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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不瞑目的裴文中（第1页）

死不瞑目的裴文中

为“北京人”失而不得饮憾而去的，不只是远在美国的夏皮罗。早在七年前，中国的史前考古学大师、“北京人”头盖骨第一个发现者裴文中，就带着无尽的遗憾与悲伤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这是1982年9月18日，正午的阳光照在北京海军总医院一张病**，温暖而眩目。进入弥留之际的裴文中顽强地打起精神，与前来探望的亲朋好友一一道别。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大师似无更多的话要话，唯一牵挂的，便是夫踪的“北京人”。

自1957年中国大陆兴起的“反右”运动开始，裴文中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到了史无前例的“**”时期，年过花甲的裴文中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与“黑五类”接受批斗。生活的突变，精神的折磨，再加上肉体的迫害，使得一位本来身体强壮的老人变得极度虚弱。到了1970年，虽然“文革”没有结束，但政治上的桎梏较以前有点松懈，“黑五类”们有了一点人身自由和喘息的机会。在这个历史空隙，头上戴的那顶“反动学术权威”钢盔仍未卸下的裴文中，被准许到野外做一点田野调查工作。裴文中闻听惊喜交集，迅速收拾行囊，拖着病躯，跋山涉水，赴往鄂西考察巨猿遗迹。

裴文中与贾兰坡在研究室察看野外采集的化石标本。

“文革”的推手“四人帮”被另一个政治集团“粉碎”后，裴文中头上的钢盔被抹掉，又一次获得了“解放”并“站起来了”（据中共方面宣称1949年10月1日是第一次）。既然得到了“解放”并“站了起来”，裴文中便抓紧生命中最后不多的时间，积极投身于对古人类文明的探索之中。1978年，裴文中带领一群中青年科学家如北京的张森水、黄慰文和天津自然博物馆的黄为龙等人，前往河北省阳原县的泥河湾进行调查发掘。在那片宽阔的原野上，裴文中对青年们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我要把七十五岁当作五十七岁来过。”这句看起来极其普通的话，却在这一群中青年科学家心中形成了不小的震撼，并成为人生的座右铭。

1979年，裴文中出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这时的他虽已年迈，却仍不改年轻时的习惯，星期天也常去馆里察看，或替观众“排忧解难”，或与有关人员一起制定博物馆的发展规划，帮助解决具体疑难问题。

鉴于裴文中是中国古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并开创和推动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发展，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尊敬和推崇。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史前学和原史学协会推选他为荣誉常务理事。之后，又当选为国际第四纪联合会荣誉委员。这是裴文中继1957年被授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荣誉会员之后，为自己的祖国赢得的又一崇高荣誉。

随着年岁的增大和繁忙的工作，裴文中的身体日渐衰弱。1980年2月，他因脚趾头突然疼痛，住进北京阜外医院。经医生检查，他患了下肢血栓。这是一种较危险的病症，但生性倔犟的裴文中并不在意，经中药治疗了两个月，便出院回家，不久便由学生陪同赴内蒙古调查古人类遗址去了。

1980年9月，刚从内蒙古调查回来不久，又东渡日本讲学。在日本，裴文中以《从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的古交通》为题发表讲演，并当众指出，日本旧石器文化的渊源在中国，从而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就在此次日本讲学期间，裴文中对萦绕于怀的“北京人”下落情况进行了寻访，并搞到一点觉得可信的线索。回国后，便给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去函，请对方资助自己寻找“北京人”化石。这封信函的大意是：1980年9月，我在日本听日本人讲，在美国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仓库里发现有两个木头箱子，很像是中国的胡承志装的那两个箱子。希望基金会资助我去看一看。我今年已经七十七岁了，在世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找到遗失了近四十年的“北京人”。

信函发出不久，便收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复函，同意资助裴文中赴美寻找“北京人”。裴非常高兴，急急忙忙地准备起来。但研究所的领导和家人考虑到裴文中已是一位年近八十岁的老人，身体患多种老年病，若赴美寻找，颇多辛苦，行动多有不便，万一有个闪失，命就没了，于是都不同意裴氏赴美。

当夫人把各方意见讲出后，裴文中郁闷又无可奈何地说道：“那也不一定是我去啊，但国家起码应该重视这件事情，派另外的人去。”但“另外的人”始终没有派出去。中国的事看似容易，办起来很难，派人赴美的事，连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都不能做主，何况一般的下属机构。

时间一天天过去，裴文中越来越焦急，有一天他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郁闷之情，把自己关在屋里，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

裴文中对这位上任不久的总书记颇有好感，而胡对裴也是熟悉的。1975年，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时，就亲自看望过大名鼎鼎的裴文中。就在裴写此信的前不久，于政协礼堂召开茶话会上，胡耀邦还特意到裴文中的座位前表示慰问，并简单谈及了周口店发掘与“北京人”寻找的问题。正是有这样的前期辅垫，才有这封信的形成。信中，裴文中简略介绍了“北京人”从发现到丢失的经过，尔后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希望这位重权在握的胡耀邦同志能指示有关部门，协助促成到美国寻找“北京人”一事。

进入晚年的裴文中因眼疾只能用放大镜进行研究工作

假如这封信能顺利发出去，并到达胡耀邦案头，那么依据胡氏为人处事的性格和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南按：胡氏掌握权柄后，对平反冤假错案出力甚大，从而赢得国人好评和怀念），由中国科学院派员到美国寻找“北京人”一事，极有可能成为事实。

遗憾的是，历史又一次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使裴文中的计划再次落空。落空的原因，既不是来自单位领导的反对，也不是来自社会的直接压力，而是来自家庭人员过于谨慎。裴的夫人说：“这封信我看不用发了。就是发出去了，也不会有人管的，起不了什么作用。”裴的儿子裴申也帮腔说：“这件事你给胡耀邦说什么？耀邦同志那么忙，怎么有时间来管你这件事？你要是把信发去了，不是给人家中央领导添麻烦吗？我看这信就别发了吧！”

面对夫人和儿子恳切的劝阻，裴文中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仰靠在了沙发上，而后紧紧地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