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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街头的奇遇（第2页）

当地烧石灰的土坑与备用石（引自《周口店记事》）

安特生挥动考古探铲，开始在石柱的四周发掘。很快，他找到了两种啮齿类化石和一种食肉类化石，尤其是后一种化石收获颇丰。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安特生将采到的化石装了满满的两个背包，兴冲冲地下了山。这位精明而有着科学头脑的瑞典人，没有像吉布教授那样急着回北京城向同行炫耀自己的发现，而是悄悄来到龙骨山一侧的乡间寺庙住了下来，静静地思考着所发现的一切。

入夜，山野空旷寂静，周口店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四周除了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几乎听不见任何声响。安特生点燃一盏油灯，将装满了化石的皮包慢慢打开，小心翼翼地取出化石，一一观赏着，反复思考着，同时也不断幻想着，而内心涌起的，是多年来少有的惊喜与激动。如同他后来在自己的著作《黄土地的儿女》一书中所回忆的那样：“我坐下来沉思默想，一系列地质结构的化石层所反映出来的动物发展进程深深地打动了我，就像现在电影画面一样，一切情节历历在目。这是一部没有尽头的、漫长而又闪烁着光彩的影片，在黑暗的剧院中不停地转动胶片，直至注入某种情绪，达到最高顶峰……”

然而，随着夜晚的愈加宁静，思考愈加深入，幻想也愈加离奇，一个突然冒出的问题使安特生心绪难平。这就是，在周口店如此众多的开采者中，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小心地避开洞穴和裂缝中那些沾有碎骨的沉积物，而没有人将这些化石当作废渣抛弃，从而使之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带着这一疑问，第二天一早，安特生便专门跑去走访一些开采的民工。他没想到的是，这些没有文化的民工并未正面回答他的提问，而是向他讲述了这样一个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周口店有一个神秘的山洞，洞中住着一群狐狸。这群狐狸吞吃了周围所有的小鸡后，一部分狐狸便变成了神通广大的魔鬼。村民们试图杀死这些狐狸，但狐狸却用魔法把村民们变成了疯子。从此，再也没人敢靠近这个洞穴，更没有人敢去触碰洞中那些沾有碎骨的沉积物了……

这个近似希腊神话般的传说，安特生当然不会相信。但又有什么理由来解释或者否认，这些极具科学价值的化石在千百年雨中未遭毁坏，与这个民间传说就毫无一点关系呢？

两天后，安特生回到了北京。他对周口店之行非常满意。能够在北京附近找到一处“龙骨”产地，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况且，这是安特生来华近四年来第一次发现骨化石。尽管骨骸很小，看起来属于普通的并可能是幸存下来的鸟的种类。但这个发现，毕竟为他解开施洛塞尔发现的人齿地点之谜，敞开了一扇透着些微曙光的门户。

可以说，日后周口店那轰动世界的考古发现，从安特生的这次考察开始就注定了。要不是1918年秋天，安特生派出考察的人员在河南发现了大批三趾马化石而把他的兴趣吸引过去，或许，周口店那举世瞩目的发现比事实来得还要早些。但历史老人没有这样安排，刚刚来到祖先门前的安特生，探寻的脚步又步入了另一个拐点，而不经意间的一拐，居然引爆了20世纪另一项具有世界文化分期标志意义的伟大考古发现——仰韶文化。

安特生的目光渐渐转向河南发现的三趾马化石并投入热情进行研究之后，1920年的秋天，他派中国助手刘长山去河南洛阳一带调查有没有“龙骨”，并收集第三纪的脊椎动物化石，同时让他注意有无石器时代的发现。年底，刘长山在河南农民手中买了大量的三趾马化石，连同几百件石斧、石刀带回了北京。“这些石器都是从一个村的居民那里买来的。”刘长山对安特生说，“这个村叫仰韶村。在那里，农民搜集了他们土地中所有我想要的遗物。”

安特生见到这些石器后，顿时两眼放光，兴奋得手舞足蹈，他对刘长山说：“我们已找到了亚洲大陆上第一个石器遗址，看来世界上公认的中国没有发现石器遗址的时代应该结束了！”

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与助手来到了离河南渑池县城六公里的仰韶村。在距仰韶村一公里的地方，横亘着一条峡谷，这条无名的峡谷后来由于安特生的到来而被世人所注目。在这个峡谷的北面，红色的第三纪泥土明显地**在谷底，并和一层满含灰土和陶片的泥土混在一起。凭着这些特征，安特生当即做出判断，这就是石器时代的堆积。安特生对谷底做了进一步的搜索，很快便在堆积物的最底层发现了一小块红色陶片，美丽磨光的表面上清晰地绘有黑色的花纹图案。稍后，他又连续发现了精美的彩绘罐状物。安特生几乎不敢相信，这些精美的彩陶和石器工具，居然会在同一地点！

面对这异乎寻常的重要堆积和丰富遗物，特别是容器片和磨光彩陶，安特生并未立即认识到其真正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只是后来他回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偶然翻阅了三本由庞帕莱撰写的1903年至1904年，美国地质学家在俄属土耳其斯坦安诺（亚诺）考察的论文后，才幡然醒悟，并对这个令人迷惘的发现大大提高了热情。对于土耳其斯坦安诺所发现的陶器绘画碎片，庞帕莱认为应归于金属时代的早期，如果这个推断能够成立，那么，仰韶发现的陶片就与尼安德特晚期的文化有一定联系。由此可以推断仰韶的彩陶可能存在于史前时代。

问题一旦明了，安特生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同年秋天，在中国政府和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大力支持下，他组织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发掘队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从安特生后来撰写的著名传记《黄土地的儿女》中，可以看到这位欧洲科学家此时的心情——

1921年10月，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在仰韶村野外调查时所摄。左起：袁复礼、安特生、老王、村长兼当地福音牧师。（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提供）

在中国助手的陪同下，我于10月27日到达仰韶村。这个地区不仅有如此丰富的地质遗迹，它早期历史的遗迹也让人惊叹不已。只要望一眼，你就会在这儿看到汉代的坟墓和出土的青铜器，而晚些时期的建筑和纪念碑群在北部的石灰岩上随处可见。更为醒目的一座古寺和两座古城堡，看上去都经历了和平时期的安宁和战乱时代的磨难。那一个个受尊敬的传说人物，在村落旁的路边立着的精美雕刻的石碑上可清晰地见到。我深深地感受到对这富饶、文明村落的虔诚和神圣崇拜，很难想象石碑下的早期伟人对我们努力探索这庄严神圣的史前遗迹是什么感受。在这里，我惊喜地看到，石器时代的村落发展和遥远的地质堆积物的发现，都将与我们所知的这地区早期人类历史活动链条般地衔接在一起了……

仰韶村之大部（安特生摄，以下均引自安特生oftheYello>

安特生所见到的一座汉墓出土瓦片刻有龙的图案

仰韶史前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尽管比在美索不达米亚苏萨地区发现彩陶几乎晚了半个世纪，但它却标志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田野考古学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的开始。具有史前历史的彩陶的发现使上古中国的盛世时代，不仅仅是一个推测或近似怪诞的想象。仰韶遗址发掘的资料表明，先进的农业社会包含的内容不仅与传说中的记载有关，而且与中亚的史前史有极其密切的联系。这些发现物打破了西方历史学家一贯认为的东亚是印度－欧罗巴文明界外的神话，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再次提醒西方历史学家，东西亚文明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独立分开的。

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制小口尖底瓶汲水器

仰韶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安特生摄）

仰韶遗址出土的陶器尖底瓶（安特生摄）

仰韶文化因在中国的历史上属于首次发现，且通过各种专业和通俗性的报道，发掘成果得到广泛传播，使这一文化遗址很快闻名于世，安特生也因此获得了非凡的声誉。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学者，都一致公认仰韶遗址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源头，它不仅促成了中国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诞生，还为中国的学者带来了一套欧洲先进的田野发掘方法——这套方法在整个20世纪都被中国的考古学家们所沿用。

继仰韶遗址发掘之后，名声大噪的安特生又于1924年跑遍大半个甘肃，发现了许多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的村落、基地遗址。1925年夏天，他开始与协和医学院的步达生教授一起筹备一项以新疆为地点的中亚考察项目，计划用两年时间在这个地区开展内容包括考古学、地质学和人类学三个方面的考察研究工作。这个考察计划于1926年初获得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TheRockefellerFoundation）的支持。正当安特生准备在20年前斯文·赫定一举成名的大漠深处大显身手，弥补当年的遗憾之时，却意外地传来了周口店发现远古人类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