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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近代新学科的初创与科技的发展（第1页）

第二节　近代新学科的初创与科技的发展

一　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轫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逐渐输入中国，在介绍与传播这些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中国学人开始进行了近代新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使近代中国新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得以初步创立，积极地推动了中国传统学科体系的近代转型。

（一）新史学

史学，为中国旧学所固有，如梁启超所谓“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近代新史学，则是在吸收西方近代史学理论与方法，并对旧史学进行批判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学科。一方面是对西方近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介绍。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据日本史学论著译编《史学概论》一文，在《译书汇编》上发表；1903年，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也被留日学生译成中文，并以《新史学》为名出版，等等。这些论著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一些西方近代史学理论与方法。在此前后，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所译《泰西新史揽要》、林乐知所著《中东战记本末》，以及英国史学大家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日本学者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等史学著作，也被纷纷译成中文面世，为近代中国新史学的建构提供了范例。另一方面是对传统旧史学的批判。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正式揭橥“史界革命”的旗帜。他深刻揭露旧史学有“四蔽”、“二病”。“四蔽”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为“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在他看来，所谓二十四史实是“二十四姓之家谱”，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竟被写成“相斫书”、“墓志铭”、“纪念碑”、“蜡人院”。因而，“史界革命”势在必行，“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与此同时，邓实在《政艺通报》上发表《史学通论》，马叙伦在《新世界学报》上发表《史学总论》，呼应“史界革命”，新史学思潮于是勃兴。新史学的基本内容有四：一是以进化史观取代历史循环论；二是以民众史学取代帝王将相家谱式的旧史学；三是史学方法的多元化及其研究领域的扩大，广泛吸收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四是史书编写体例的变革，用新式篇章节体取代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等旧史书体例。1901年，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都提出了编撰新的中国通史的构想。1903-1906年，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相继出版，为近代中国新史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初步的基石。另外，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汉晋木简、商周铜器及一些史前遗址遗物的发现，不仅为新史学建设提供了大量新史料，而且为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中罗振玉、王国维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二）哲学

中国传统学术虽然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在传统学术门类中并没有“哲学”的名目，哲学作为一门近代新学科，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产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之时，学界或以“智学”、“理学”、“心智之学”、“心灵之学”等名词对译。“哲学”是日本学界的用语，后被中国学者借用并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名称。何谓哲学？时人以为：“哲学二字，译西语之philosophy而成，自语学上言之，则爱贤智之义也。毕达哥拉士所下之定义，以为哲学者，因爱智识而求智识之学也；亚里士多德亦以为求智识之学；而斯多噶学派以为穷道德之学；伊壁鸠鲁学派以为求幸福之学。哲学之定义，如此纷纷不一。虽然，希腊人哲学之定义，则以相当之法研究包举宇宙与根本智识之原理之学也。约言之，则哲学者，可称原理之学。”他们认识到，哲学是探究宇宙与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科学。其时，西方一些重要的哲学思想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大都被介绍进来，诸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牛顿、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詹姆士等著名哲学家渐被中国学界所知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严复译述《天演论》，系统地介绍了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的进化论学说，对近代中国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康有为、梁启超到章太炎、孙中山，他们的哲学思想都无不深深地烙上了进化论的印迹。中国哲学因此而逐渐脱离传统经学的羁绊，并初步具备近代形态。

（三）政治学

近代中国政治学也是在译介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1902年，卢梭的《民约论》经杨廷栋译出，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名《路索民约论》。1903年，严复、马君武分别翻译了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严氏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名《群己权界论》;马氏译本由译书汇编社刊印，名《自由原理》。同年，张相文由日译本转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名《万法精理》，由上海文明书局刊行。1909年，严复又从英文本翻译《论法的精神》，名《法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04年，严复翻译甄克思的《政治史》，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名《社会通诠》。其他如约翰·穆勒的《代议政体论》、伯伦知理的《国家论》等，也有中文译本行世。通过这些译介工作，西方近代政治学说如“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三权分立”、“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理念，逐渐为国人所认识与接受，从而为近代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四）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在近代被译介过来时，有“平准学”、“计学”、“生计学”等多种名目。“经济”一词为中国所固有，其本义有经国济世、经世济民之意，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谓的“政治”；而作为近代新学科门类经济学中的“经济”概念，也是从日语转借的。近代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译介，首推严复。1901-1902年，严复翻译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以《原富》为名，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1902年，梁启超著《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对于从古希腊到亚当·斯密的西方经济学史作了简要介绍。随后，陈昌绪译的《计学平议》、熊崇煦与章勤士合译的《经济学概论》等，对西方经济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如英国学派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德国学派的李斯特、罗杰斯等人的经济学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近代中国的经济学就是在译介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

（五）社会学

社会学在近代西方也是一门新兴学科，由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于19世纪中叶创立。随后，有关社会学的知识便逐渐传入中国，时人多以“群学”名之。中文“社会学”一词，最早见于谭嗣同《仁学》。其云：“凡为仁学者……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1902年，章太炎翻译了日本人岸本能武太所著的《社会学》，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这是第一本西方社会学著作的中文译本。1903年，严复翻译了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的绪论《社会学研究法》，名《群学肄言》，作为学习与研究社会学的入门书，所谓“《群学肄言》，非群学也，言所以治群学之涂术而已”。其时，西方社会学中译主要著作还有马君武译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吴建常译美国学者吉丁斯的《社会学理论》、金鸣銮译日本学者澁江保的《社会学》、林纾与魏易合译德国学者哈伯兰的《民种学》等。与此同时，一些新式学堂开始开设社会学课程。

（六）伦理学

20世纪初，西方近代伦理学著作也被大量译介进来。主要中译著作有上海广智书局译印日本学者户水宽人的《道德进化论》、蔡元培译德国学者保尔孙的《伦理学原理》、麦鼎华译日本学者元良勇次郎的《伦理学》、樊炳清译日本文部省编的《伦理书》等。另外，在《新民丛报》《教育世界》《女子世界》《学报》等报刊杂志上，也发表了不少译介西方伦理学的文章，如《泰西伦理学变迁大势》（《新民丛报》第4年第21号）、《汗德（康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教育世界》第123号）、《男女交际论》（《女子世界》第2年第6期）等。这些译介论著介绍了西方近代伦理学的一些基本知识、理论与方法，对近代中国伦理学的学科建设有一定的促进作用。19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蔡元培所著的《中国伦理学史》，是借鉴西方伦理学研究理论与方法清理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开拓性著作。该书参考日本学者木村鹰太郎和久保得二用西方学术史方法研究东洋（尤其是中国）伦理学史的著作，系统地论述了从先秦到清代的中国伦理思想变迁史。在书的结尾，蔡氏特别强调了西方伦理学说的输入对近代中国伦理学建构的影响，认为“吾国之伦理学界，其将由是而发展其新思想也，盖无疑也”。

（七）逻辑学

中国传统学术，如先秦诸子的墨家、名家著作有着丰富的逻辑思想，但在传统学术门类中并没有逻辑学。近代中国逻辑学的形成，主要得益于西方逻辑学思想的输入。早在明末，李之藻翻译了《名理探》;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翻译了《辨学启蒙》，由广学会出版。这两本书介绍了一些西方近代逻辑学的基本知识，但在中国学界影响并不大。20世纪初，国人对西方近代逻辑学论著译介较多，大都以“辨学”、“名学”、“论理学”名之，其中尤以严复居功至伟。严复在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时特别重视逻辑学，他认为逻辑学“如贝根（培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1900年，严复在上海开设名学会，讲授逻辑学。1905年、1909年，严复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逻辑学译著：《穆勒名学》和译自英国学者耶芳斯《逻辑学初级读本》的《名学浅说》。“自严先生译此二书，论理学始风行国内，一方学校设为课程，一方学者用为致学方法。”可见其对于近代中国逻辑学学科建设的影响之大。与此同时，王国维译耶芳斯《逻辑学初级读本》为《辨学》，林祖同译日人清野勉的《论理学达恉》，田吴炤译日人十时弥的《论理学纲要》，胡茂如译日人大西祝的《论理学》等，也陆续出版。这些译著多为教科书，为近代中国逻辑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八）美学

美学也是近代西方一门新兴学科。20世纪初，西方美学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其时主要的译介论著有：王国维的《叔本华与尼采》《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汗德（康德）画像赞》，蓝公武的《斯宾塞之美论》，章行严的《康德美学》，侯毅译日本学者高山林次郎的《近世美学》等，其中尤以王国维贡献最大。他不仅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美学思想，而且还运用所接受的西方美学思想研治中国古典文学，其代表作有《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王国维会通西方近代艺术的典型学说与中国传统艺术的意境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美学上的“境界”说，开启了中国美学的近代化进程。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对美育（美感教育）的倡导。民初，蔡元培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身份发布《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认为“世界观、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美感教育是世界观教育的重要途径，“美感者含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美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的美感和审美情趣，以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二　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长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但到近代以后，则远远落后于西方。近代中国自然科学各门类，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医学等学科的兴起，是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不断输入的结果。

（一）数学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数学也有一定的发展，并开始逐步向近代数学转变。其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有：项名达著《椭圆求周长》，首次提出求椭圆周长的正确方法，与西方数学家用椭圆积分法所得相同；戴煦著《求表捷术》，创立指数为任意有理数的二项定理展开式，简化了对数表达法，该书被英国传教士艾约瑟译成英文；李善兰著《则古昔斋算学十四种》，在尖锥术、垛积术、素数论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其中《方圆阐幽》将尖锥术正确运用于圆面积、三角函数、幂函数、对数等方面，《垛积术》提出了著名的“李善兰恒等式”，《考数根法》证明了法国数学家费尔玛提出的素数论方面的定理“费尔玛定理”。与此同时，西方近代数学论著也被大量译介进来，其中以李善兰与华蘅芳成就最大。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了《几何原本》的后9卷以及《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圆锥曲线说》《奈端数理》等5种著作。华蘅芳与傅兰雅合译了《代数术》《微积溯原》《三角数理》《代数难题解法》《决疑数学》《算式解法》《合数术》等7种著作。这些译著使西方近代代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概率论等数学理论知识开始传入中国，为近代中国数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当时，在新式学堂中大都开设了数学课程。社会上还出现了专门的数学报刊，如1900年杜亚泉在上海创办《中外算报》，1912年崔朝庆在南通创办《数学杂志》。清末民初，胡敦复、郑桐荪、秦汾、王仁辅、胡明复、姜立夫等人留学美国著名学府，专攻数学，学有所成，为中国数学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物理学

（三）化学

近代化学知识首先是由传教士和教会学校传播进来的。1839年在澳门创办的马礼逊学校就开设了化学课，讲授了粗浅的化学知识。1855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了英国传教士合信编译的《博物新编》，其中有关化学知识的内容涉及到元素理论，并简要介绍了氧气、氢气、氮气、二氧化碳、硫酸、硝酸、盐酸等化学物质的性质和制法。19世纪中后期，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近代化学论著，主要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的徐寿与傅兰雅译的《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物体遇热改易记》，徐建寅与傅兰雅译的《化学分原》，汪振声与傅兰雅译的《化学工艺》，《格致汇编》上连载的《化学卫生论》和《化学器》，以及京师同文馆翻译出版的《化学指南》《化学阐原》《分化津梁》等。其中尤以徐寿贡献最大，他在翻译《化学鉴原》时，创造了化学元素的汉译法，即取元素西文名称的第一音节音译为汉字并加偏旁以区别元素类别的所谓“华字命名”法，如钾、钠、钙、锰、镁、锌、镍、钴等元素即依此方法命名。此法很快为近代中国化学界所接受，并沿用至今。20世纪初，西方近代化学知识得到进一步传播。1900年，杜亚泉在上海创办《亚泉杂志》，介绍了十多种新发现的元素，如惰性元素氩、氟，放射性元素镭、钋等，还专门介绍了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新学制颁布后，不少新式学堂设置了化学课程。在留日热潮中，大批日本化学教科书被翻译过来，如余呈文译《中等化学教科书》，何燏时译《中等最新化学教科书》，胡朝阳译《普通化学教科书》，范迪吉等译《无机化学讲义》《有机化学讲义》，杜亚泉译《化学新教科书》等。大量日文汉字化学名词，如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元素、分子、原子等，被直接借用过来，成为近代中国化学基本术语。清末民初，曹承嘏、丁绪贤、张子高、杨石先、吴承洛、黄鸿龙、戴安邦等人留学欧美各国，专攻化学，成为中国近代化学教育与研究的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