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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思潮的兴起（第2页）

吴、朱等人的考证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这部被当时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的地位随之产生了动摇。

从南宋开始，历经元、明、清各代，对梅赜所献之书的辨伪便成为考据学家的热门课题，但由于复杂的原因，伪《尚书》仍在半遮半掩之中得以大行其道。直到清朝康熙年间，经著名考据学家阎若璩的不懈努力，这一伪书的真实面目才被彻底揭穿。

阎若璩在少年时便对梅氏所献书中所谓“逸文”的真实性感到怀疑，成年以后便下定决心要把这一历史悬案搞个水落石出。他前后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对梅氏所献本子进行了精深的研究考证，终于完成了一部给梅氏伪书盖棺定论的著作——《古文尚书疏证》。在这部书中，他列举了128条证据，令人信服地彻底戳穿了梅氏本的骗局。从大的方面来看，有下列三点可证其伪：1。作伪者将先秦古籍中有关《尚书》的只言片语加以精心连缀，以成所谓“逸文”，而阎若璩对这些“逸文”的最初来源都一一查出。2。作伪者又将孔子编定《尚书》时所写《书序》中的若干标题，移植到25篇“逸文”中，让人感到其来之有绪。3。为了弄假成真、蒙蔽世人，作伪者将伪文与伏生所传真文仔细掺和，并煞费苦心地伪造了所谓孔安国的译文和注释。这一高级赝品可谓机关算尽，但由于吴械、阎若璩等学者的不懈努力，证明古文《尚书》确是晋人伪作，这场自北宋末到清康熙年间长达五六百年之久的关于伪古文《尚书》的疑辨至此已基本定案。

就在吴械、朱熹、阎若璩等学者怀疑古文《尚书》并着手寻找证据考辨之时，今文经学派又开始了对《左传》、《周礼》等先秦典籍真实性的漫长怀疑。在这个过程中，今文家怀着对最早提倡古文经学的西汉末年刘歆的嫉视，说他伪造了《左传》和《周礼》，同时还“遍伪群经”，直至窜乱《史记》，罪名越来越严重。经宋人林栗、元人程端学等今文家一路怀疑下来，至清代著名今文家刘逢禄写成《左氏春秋考证》一书，对刘歆的所谓“伪造”《左传》的劣迹给予了系统的揭发。在刘逢禄看来，历史上曾经有过名为《左氏春秋》的书，一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但冒名的《春秋左氏传》乃是东汉以后的以讹传讹，而其始作俑者实为刘歆。刘逢禄为此断言，后世流行的《左传》，是刘歆出于贬低今文的《公羊传》，为王莽篡汉提供历史根据的目的而与《周礼》一块捏造出来的。到了清末，那个在戊戌变法中爆得大名的南海才子康有为，除全部继承了刘逢禄的论证外，进而从现行《左传》的来源、形成上再次证实其为伪书外，还在其代表作《新学伪经考》一书中，进一步断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是古文经全部是刘歆的伪作，故称为“伪经”。因为这些伪经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为了弘扬孔子之道，必须摒弃刘歆之伪经。

关于《新学伪经考》的得名，康有为说得更加明白：“王莽以伪行篡汉国，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伪君、伪师，篡君、篡师，当其时一大伪之天下，何君臣之相似也！然歆之伪《左氏》在成、哀之世，伪《逸礼》、伪《古文书》、伪《毛诗》，次第伪之，时莽未有篡之隙也，则歆之畜志篡孔学久矣；遭逢莽篡，因点窜其伪经以迎媚之。……而歆身为新臣，号为‘新学’。”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康有为从多方面作了论证，全盘否定了传世的古文经传，从而动摇了现存的儒家经典。尽管康有为在考辨古文经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武断现象，有些观点经不起推敲，甚至属于误断，但凭着康有为的名声，在当时的政治界、学术界仍然产生了相当大的震动。这篇疑古的文章，在政治上遭到了清政府三次降旨毁版的命运；在学术上，则直接影响了后世疑古辨伪风潮的兴起，直至引发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的产生。

1917年，27岁的胡适自美国学成回国，担任了北京大学教授，接替陈汉章讲授中国哲学史。授业之始，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编写讲义，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远古的历史和古代哲学家的遗著。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采用“截断众流”的方法，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在开篇“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一章中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了三皇五帝和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胡适之所以丢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不讲，而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是因为他对中国远古时期神话传说和史实杂糅的记载持根本的怀疑态度，所以才有了“东周以上无史”的讲法。

就在胡适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哲学史课时，对将周宣王之前的历史全部抛弃不用的治学思想和方法，已在北大读书并选修胡适课业的顾颉刚等听后深表佩服。据后来顾颉刚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后来，胡适又发表了《水浒传考证》和辩论井田制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给顾颉刚以深刻的触动和启迪，顾颉刚说：“可见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积累的层次。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会，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

胡适留美时师从名教授杜威，将其实验主义简化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大力鼓吹，风靡一时。1919年，在新文化运动的**中，胡适又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一时从者云集，一大批青年学者在他的旗帜下走上了这条道路。正因为这个缘由，从1920年起，胡适与顾颉刚的交往日益频繁起来，顾颉刚开始按胡适的学术指导思想撰写《清代著作考》。之后两人共同策划编辑《辨伪丛刊》，其间得到了学界名人钱玄同的赞同与响应，三人不断来往商讨，使这个事情越闹越大，并最终拉开了古史辨运动的序幕。

以胡适为主编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委会成员合影。右起：陈垣、朱希祖、顾颉刚、胡适、马衡、沈兼士、徐炳昶。

1922年，顾颉刚在整理上古史的过程中，把《诗》、《书》和《论语》三部书中所载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并加以比较，发现“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于是他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也就是说，古籍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而造成的，神话传说发生的时代，其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排列系统恰恰相反——这便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史学界影响颇大的顾颉刚的学术精髓——“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1923年2月，顾颉刚致书钱玄同，进一步表明了他的这一观点。这封信于同年5月6日在《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标题发表时，顾颉刚又加了个按语，申明自己的主要观点：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面，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胡适对顾颉刚的观点给予高度评价，并誉为“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他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他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功效的”。而钱玄同不但对顾颉刚的观点击节赞誉，称“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真是精当绝伦”，而且在其后不久，索性将自己的姓名改为“疑古玄同”，表示自己疑古到底的决心。

与胡适、钱玄同等持不同观点的人，如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等学者，则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对顾氏的观点进行了发难和尖锐的批判。刘掞藜在其发表的《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一文中，认为“顾君疑古的精神是我很表同情的；不过他所举的证据和推想，是很使人不能满意的”。接下来，刘掞藜依据经典常识，从五个方面驳诘了顾颉刚的说法。而胡堇人在其所撰《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中，则认为：“我以为古史虽然庞杂，但只限在尧、舜以前。若尧舜之后的史料，似乎比较稍近事实。”文中，胡堇人重点驳斥了顾颉刚关于禹不是人而是一条虫的说法。如顾颉刚据《说文》禹字训为虫，便以为禹不是人类，而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胡堇人则斥为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解释，若依这个例子，则舜字本义《说文》训作蔓草，难道帝舜就是一种植物吗？”

面对胡堇人、刘掞藜等人的责难，顾颉刚接受了钱玄同的意见，很快声言放弃“禹是一条虫”的断语，同时有保留地宣称这只是一个假定，“对于这个假定的前半还以为不误，对于后半便承认有修正的必要了”。尽管如此，“顾颉刚说大禹是一条虫”的传言在社会上还是不胫而走，反对者以此为讽刺揶揄的口实，旁观者甚或赞同者也常引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中包括鲁迅在小说中的挖苦与嘲讽。学术界围绕着这一提法的喧嚣，使顾颉刚颇感惆怅和无奈。随着讨论的不断展开，顾颉刚的思想也随之不断地变化，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顾颉刚又进一步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四条原则，可谓是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假说的延伸和发展。

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辨》书影。尽管学术界有不同声音，鲁迅曾讥讽顾氏的《古史辨》，就是“把历史辨成没有”，但在当时的史学界却引起了极大震动，“古史辨派”由此产生，并在一个时期内操控、引领了史学研究的走向。

从1926年开始，顾颉刚把1923年这次古史论战中双方所有的文章以及后来继续讨论的有关文章、信件汇集起来，编成《古史辨》第一册，并写了一篇长序，阐发自己疑古、辨伪思想的由来、研究古史的方法等。胡适在介绍此书时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彻猛烈的真实’的精神。”“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

《古史辨》一册一经问世，立即风靡学界，一年之内重印近20版次。在这部书的推动下，许多学者纷纷加入到疑古辨伪的行列。直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了七册。从《古史辨》中可以看出，一个以顾颉刚为核心的“古史辨派”由此登上了中国史坛，极大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和思想。

对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古史辨派的形成和疑古狂潮的升起，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赞誉可谓此起彼伏。有的学者对古史辨派的批评，在于指出其对古史怀疑的过头和过甚。按古史辨派对古史的清算结果，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三代根本不再是可信的历史，而只是一种传说或神话。号称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其历史骤然被缩短了一半，极端疑古派所造成的影响，使许多人丧失了对古籍和传统古史的信心，对中国文明从兴起到繁荣的夏商周三代产生了怀疑。此后的部分学者虽没有完全否认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的存在，却断定“夏代是传说时代”，并武断地认为“夏代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罢了”。但总体而言，更多的评论是既肯定其作用和影响，又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如著名学者胡绳就曾对此评论道：“我以为，在1925年左右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的名义下进行的一些工作是不应当被抹煞的，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的所谓‘疑古’精神，是当时的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但“在许多地方，史料（记载古代历史的文献）和历史（古代历史本身）是被混淆起来了”。“所谓‘古史辨’的工作本是从辨伪开始，乃是一种史料考订工作”。由此，胡绳反对“把整理某一部分史料而得到的史料学上的个别结论夸大为历史学上的根本问题”。

历代相传的古籍文献如《尚书》、《左传》、《春秋》，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的史实，到底全是传说还是确实存在过的历史，在学术界思想陷入迷茫与混乱的时刻，一批博学鸿儒处变不惊，对中国古文明的探索仍怀有满腔热情和足够的信心。他们以“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为学术思想指导，从狂热的论争和迷茫混乱的思想态势中悄然走出，转而以科学的理念求助于刚刚诞生的中国考古学，以求得对中国古史的认知。1925年9月，作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发表了在学术界著名的题为《古史新证》的演讲：“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

正是凭借这一学术指导思想，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部分学者独辟蹊径，通过对1899年开始在安阳发现的甲骨文的研究破译，以铁的事实否定了极端疑古派的结论，在完成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同时，也轰然撞开了历史典籍中记载的遥远而神秘的殷商王朝的大门，从而为中国史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