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谎言,还是秘密?
裴文中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人们对“北京人”的寻找并未因此中断,新的线索与新的故事仍在这个纷繁的世界出现和上演。
1996年初的一个夜晚,日本东京某医院,一位日本老兵气息奄奄地躺在病榻上。这个干瘪的老头自感将要告别人世,急召亲人密友前来身边,对后事一一做了安排。最后的弥留之际,他示意身边人员全部避去,只留下专程赶来看望他的日本剧作家久三枝。
当晚,这位日本老兵与久三枝进行了单独密谈。就在这次密谈中,老兵向久三枝透露了一个隐藏在心里几十年的重大秘密——
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中国北平,这位老兵作为日军731部队的一名上尉军医,奉命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室进行有关细菌的秘密研究工作。他来北平不久,日军情报部门查获了已落入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兵营中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并再度押送到协和医学院秘密保存并研究。于是,他被指定为保管、研究“北京人”的具体负责人。
1945年日本战败后的一天,他接到了上司让其迅速转移“北京人”的命令。由于事发突然,时局紧张,“北京人”已很难安全运送出境。鉴于日军大势已去,并面临行将变成战俘的危险,焦急、恐惧而又万般无奈的他,趁外部一片混乱之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匿藏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孙中山的内脏等珍贵标本,匆匆装箱后偷运出去,并在夜幕的掩护下,将这些东西辗转运到距协和医学院东约两公里的一个有很多古树的地方,挖坑埋藏了。把这些化石、标本埋藏完毕后,他还特意拿军用砍刀在距埋藏地点不远处的一棵粗壮的松树上,砍掉了一块长约一米、宽约二十厘米的树皮做标记,以便来日辨认。
当这一切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之后,他又摸黑回到了协和医院。
之后不久,他被俘了。
再之后不久,他被遣送回了日本本土。
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个经历了人世沧桑、九死一生、罪恶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原73l部队的日本上尉军医,始终将这个秘密埋藏于心底,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至他这次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才终于向他的好友、剧作家久三枝吐露了此事。而且,他讲完这个秘密后,还为久三枝留下了他最后的遗嘱:请久三枝一定要将这个秘密告知中国政府,以便让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及其他贵重标本早日回到中国的怀抱。
这个日本老兵为何要吐露这个隐藏了几十年的重大秘密?剧作家久三枝解释说,他的朋友作为日本军队的一员,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他感到悔愧万分,很对不起中国人民,尤其是他偷藏了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巨宝“北京人”,更感到“有一种罪恶缠身不得解脱的冰冷”。为解脱这种罪恶感,使自己进入天国后能轻松地得以再生,所以他愿将隐藏在心中半个多世纪的秘密公之于世!
这个日本老兵说出这个秘密并留下遗嘱后,便很快去世了。而剧作家久三枝却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在尚未弄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久三枝未敢公开对外宣扬,只是根据老朋友的生前遗愿,将此事悄悄告诉了自己另一位经常在中国工作的朋友嘉藤刚清。
嘉藤刚清闻讯后大为惊讶,然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又将此事告诉了他的老朋友仰木道之。
仰木道之时年六十五岁,十五岁时曾受日本共产党的派遣,随日本少年开拓团来到中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供职,担任对日播音员,直到70年代才回到日本。回国后的仰木道之先生长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工作并一度出任过日本旭日观光株式会社社长。再后来,仰木道之又出任中日合作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常驻董事、顾问。当得知上述辗转传来的消息后,他既震惊又兴奋,凭借自己多年从事文化交流工作的敏锐嗅觉,立即意识到这将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情。于是为了证实那个原日本731部队上尉军医临终遗言的可信性,仰木道之没有向外界透露半点信息,而是凭自己对北京市地理环境的了解和认识,按照嘉藤刚清告知他的线索,首先在协和医院以东一带悄悄进行了一番查寻。
几经折腾,仰木道之终于在协和医院东南侧两公里左右的日坛公园神道的北侧,找到了一棵树干上被砍掉树皮的古松。
经初步观察,此树干被剥落的树皮时间较长,形状也和那个原日本上尉军医说的基本相似。因此,仰木道之根据这棵古松的位置和特征推断,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那么这棵古松的下边就应该埋藏着本世纪古人类学最大的隐秘——“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惊喜之中的仰木道之很快通过有关渠道将听到的线索和自己查寻的情况,向中国科学院做了反映。中国科学院获知这一情况后,大感意外与惊喜并很快重视起来。因为这毕竟是“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半个多世纪以来,又一条很有特点而又比较可信的线索。于是,1996年3月24日,中科院委派本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分管业务的副所长叶捷研究员和裴文中的学生张森水研究员,前往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所在的北京市崇文区光明西路甲3号,与该公司董事、顾问仰木道之会面,以了解线索的来源和可信程度。
由于线索的来源已先后经过了几个人的转述,到了仰木道之这里可能多少已被打了折扣。不过,仰木道之还是极尽可能地将听到的情况向叶、张二人做了详细的说明。叶捷和张森水听罢,对若干个细节问题提出了质疑,但因仰木道之并非这一秘密线索的原始提供者,故无法一一作答。叶捷和张森水只好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同仰木道之一同前往日坛公园作实地勘察。
日坛公园位于北京朝阳门外日坛路一侧,又名“朝日坛”,始建于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是明清两个朝代皇帝每年“春分”节祭祀大明之神(太阳)的地方。其中日坛的坛,是指一个正方形的石砌台子,称“拜神台”。此台每边长五丈,台面原为红色琉璃砖铺砌,象征太阳。到了清代,则改用方砖铺砌,台四面均有台阶,分为九级。在方台外围环以红砖墙,东、西、南、北皆有石棂星门。棂星门外又有石砌的“神道”延伸,“神道”四周是成片的苍松古柏;挂映在苍松古柏中的是“具服殿”、“神库”、“神厨”、“宰牲亭”等古建筑。中共在大陆建政后,日坛四周被辟成公园,面积扩大到二十多公顷,成为游人消闲、观光的一个风景点。
叶捷在新闻发布会上
在仰木道之的引领下,叶捷、张森水二人在公园东神道的北侧,很快见到了一棵树干上有明显砍剥痕迹的古松。二位专家经过现场勘察,再结合仰木道之提供的情况,认为此处埋藏“北京人”头盖骨的可能性不大。其主要理由是:
一、那个原日本731部队的上尉军医对转移、隐藏“北京人”的具体时间含糊不清;
协和医院病房,孙中山病逝前曾住于该楼。(作者摄)
1942年3月26日北平《晨报》报道孙中山灵脏举行奉移典礼消息
1942年3月28日北平《晨报》报道孙中山灵脏奉移离京消息
二、孙中山的内脏在手术后一直保存在协和医院,后来日本人占领协和医学院后,将内脏送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借机搞了一个“国父灵脏奉安仪式”,将灵脏放于一个玻璃瓶里,并安葬于南京中山陵,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和“北京人”一起转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