的猫。
毛巾裹着他的头发揉了两下,他忽然伸手抱住我的腰,把我整个人拉进他怀里。
校服的凉意透过我的T恤传过来,但他的脸埋在我颈窝里是热的。
他在玄关抱了我很长时间,久到楼道里声控灯灭了又亮了一次,谁都没说话。
然后他松开我,脱了鞋,换上那双蓝拖鞋,把湿校服挂在暖气片前面晾,只穿一件白T恤和深蓝色长裤,光着脚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来。
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打开书包拿作业,只是坐在那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看着茶几上那盘葡萄。
“姐姐,”他说,“今天我不写作业。”
“那你想干嘛。”
他抬头看我。
眼睛里的颜色比平时深,瞳孔微微放大,像是已经在心里把这个问题翻来覆去想了很多遍。
“我想——你对我做所有的事。所有你以前没做过的、想做的、不敢做的。我都要。”
我靠着卧室门框看着他。
窗外的雨大了一点,雨点打在玻璃上,把路灯的光模糊成一片橘色的雾。
他在沙发上的姿势和第一次来时一模一样——背挺得很直,手放在膝盖上。
但他说的话和那时完全不同了。
那时他说“这里好像家”,现在他说“所有你以前没做过的”。
“你确定。”
“确定。”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没有犹豫,也没有那种为了逞强而故意提高音量。
就是平平淡淡的,像是在确认今天的日期。
“后天我就飞了。姐姐。二十多个小时以后我就不在这个城市了。我要你对我做所有的事。我不要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