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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袁世凯攫取中华民国政权（第1页）

第四节　袁世凯攫取中华民国政权

一　“非袁莫属”局面的形成

袁世凯何以能够攫取民国政权？这是学界探讨较多的问题。综括而言，清末民初鼎革之际，有多种因素促成了“非袁莫属”局面的形成，从而将袁世凯推向了民国政治权力的顶峰。

（一）袁世凯的军事实力与政治手腕

袁世凯是靠编练北洋新军起家的，北洋军是袁世凯最大的政治资本。武昌起义之后，被黜多年的袁世凯能够迅速东山再起，并实际控制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就是因为他手中掌握着一支强大的北洋军。北洋军是清末“中国陆军的核心”，与南方民军相比，虽然在数量上可能并不占优势，“可是作为一支战斗力量来说，他们统一的指挥、训练和划一的装备，都使他们优于民军”。当时，一些外国军事观察家通过对广州、上海、苏州、武昌和南京等地驻军的研究，认为：“革命军队显然不如忠于清皇朝的军队……除了极少数例外，革命军队一般都是‘军纪涣散的乌合之众’。如果北洋军队全力支撑清皇朝，革命军队将不是它的对手。”南方民军的情况到底如何呢？据胡汉民回忆说：“南京军队隶编于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其他各部，乃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盖当时党人对于军队，不知如法国革命及苏俄革命时所用之方法，能破坏之于敌人之手，而不能运用之于本党主义之下。由下级干部骤起为将，学问经验，非其所堪。又往往只求兵数增加，不讲实力，此为各省通病，而南京则尤甚也。”显然，南方民军要战胜北洋军是相当困难的。正因为有强大的北洋军的存在，才使南方革命势力对袁世凯不敢等闲视之。

更重要的是，狡诈的袁世凯还善于在清廷与革命党两派政治势力之间玩弄两面手法，就是他自己所谓的“拔树方法”。他说：“几百年大树，专用猛力，虽折断，无法去根。只有左右‘晃’的一法，‘晃‘，’晃’，晃之不已，根土松动，全根一拔即起。我的军队忽进忽退，就是‘晃’的一法。”袁世凯一面借革命党势力胁制清廷就范，一面又挟清廷势力与革命党交易，从而操纵南北和谈，牺牲清廷与革命党双方面的利益，自己坐收渔人之利。

（二）民族资产阶级的推崇

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所塑造的革新形象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认可与信任。袁世凯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积极推行新政，成效显著，使北洋新政一时成为各省效仿的典范，所谓“北洋实业曾发一灿烂之曙光，一时建设，百废并举，有如旭日之东升，为全国所瞻式”。与此同时，袁世凯在民族资产阶级心目中的形象也逐渐高大起来。袁世凯被清廷罢黜时，时论认为“袁世凯者，举办新政之最有魄力人也。袁去而新政虽不至退缩，然强忍不屈、冥意孤行而又深明于中外时局者，京内外诸大老中如袁者，曾有几人？”张謇亲到洹上村访问袁世凯并参观北洋新政设施后，对袁氏赞佩不已，认为“袁为总督时，气象自不凡”，“远在碌碌诸公之上”，“举世督抚，谁能及之？”甚至孙中山也曾表示“平日甚慕其为人”。孙认为：“在前清官场中，项城有真实能力，勇于干事，迥异常庸。其在北洋练兵，卓著成效，故此人而入民国，亦必为重要人物……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可见，袁世凯在民族资产阶级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确实非同一般。

民国初年，民族资产阶级希望“强人”袁世凯能够结束混乱的局面，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革命推翻了顽固腐朽的清王朝，为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美好的前景。但是，革命也带来了社会局势的动**不安，并给民族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带来直接的伤害，使他们经常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惊恐与忧虑状态。“官绅商人之有财者，则既知政府之不足恃，又不敢投诚于革命军，惟恐各处土匪乘机而起，于己之财产有损，或提存款，或购金圆，或存外国银行，终日营营，惟此是务，而商业因而牵动。商界中人，大半惟忧各地起乱，于己商业有碍。”民族资产阶级对于袁世凯出山结束民初混乱动**的局面寄予深切厚望。他们认为：“袁世凯自此次出山以来，沐清廷之殊遇，负民军之重望，海内人士咸喁喁然向北而翘颈跂踵曰，袁氏一出而战祸于以弭，大局于以定，一身之向背，关系一国之安危焉者也。”在他们的心目中，袁世凯的形象就如同“救世主”那般崇高。如时论所谓：“袁世凯，中华民国之骄子也。彼挟其天生之聪明，政海之经验，强有力之军队，出山以来，决意停战，力主议和，百余日间，兵不血刃，遂使清帝退位，民国成立……雄才大略，震烁今古，虽比之华盛顿、拿破仑，又何多让。”正是这种“非袁不可”的心理定势，促使民族资产阶级选择了袁世凯。

（三）立宪派与旧官僚的拥戴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一时成为各政治势力公认的能够收拾局面的合适人选，而立宪派与旧官僚拥戴尤力。如张謇日后所谓：“辛亥之役，海内骚然；中外人士，咸以非洹上（袁世凯——引者注）不能统一全国。故南中各省拥护不遗余力；凡可以巩固中央者，举不惜牺牲一切以徇之。苏鄂两省，尤为显著。”当时，张謇、赵凤昌、马相伯、黄炎培等江浙立宪派人士经常在上海赵宅“惜阴堂”商讨时局，密谋策划，很快作出拥袁的决策。他们认为：“全国人心是一致要求独立的；革命军热情、勇敢、牺牲精神是有余的，可惜实力太不足。腐朽的清廷看到各地纷纷起义，已很惊骇；各省督抚纷纷劝清帝让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利用拥有实力的袁世凯去劝清廷，可能生效。谁能说袁世凯呢？只有久在袁世凯幕下的张一麐能说世凯。”由于他们的活动，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做出决定：“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后来，他们操纵了南北议和。即使在孙中山业已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他们仍然不改初衷，始终坚持拥袁。就在南北议和的关键时刻，张謇致电袁世凯称：“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对袁世凯作出的郑重许诺，促使袁世凯加紧进行了结和议的步伐。后来的结果证明了他们先前的承诺：清帝退位之后，袁世凯便由南京临时参议院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四）外国势力的支持与帮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外国势力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袁世凯能够在民初顺利地攫取民国政权，也与外国势力的支持和帮助有着密切的关系。武昌起义之后，列强便蓄意制造“非袁不可收拾”的舆论，给清廷施加压力，迫使清廷尽快起用袁世凯，使袁世凯得以东山再起。当袁世凯刚被清廷起用的时候，列强便为之鼓掌欢迎，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在这个国家碰到空前困难的时期，如果还有人能够出来挽回局势，我们相信，也只有袁世凯了。”当时，在南北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列强虽然标榜“中立”，却插手南北议和，暗中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并公然向革命党人发出警告：民国总统不能让孙中山或黎元洪做，只能让袁世凯做，否则便得不到列强的承认。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说：“我在上海见到不少共和派的首领，我认为我帮袁世凯做了许多工作。我向他们指出，任命像孙中山或黎元洪这样的领袖为民国的总统，绝不能指望得到列强的早日承认。孙中山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而黎元洪则在省外毫无地位。我对他们说，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因为他已经显示出他的治理国家的才能比中国当代的任何政治家为高。革命党领袖们对我说，他们肯定会任命袁世凯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他们并且准备用书面写下这种谅解。”后来，事态的发展与莫理循的设想略有差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袁世凯没有当成“首任总统”；但是，正如莫理循所预计的，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果然始终没有得到列强的外交承认。

列强还以“中立”为幌子在财政上对南京临时政府进行封锁和扼杀，使南京临时政府急需借贷的外债毫无着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不仅如此，列强还肆意攻击南方革命党人及革命领袖孙中山，污蔑他们没有能力建立统一的共和政府。一些外国舆论认为“共和运动，定致全国分裂”，“惟恐北京政府倒后，共和党不能组织完全，乏统一全国之力，势必陷于恐怖时代”，甚至说：“孙逸仙不知军事，就任以来，颇为人所反对，决不能与各省革党连合无间。盖孙之思想太高，于中国社会程度不合。彼之所计划者，中国人民殊茫然也。”

与此同时，列强则极力支持和帮助袁世凯。他们甚至不顾“中立”，想方设法给袁世凯提供贷款，认为：“行动的时间已经到了，如果列强不欲担负使北京政府瘫痪的后果。袁世凯必须得到支持，因为只有他是稳定的保障。”列强对袁世凯极尽吹捧之能事，认为袁世凯就是当时中国所需要的“强健有为之大政治家”，也是“将来中国之真主人”。他们宣称：“现时孙之劲敌为袁，于大局最有希望，而得操最后之胜利，以底定中国者，亦惟袁一人而已。”正如俄国驻华公使所说：“袁世凯的威信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外国人所造成而被他们所大加吹嘘的。”列强拥袁抑孙的态度非常明显，这对民国初年中国政治权力转换的影响不容低估。

（五）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妥协与退让

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对于袁世凯的认识与态度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当袁世凯背弃共和而专制自为的面目尚未暴露之前，他们尚且期望袁世凯起而反清，以期尽快完成全国统一，达到“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目的。

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回国的途中，已经表示了可以让袁世凯做总统的意向。他曾从巴黎致电民国军政府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当孙中山途经香港会晤胡汉民等人时，特意解释了利用袁世凯以达和平革命目的的用意。他说：“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所以，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时，曾当即向袁表示只是“暂时承乏”，而终将“虚位以待”袁氏。当清帝退位后，孙中山即遵守诺言，一面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一面推举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当时，孙中山多次表示，通过辛亥革命，三民主义的革命理想中的民族、民权主义目的已经达到，今后将主要致力于民生主义。孙中山自辞职以后，便少问政事，而专心于实业建设及社会事业。他曾认为：“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正如孙中山日后所说：“自袁杀宋教仁君之后，弟始决心不助袁。”可见，就是在宋教仁被刺之前，应该说孙中山对袁世凯基本上还是信任的。

其他革命党人如黄兴，也曾期望袁世凯为拿破仑、华盛顿。当清帝退位、袁世凯继孙中山为民国总统以后，黄兴便萌生功成退隐的想法。他致电袁世凯称：“今南北一家，总统得人，民国从此万年，迥非当日可比也。吾辈十余年兢兢业业以求者，真正之和平，圆满之幸福。今目的已达，掉臂林泉，所得多矣。”另外，如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也是如此。“精卫、汉民，中山之张良、陈平也。精卫在京，既与袁克定商约调停，许推袁世凯为大总统，又附和汉民、君武等之意见，推中山上台。何为既登台矣，则应极力夹辅，求达最终之目的，乃闻宣统退位之诏一下，精卫急欲践前言，汉民亦极力劝中山辞职。”胡汉民日后回忆，说当时同盟会“内外负重要责任之同志，则悉倾于和议……故精卫极意斡旋于伍廷芳、唐绍仪之间，而余则力挽先生（孙中山——引者注）之意于内。余与精卫二人，可云功之首，而又罪之魁！”

当时，虽然也有某些激烈的革命党人，如戴季陶，指责袁世凯为“专制魔王”，甚至认为袁世凯“欲作皇帝”，但这只是极少数人对政局中权力转移不满的呐喊，并未得到大多数人的普遍支持，更未成为革命党人的主流意识。有人认为：“当宋案未发生以前，国民党实未尝梦及不举项城为正式大总统。”可见，在民国初年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般革命党人根本不可能认清袁世凯的真面目，因而对袁世凯期望殷殷，也就不足为怪。

孙中山日后反思，认为“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这只是后见之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妥协与退让，其后果确实是灾难性的，但这是当时时势所造成，乃无可奈何之事。正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机缘巧合，让袁世凯乘势而起，一举攫取了民国政权。袁世凯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造就的特殊“英雄”人物。时代选择了袁世凯，袁世凯一时成为时代的“宠儿”。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国人为此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二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和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