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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文学艺术的新动向（第1页）

第三节　文学艺术的新动向

一　严复、林纾与翻译文学

翻译是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晚清时期，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翻译之风蔚起，译才辈出，其中严复与林纾可谓双峰并峙，如康有为所谓“译才并世数严、林”。严复与林纾的翻译各具特色，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足以使他们赢得译林宗师的地位。

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早年留学英国，精通英文，具有独立翻译西学原著的能力。严复译书的根本目的在于进行社会政治思想启蒙，故其所译西书主要是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如《严译名著丛刊》8种：《天演论》《群己权界论》《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以及《支那教案论》《中国教育议》《美术通论》等，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法学、美学等多种学科。严译西书10多种，数量不少，其影响不可低估。严复译书，多加按语，阐释原书，抒发己意，具有鲜明的经世精神。他介绍的进化论学说在近代中国曾经风靡一时，他宣扬的天赋人权与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也曾在知识界起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梁启超认为：“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影响者，复其首也。”蔡元培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者，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胡适称：“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之第一人。”严复刻意用古文翻译西书，文字雕琢，文笔古雅。著名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颇为赞赏，并乐为之序，以为“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严复曾自称：“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可见，严复进行思想启蒙的对象主要在于上层社会。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严复确立了翻译的三条标准：信、达、雅。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曰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信，即内容忠实于原著；达，即语言表达准确；雅，即文字古朴典雅。信、达、雅，既是翻译的基本准则，也是翻译的最高境界。这三条翻译标准的提出，对后世的翻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严复在近代中国翻译史上的又一杰出贡献。

林纾的翻译，因其不通外文，完全依靠他人口述，弊病固然不少。郑振铎总结主要有三条。一是滥译。林译作品约有13可算是名著，其余则属二三流作品，可以不必译的。二是误译。如将莎士比亚、易卜生等人极好的剧本，添加叙事而删减对话，译成蹩脚的小说。三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把雨果很厚的《九三年》译成薄薄的《双雄义死录》。这些弊病确实都与口述者相关，林纾自有难言的苦衷。他说：“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出不知。”但郑振铎对林纾翻译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林纾的翻译称得较完美者有40多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的世界名著的人，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林译小说为中国文坛开辟了一条通往西洋文学这个新世界的途径，直接影响了从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郑振铎、朱自清到钱钟书的一两代文学家。如郭沫若认为，林译小说“是我最嗜好的一种读物”，“对于我后来在文学的倾向上有一个决定的影响”。周作人称：“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钱钟书说：“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可见，林译小说对于推动近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正如阿英所说：“他使中国知识阶级，接近了外国文学，认识了不少的第一流作家，使他们从外国文学里去学习，以促进本国文学发展。”

当时翻译小说者，除林纾而外，著名的尚有陈冷血、周桂笙、徐念慈、伍光建、吴梼、鲁迅、周作人、曾朴、马君武、包天笑、周瘦鹃等人。据不完全统计，1899-1916年全国共出版翻译小说796种。以国籍而论，英国最多，293种；法国第二，113种；日本第三，80种；其次为美国78种，俄国21种，德国8种；其他203种。这是当时翻译小说的一个大概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与严复翻译近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旨在启蒙的情形相似，林纾等人翻译西洋小说的目的也蕴涵了一定的经世精神，这是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使然。庚子事变后，林纾译竟《黑奴吁天录》，有跋云：“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即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其时，孙宝瑄购得《小说报》，发表观感说：“西人小说每处处作惊人之笔，使人不可猜测，而又不肯明言，须待人终卷而后了悟，此实叙事之常例也，即中国小说何独不然？但中国喜言妖邪鬼怪，任意捏造，往往不合情理；西人亦往往说怪说奇，使人惊愕不定，及审观之，皆于人情物理无不密合者，此其所以胜我国也。观西人政治小说，可以悟政治原理；观科学小说，可以通种种格物原理；观包探小说，可以觇西国人情土俗及其居心之险诈诡变，有非我国所能及者。故观我国小说，不过排遣而已；观西人小说，大有助于学问也。”可见，时人对于西洋小说，不仅从文学的角度欣赏，而且可以吸收西学新知，获得思想启蒙。可以说，林译小说能够风靡一时，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时代的心声。一个相反的例证是，鲁迅、周作人兄弟虽然“就对文学的理解上，以及忠实于原作方面”都远远超过林纾，他们直译的《域外小说集》在文学上的价值不可否认，但在当时却少人问津，1909年出版后，“十年之中，只销了二十一册……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这一点确实引人深思。

二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晚清时期，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繁荣时代。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他认为，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所以小说不是“小道”、“稗言”，而是“为文学之最上乘”。他深刻地批判了旧小说“诲盗诲**”的实质，主张必须革新小说，所谓“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揭示“小说界革命”的经世意义。

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是近代中国第一家专刊小说的杂志。自“小说界革命”的旗号打出后，应者如云，同类刊物如《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时报》《小说月报》《小说世界》《小说图画报》《新世界小说社报》《小说大观》等，在清末民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与此同时，小说创作与翻译也达到**，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的最新统计，其时中国小说共有19156种，其中创作小说13810种，翻译小说5346种。当时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揭露腐败政治的内幕和批判黑暗的现实社会，如鲁迅所谓“光绪庚子（一九〇〇）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可见，晚清时期谴责小说的兴盛正是现实社会政治恶化的产物。

晚清谴责小说的主要代表作有四：一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二是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三是刘鹗的《老残游记》，四是曾朴的《孽海花》。

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别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秀才出身，少不得志。“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怀匡救之才，而耻于趋附，故当世无知者，遂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李伯元曾在上海创办《指南报》《游戏报》《繁华报》等娱乐小报。后受聘商务印书馆，主编《绣像小说》杂志。李伯元撰著《庚子国变弹词》及《海天鸿雪记》《中国现在记》《文明小史》《活地狱》《官场现形记》等小说多种，其中尤以《官场现形记》与《文明小史》最著名。《官场现形记》共60回，1903年起由《繁华报》连载，同时由繁华报馆分册陆续印行。作者“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在此书中用辛辣诙谐的笔法，深刻地揭露了从王公大臣到州县官吏、佐杂的整个清朝官场中种种腐败丑恶的现象。“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蒙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伙，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官场现形记》正如时人所谓，乃“官场之照妖镜、燃渚犀”，无情地照出了清朝官场的一幅群丑图，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

吴趼人（1866-1910），原名沃尧，字茧人，别号我佛山人，广东南海人。曾在上海为《字林沪报》《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等报刊写小品文，后创作长篇小说，并与周桂笙等人创办《月月小说》杂志。一生撰著小说30多种，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电术奇谈》《瞎骗奇闻》《痛史》《恨海》《劫余灰》《上海游骖录》《最近社会龌龊史》《发财秘诀》《新石头记》等，尤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知名于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于1903年开始在《新小说》上连载，1907-1909年印成单行本8册，共108回。全书以自号“九死一生”者20年的经历见闻为线索，揭露了晚清官场、商场与上海洋场从贪官污吏、奸商恶霸、文痞讼棍到流氓地痞等各色人等卑鄙无耻、恶劣庸俗、龌龊污秽的怪相。作者借“九死一生”之口声称这20年所见只有“蛇虫鼠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三种东西，“通本所述，不离此类人物之言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谓晚清社会政治阴暗面的真实写照。

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人。曾因治理黄河有功，声誉大起，渐至以知府用。后上书当道，主张借外资修筑卢汉、津镇铁路和开采山西煤矿，为世所不容，目为“汉奸”。庚子事变中，以低价购太仓粟米，设平粜局，赈济饥民，后被人诬陷以“私散仓粟”罪名，流放新疆，客死乌鲁木齐。刘鹗是最早收集甲骨的学者，曾将所藏刊印《铁云藏龟》，为甲骨文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刘鹗所著《老残游记》20回，署名“洪都百炼生”，1903年起先后在上海《绣像小说》和天津《日日新闻》上连载，190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全书以江湖游医老残在山东一带游历的见闻为线索，严厉抨击了晚清官僚的昏庸、残暴，其特点在于揭露了那些道貌岸然的“清官”之可恨尤甚于赃官。所谓“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其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该书揭发了晚清官僚毓贤、徐桐、李秉衡一班人甚于赃官的罪恶，可谓“晚清社会之写实作”。刘鹗所著小说虽仅有《老残游记》一种，但足以在晚清小说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曾朴（1872-1935），字孟朴，江苏常熟人。举人出身，任内阁中书，结识京官李文田、文廷式、翁同龢、张荫桓及维新党人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参与维新运动。后为两江总督端方幕僚，民国时期任江苏省议员及财政厅长等职。曾朴是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积极支持者，1904年与友人徐念慈等人在上海创办小说林书店，“专以发行小说为目的”，希望“打破当时一般学者轻视小说的心理”。1907年，他又创办《小说林》月刊，刊载著、译新小说。曾朴还翻译了雨果的《九三年》等法国小说。《孽海花》20回本于1905年由小说林社出版，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东亚病夫”即曾朴，“爱自由者”是金松岑。金松岑（1874-1947），又名金一、金天翮，号天放楼主人，江苏吴江人。他曾参加爱国学社，与章太炎、邹容、蔡元培等人倡言革命。他在《国粹学报》《新小说》等刊物发表宣传革命的文章，著有《女界钟》，提倡妇女解放，并翻译介绍孙中山等人革命事迹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和俄国虚无党史《自由血》。1903年，金松岑开始创作《孽海花》，并于次年将第一、二回在《江苏》杂志发表。随后，金松岑把写好的6回稿子寄给曾朴，由曾朴改写成20回交小说林社于1905年刊出。后来，曾朴又不断地续写此书，先在《小说林》上发表5回。1927年，曾朴在上海开设真美善书店，并创刊《真美善》杂志，并于次年在真美善书店出版《孽海花》30回本。曾朴后又在《真美善》杂志发表5回，使《孽海花》共得35回。读书其实尚未续完，与曾朴原计划60回相差近半。《孽海花》以清末状元、出使德国大臣洪钧与名妓赛金花的故事为基本线索，描写了晚清从同治初年到戊戌时期30年间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历史，涉及朝野从顽固派、洋务派、改良派到革命派等各派政治势力错综复杂的关系，并能追随从改良到革命的时代潮流，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如曾朴自称：“这书实在是个幸运儿，一出版后，意外的得了社会上大多数的欢迎，再版至十五次，行销不下五万部。”阿英认为：“《孽海花》所以然能得到这样热烈欢迎，原因主要在思想性。此书所表现的思想，其进步是超越了当时一切被目为第一流的作家而上的，即李伯元、吴趼人亦不得不屈居其下。盖李伯元与吴趼人之思想，虽代表了一种进步的倾向，但始终不能跳出‘老新党’范畴，拥护清廷，反对革命。而《孽海花》则表示了一种很强的革命倾向。”

晚清谴责小说不只以上四种，其实还有大量同类作品，但就流品而言，则大都等而下之了，如鲁迅所言，“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撰作此类小说者尚多，顾什九学步前数书，而甚不逮，徒作谯呵之文，转无感人之力，旋生旋灭，亦多不完。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嫚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另外，晚清小说数量虽多，但艺术水准并不高，根本无法与中国小说最高峰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四大名著相提并论，甚至也不能与前清著名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相比。如鲁迅论《官场现形记》时，说它虚实结构与《儒林外史》略同，“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酝酿’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吴敬梓）后尘。”鲁迅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时说：“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尽管如此，晚清谴责小说对现实社会富有批判精神，因而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三　南社与革命诗歌

晚清诗坛拟古之风极盛，其流派大致有三：一为以王闿运为首的汉魏六朝诗派；二为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中晚唐诗派；三为宋诗派。其中以宋诗派影响最大。嘉、道之际宋诗运动勃兴，程恩泽、祁寯藻肇其端，曾国藩张其帜，何绍基、郑珍、莫友芝乘势而起，至同、光时期蔚为大观，形成具有晚清诗坛霸主地位的所谓“同光体”。同光体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陈三立、陈衍、郑孝胥、沈曾植、陈宝琛等人。陈衍说：“同光体者，苏戡（郑孝胥）与余戏称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钱基博论曰：“至同光体者，闽县郑孝胥之伦所为题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出入南北宋，标举梅尧臣、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以为宗向，枯涩深微，包举万象；盖衍桐城姚氏、湘乡曾氏之诗脉，而不屑寄人篱下，欲以自开宗者也。”同光体诗人反对“墨守盛唐”，虽主宋诗，但不专宗宋诗。他们力图打破唐诗宋诗的界限，以兼采并蓄而独创一格。陈衍认为“诗莫盛于三元”，将唐代开元、元和与宋代元祐并列，甚至说：“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又咎同光以来舍唐诗不为而为宋诗，不知宋诗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他们作诗，多以唐代杜甫、韩愈和宋代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等人为模仿对象。与王闿运“力追魏晋”和樊增祥“究心于中晚唐”的诗风相较，陈衍等同光体诗人敢于打通唐宋，其境界自然略高一筹。但是，同光体同样的拟古风格又不可避免地与现实疏离，沈曾植“作诗喜用僻典”，陈三立“好用奇字”，使其诗“生涩奥衍”。这种颇类学院派的诗，其社会影响是相当有限的，于是晚清“诗界革命”应运而生。

虽然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等人已有革新诗歌的意向与行动，但明确提出“诗界革命”口号的是梁启超。1899年12月25日，梁启超在乘船从日本到檀香山的旅途中百无聊赖，乃作诗、论诗以自遣。他在游记中说：“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则瑰伟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可见，梁启超提倡的“诗界革命”，是要开拓诗歌创作的新领域，运用新的表现手法，并输入欧洲的新精神、新思想，给新诗注入新的内容，以达到新的境界。这显然是针对晚清诗坛在拟古旗帜下使诗歌创作形式僵化、内容陈腐的现状而发的，可谓切中肯綮。当然，梁启超关注的不仅是诗歌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其社会政治启蒙意义。在这方面，随后兴起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表现最为引人注目。

南社酝酿于1907年，正式成立于1909年。南社的“南”与“北”相对而言，南社之设即有“反对北庭”之意。1909年11月13日，南社在苏州虎丘张国维祠召开成立会，到会社友17人：陈去病、柳亚子、朱梁任、庞檗子、陈陶遗、沈道非、俞剑华、冯心侠、赵厚生、林立山、朱少屏、诸贞壮、胡栗长、黄滨虹、林秋叶、蔡哲夫、景耀月，其中14人为同盟会员。另有来宾2人：张采甄、张季龙。会上选举职员：陈去病为文选编辑员，高旭为诗选编辑员，庞檗子为词选编辑员，柳亚子为书记员，朱少屏为会计员。南社成立时虽10多人，但在清末很快便发展到200多人，民初更达1100多人。“慷慨之夫、刚强之士归之，意气用事之徒亦归之，不得志于满清、无由奋迹于利禄之途者亦归之。流品虽杂，目标则一。略其心迹，论其文章，固一时代影响之反感，而不可以忽者也。”南社就是这样一个在反清旗帜下聚集起来的庞杂而松散的革命文学团体。陈去病、高旭、柳亚子是南社的发起人，也是南社的骨干人物。

陈去病（1874-1933），原名庆林，字佩忍，后改名去病，字巢南，江苏吴江人。早年以文才著称于世。1898年，与同乡金天翮等人创立雪耻学会，响应维新运动。1902年加入中国教育会。1903年东渡日本，参加拒俄运动。1904年在上海任《警钟日报》主笔，并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提倡戏剧革命，同时为《国粹学报》撰稿。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为革命党人。1907年在上海组织一次神交社，“隐然是南社的楔子”。1909年11月6日，陈去病在《民吁报》上发表《南社雅集小启》，称：“爰集鸥侣，觞于虎丘。踵东坡之逸韵，载展重阳；萃南国之名流，来寻胜会。”他召集南社同人于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第一次雅集。

高旭（1877-1925），字天梅，又字剑公、钝剑、慧云等，江苏金山人。其家世富庶，早岁以诗文著名。1903年创办《觉民》月刊。1904年，他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结识孙中山，发刊《醒狮》杂志，在留日学界颇为活跃，后成为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1906年，在上海创办健行公学，提倡革命，“有第二爱国学社的倾向”。此后，高旭与陈去病、柳亚子经常函牍往来，诗词唱和，反复酝酿发起南社。1909年10月17日，高旭在《民吁报》上发表《南社启》，宣布结社宗旨，称：“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而中国国学中之尤为可贵者，端推文学……今者不揣鄙陋，与陈子巢南、柳子亚卢有南社之结，欲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