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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思潮的兴起（第1页）

疑古思潮的兴起

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在文字尚未产生之前，中国人的祖先是靠口耳相传把远古时期的历史传述下来的，只是到了文字产生之后，远古的历史和现实发生的事迹，才用各种书写工具断断续续地记载下来。由于口耳相传的缘故，对于远古的人和事，就不免有后人增益、编撰的成分，因而先秦典籍及汉代典籍中对于古史的记载就变得互有差异，错综复杂起来。比如“三皇”、“五帝”的记载，先秦典籍中就有不同的说法。如商的始祖简狄吞吃玄鸟卵而生契，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等，显然是神话，若以今天的科学眼光分析，实际上反映了原始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配偶婚姻关系。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但看上去各家又能自圆其说的古史系统，自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学者产生了疑古思想，不过那个时候只是一种疑古思想的萌芽阶段，并未形成对伪书、伪说考辨的气候。真正形成气候则是秦汉之后的事情。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尽灭六国，定天下为一统后，围绕一场关于实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的争论，在丞相李斯的鼓动和蛊惑下，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关于焚书之事，秦王朝明令规定，“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不难想见，这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焚书，对先秦典籍无疑是一次空前的浩劫，各国史书损失尤为惨重。正如司马迁所言：“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但是，由于《诗》、《书》及诸子书“多藏人家”，则远没有被烧绝，故而到了西汉初年，“时有失而复见者”，重新被发现的古文经共有十种，如《周易》、《尚书》、《毛诗》、《礼记》等。古文经的不断发现，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今古文之争，这场学术之争，导致了后世大量伪书的出现，

古代竹简卷册（国家图书馆藏）

并直接影响着辨伪学的发展。颇为著名的《尚书》的发现与辨伪可以说就是一个非常生动、有趣、典型的个案。

《尚书》又称《书》、《书经》，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战国以前，它被称作《书》。汉朝人称它为《尚书》，意思是“上古之书”。汉代之后，《尚书》成为儒生必读的主要经典，所以又称《书经》。《尚书》记载了上起尧舜，下至东周（春秋中期）1500多年的历史，其基本内容是虞、夏、商、周历代帝王的文诰和君臣谈话记录。这种相传由孔子悉心整理、后在春秋战国时代广为流传的《尚书》，在秦王朝“焚书坑儒”的浩劫中也不可幸免地失传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日，社会上再也没有这部书残存的消息。但是到了汉代文帝时，忽闻山东济南有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在家以《尚书》授徒，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朝野震动，文帝立即派太常掌故晁错前往求教。原来这位老人名叫伏生，曾在秦朝宫中担任过博士，对《尚书》很是精通。秦王朝下令焚书时，他竟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把《尚书》藏在家中的墙壁里，自汉惠帝取消禁书令，伏生搜寻藏书，发现已遗失了几十篇，只剩下29篇，便用此在家乡讲授。此时伏生年事已高，口齿不清，口授经文时需由其女儿在旁通译。晁错尽职尽责，终将《尚书》记录完毕。由于它是用汉代当时通行的书体隶书记录成书的，故称今文《尚书》，以与先秦时孔子用大篆文传授的《尚书》相区别。

山东诸城前凉台出土东汉画像石，刻画了讲经人和捧简听讲人的形象。

鲁壁纪念处

秦始皇帝焚书坑儒时，孔子九代孙孔鲋把《论语》等儒家经册藏在一堵墙壁中，直到汉代这批所谓“鲁壁藏书”方被发现。图为孔庙为纪念此事而建的“鲁壁”。

正当今文《尚书》大行于世之时，到汉武帝一朝，在孔子的家乡山东曲阜又传佳音：鲁恭王扩建宫室，在拆毁孔府中的一处旧宅时，意外地在墙壁里发现了秘藏的一批古书。在这些古书中，有一部《尚书》共计45篇，其中29篇和伏生本基本相同，后来由孔子的后裔孔安国上献朝廷。由于这部《尚书》由大篆文书写，又得自孔门真传，便称古文《尚书》。史学之父司马迁年幼时师从孔安国，学的就是这部书。后来司马迁在作《史记》时，其主要参考书之一也是这部《尚书》。不过，司马迁没有完全相信书中的记述，他本着“考信于六艺”的原则，对古史记载进行了认真的整理、考辨，所以后世的学者梁启超称他是“辨伪学的始祖”。

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虽然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时间得以重新行世，但却只是两部残卷，未免有些美中不足。

司马迁身后百余年，已到汉成帝朝。山东东莱（今山东莱州市）有个叫张霸的人，忽然声称自己发现一部全本古文《尚书》，并献于朝廷。这一非同小可的事件再度引起了朝野震动，为慎重起见，成帝派人仔细研读，发现上当受骗。原来这是一部伪作，且作假手段十分拙劣：其手段是将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孔安国所献古文《尚书》及《左传》里的一些文字拼凑而成。事实一经查明，成帝大怒，令将张霸砍头了事。

就汉初所发现和流行的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而言，除篇数和字体外，本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两种不同的版本。但由于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在传授过程中各有师承，研究和学习的方法各不相同，后来渐渐形成了《尚书》今文和古文两个学派。当时，各经都立博士，今文“五经”立了14个博士。如果某经或某经中的某派被立了博士，那就意味着从“私学”变为“官学”。因为通博士经是唯一的“利禄之路”，凡不具博士弟子身份者不得仕进。所以各家经说均欲争立博士。西汉中期，今文《尚书》作为“五经”之一被长期立于官学，这部书的今文学家也就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由于古文经派不被立为博士，自然就没有做官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少数“好古之士”在民间学习、传诵古文经。到了西汉末年，对古文经有特别偏好的学者刘歆借掌握朝中权柄的王莽之力，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官学。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大权在握的王莽开始提倡古文经学，一批古文经终于冲破今文经学派的长期抑制，堂而皇之地与今文经同立博士。刘歆的这个举措，为长达两千余年的今文古文之争埋下了伏笔。

继王莽之后又过数百年，历经东汉末年董卓之乱、西晋永嘉之乱，使汉魏以来的文献典籍一再遭毁，无论是当年伏生所传今文《尚书》，还是孔安国所献之书，都在一次次的兵燹中全部失传。

东晋元帝时，忽有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献书，称是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再现。

此书一出，在朝野引起的震动远大于伏生、孔安国时代，因为它不仅包括伏生所传今文《尚书》，而且还多出了25篇“逸文”，这些“逸文”，就连司马迁、刘向、班固等学者都未曾见过。更令人吃惊的是，这部书中竟然还附有孔安国亲撰的序文和注释。一时间，人们为这一重大发现而心醉神迷，忘乎所以。梅氏也因此而加官晋爵，名声大噪。然而，梅赜的所谓古文《尚书》，行文怪异，破绽百出，从一问世便有学者提出怀疑。但在一片失去理智的鼓噪声中，这种怀疑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直到南宋初年，学者吴械的大胆诘问才引起社会关注。吴械发现，梅氏的古文《尚书》中属西汉的今文《尚书》部分和增加的25篇“逸文”，在文体上有很大差别，“增多之书皆文从字顺，不若伏生之书诘屈聱牙”，显然不是同一时代的作品。

吴械的观点犹如平地惊雷，引发了一场关于梅氏古文《尚书》真伪的论战。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支持吴械的是著名学者朱熹。他经过对梅赜的本子进行认真考辨，得出了与吴械完全相同的结论，他说，孔壁所出《尚书》，如《大禹谟》、《五子之歌》、《泰誓》等皆平易，而伏生所学又皆难读，为什么伏生偏偏记得难读的，而容易的却不记得了呢？他指出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里的25篇“逸文”是伪造的，所谓孔安国的序文和注释也是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