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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各派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第1页）

第三节　各派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

一　袁世凯与孙中山的矛盾和斗争

清帝退位前后，袁世凯在政权交接的关键环节上一再玩弄阴谋，始则企图完全抛开南京临时政府而另行组建新的政府，既而拒绝南下就职，坚持临时政府定都北京，以便达到完全控制全国政权的目的。对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一）关于清政权的交接

在逼迫清帝退位的过程中，袁世凯“决计专从清室入手”，使“袁政府系由清室递嬗而来”，以便从根本上摆脱南方革命党人的控制。为了取得列强的支持，袁世凯派人密访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出“如果朝廷愿意让位给袁世凯，或者是授权给他建立临时政府，各国是否将承认他”的问题，朱尔典认为袁世凯已经“博得了各国的信任”，并相信他和南方革命党人“相互之间应当能够达成协议”。在探明了列强的态度以后，袁世凯便致电伍廷芳，要求在清帝退位后两天内，取消南京临时政府，由袁世凯在北京组织新的临时政府。孙中山对袁世凯的阴谋坚决予以揭露和抨击。

1912年1月18-20日，孙中山连电伍廷芳，要他转告唐绍仪，向袁世凯提出如下条件：一、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取消，不得私授于其臣；二、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三、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即行辞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为大总统。他特别强调：“此于民国安危最有关系，在所必争，请唐告前途当计及远大，毋生异议，盖袁不得于民国未举之先，接受满清统治权以自重。"1月22日，孙中山又致电伍廷芳和各报馆，公开揭露袁世凯在北京另立政府的阴谋，宣称：“袁意不独欲去满政府，并须同时取消民国政府，自在北京另行组织临时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纵彼有谓为民主政府，又谁为保证？”他提出最后解决办法五条，要求袁世凯向各国驻华使节通告清帝退位的消息，并宣布“绝对赞同共和主义”的政见，以表示与满清政府断绝关系而变为民国国民，否则后果自负，“战争复起，天下流血，其罪当有所归”。1月27日，孙中山致电各国驻华公使，坚决表示：袁世凯欲令南京临时政府立即解散，“此则为民国所万难照办者”，并揭露袁世凯的用意“实欲使北京政府、民国政府并行解散，俾得以一人而独揽大权”。1月29日，孙中山致电伍廷芳并在报上揭露袁世凯肆意破坏议和大局的罪状，认为袁世凯在议和过程中背信弃义，“种种失信，为全国军民所共愤……今以袁世凯一人阻力之故，致令共和之目的不能速达，又令清帝不能享逊让之美名，则袁世凯不特为民国之蠹，且实为清帝之仇。此次停战之期届满，民国万不允再行展期，若因而再启兵衅，全惟袁世凯是咎，举国军民，均欲灭袁氏而后朝食。”

孙中山一连串的揭露和抨击，使袁世凯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袁世凯和他的手下人为所发生的事情乱了手脚”。当时，袁世凯尚未取得清帝退位的同意，在孙中山公布有关条件后，此前袁氏与南方之间用清帝退位换取民国总统的秘密交易便再也无法遮掩，而被完全公开了。袁世凯只好进一步加紧逼宫的步伐。

清帝退位后，袁世凯立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表示绝对赞同共和制度，宣称“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但与此同时，袁世凯仍贼心不死，竟然在清帝退位诏书上做手脚，擅自在南京临时政府拟订的诏书稿上加入“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等内容，表明其政权来自清政府，而将南京临时政府撇在一边。对此，孙中山颇为不满，他致电袁世凯严正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等人为之极力狡辩：“清谕有全权组织字样，南方多反对者。实则此层系满洲王公疑惧，以为优待条件，此后无人保障，非有此语，几于旨不能降，并非项城意。故奉旨后，亦未遵照组织政府。清谕现在已归无效。若欲设法补救，除非清谕重降，自行取消不可。又万万无此办法。南方若坚持此意，实为无结果之风潮。”既成事实难改，袁世凯的阴谋得逞。

（二）关于临时政府设立地点

袁世凯代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后，本应到南京就职，但他借故拒绝南下，因此发生了一场关于临时政府所设地点问题的定都之争。

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时，曾经提出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和新任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等附加条件，“以袁氏难制，欲令迁都江宁以困之”。显然，孙中山此举目的在于将袁世凯调离北方老巢，置于南方革命势力的控制范围内，以防备其反革命阴谋。

但是，孙中山的良苦用心不仅遭到许多立宪派、旧官僚的反对，甚至也不被一般革命党人所理解。2月14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讨论临时政府地点问题，革命党人李肇甫提议临时政府地点须在北京，并陈述其理由，得到众人附议，投票表决结果，以20票对8票的多数通过。当时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也看出，“参议院的大多数议员很急于实现和平，所以他们投票支持北京为临时首都，目的在于清除那个使成立联合政府的谈判获得胜利结果的惟一障碍，即首都的所在地问题”。对于这个结果，孙中山与黄兴极为不满。他们召集参议院中的革命党人李肇甫、黄复生、邓家彦等人诘问，邓、黄等人请求政府再交参议院复议。黄兴异常气愤，宣称：“政府决不为此委曲之手续，议院自动的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随即，胡汉民与吴玉章等人加紧活动，一面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向参议院发出复议咨文，一面暗中疏通议员，“通知所有的革命党人，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投票”。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复议临时政府地点案，结果以19票对7票的多数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当天，袁世凯被参议院选举为新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贺电中特别说明“临时政府地点定在南京”，并表示要派专使奉请袁氏“来宁接事”；孙中山还致函袁世凯，说明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具有现实政治上的革命性意义，并声明临时政府所在地不一定就是将来永久性的都会地点。他说：“今所急要者，但以新国民暂时中央机关之所在，系乎中外之具瞻，勿任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则燕京暂置为闲邑，宁府首建为新都，非特公之与文必表同意于国民，即凡南北主张共和疾首于旧日腐败官僚政治之群公，宁有间焉。至于异日久定之都会，地点之所宜，俟大局既奠，决之正式国论，今且勿预计也。”他恳切地希望袁世凯“毋以道途为苦”，迅速南下就职。

袁世凯自然不会轻易离开北方这片经营多年的地盘，而自投罗网地甘受革命势力的摆布和控制。他在清帝退位时为表赞同共和而致电南京临时政府与临时参议院，虽然表示“极愿南行”，但又借口“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各国”，委婉地拒绝南下。2月15日，当袁世凯得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设在南京的消息后，当即致电孙中山等表示实在难以接受，甚至以“退归田里”相威胁。他说：“南行之愿，真电业已声明。然暂时羁绊在此，实为北方危机隐伏，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万难恝置……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北而南，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北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当未接收以前，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袁世凯拒绝南下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北方各省的秩序问题，二是外国列强的干涉问题。正如张謇为袁世凯所做的时局分析及其进献的相应对策：“公不能南之义，一面有北数省人民，一面有在京外交团。……目前第一难题，即要公南来。解此题者只有二法：一从在京外交团着手；一从北数省人民着手。”袁世凯始终坚持这两点，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势力对此也无可奈何。

袁世凯反对迁都南京的主张，得到立宪派、旧官僚、部分革命党人以及外国在华势力等多种政治力量的应和与支持。2月13日，与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临时政府应设在南京的同时，章太炎在《时报》上公开发表《致南京参议会论建都书》，认为迁都南京有“五害”：军事战略上不能控驭北方，北方文化将益形衰落，政治上有土崩瓦解之忧，难以震慑拥清复辟势力，外国使馆搬迁困难。因而主张“犹不如仍旧”建都北京。无独有偶，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同一天也发表署名空海的社论《建都私议》，认为“国都宜在北京，此稍有识者所同意也”。该文详细列举了应建都北京的八条理由：谋政治之统一，谋经济之发展，谋财政之撙节，避外交上之烦难，筹边防之支持，谋兵权之统一，达光复之目的，巩固共和之基础。但是，这些并没有阻止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将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的决议。

2月21日，中华民国联合会、民社、国民协会以及《民立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大共和日报》等七家社团与报馆，在《民立报》上联合发表公电，致南京参议院、苏州都督庄蕴宽并转黎元洪副总统及各省都督、议会、督抚、谘议局，认为：“北都关系外交、内政最巨，若舍北取南，帝党有死灰复燃之虑，强敌有乘机侵略之虞。况立法为行政所侵，不能保其独立，民国开此恶例，尤可寒心。望公电抗议，以全大局。”同一天，苏州都督庄蕴宽也在《申报》上发表致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及社会各界的公电。电文认为，“至政府地点之应设在南京，与新总统之是否须到南京，当就事实上论之，不可参以主客尔我之见，致起中外猜疑。今姑设为问题数则：一、现势上之观念，如袁公南来，北方各省能否保持秩序？满、蒙等处能无联外人、拥幼主以破坏全局之事否？一、地点与历史上之观念，披览地图，南并能控制西北各边否？中国古时除洪武一代外，南京有建都之价值否？一、外界上之观念，东西各国能不反对迁都否？以鄙见测之，舍北就南，种种危险，将使和平解决之共和政体自生荆棘，致启争端，曲直固不必言，利害岂能不计？……顾以大局所系，自当尊公理而舍私图，统一政府之必在京、津，毫无疑义。”随后，安徽都督孙毓筠、浙江都督蒋尊簋、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西都督马毓宝、福建都督孙道仁、云南都督蔡锷、广西都督陆荣廷、江北都督蒋雁行以及南京军界要人浙军司令朱瑞、粤军司令姚雨平、第一军团长柏文蔚、光复军司令李燮和等人，纷纷发布通电，反对迁都南京，主张定都北京。

北方各界对于迁都南京更是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据《申报》记载，旅居天津的各省商人通电认为：“临时政府宜北不宜南……现清帝甫经逊位，人心摇惑，若令袁公往南接任总统，北方必有变乱，东三省、内外蒙古控制尤难，于民国前途恐多危险。”又据《民立报》记载，京中各政团及各界“咸以袁总统如驻南京，蒙古、东三省势难震慑，且外交必多困难，本求统一，实召分裂”。各团各界联合呈递请愿书，要求袁世凯坚持定见，力排众说，“即日在北方就职，速行宣告各国，以定人心”。直、鲁、豫谘议局为首都地点事致电袁世凯和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南迁窒碍甚多，计有“五虑”：关东外患日亟，京师未靖，各国啧有烦言，外国使馆难以安置，不能控驭蒙藩与回疆。认为“南不如北”，坚持“临时政府实仍以北京为上”。在京蒙古王公也对于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之说表示“大为不愿”，他们集会推举代表谒见袁世凯，认为：“首都地点仍宜设在北京。缘中国以二十二行省而论，则设立南京为宜；若合满、蒙、回、藏而言，则北京实为适中之地。”并说：“既合五大族成一共和国，蒙、藏各处尤宜注意。”然而这些意见基本上都不出袁世凯坚持的那两点。

在武昌的黎元洪集团本来企图在南北相争不下时从中渔利，力争定都武昌，但并没有多少支持的力量，于是在鼓噪一时之后便倾向支持袁世凯。2月27日，在各处纷纷通电支持定都北京的促动下，黎元洪上书宣称：“欲为民国谋统一、规久远，则临时政府自应以地形险要、交通便利、能筦全国枢纽者为适当之地点。居中驭远，莫若武昌，有识者类能言之。第值此新陈代谢，情谊未孚，陕疆有战云未靖之忧，胜国有死灰复燃之虑，蒙、藏诸边，尤为岌岌，倘非假因利乘便之势，从容坐镇，必不能维持秩序，控制中边，稍一疏虞，将至人心动摇，邻邦干涉，内忧外患，迭起丛生。言念及此，深为焦灼……窃谓暂时权宜之计，必仍规定燕京，借消隐患。将来宅中建国，仍在武昌，既足涤三百年旧染之污，亦可辟亿万世奠安之局。折衷定策，莫此为宜。如蒙允诺，即请从速组织临时政府，规划一切。”黎元洪虽然仍然坚持将来应定都武昌的意见，但也公开表示了支持在北京建立临时政府的主张。

外国在华势力也公然支持袁世凯。据《民立报》记载，各国公使对于迁都南京“颇不谓然”。他们认为：“北京为东亚之中心，数百年来皆建为都会。况且庚子以后，东交民巷一带，已缔立专约，各使署及洋行建筑费巨工大，煞费经营，不独为各外商生民财产所托，于各邦国体诚有重大之关系。今南政府不待各国承认，率以一二人之私见，遽议迁都……南政府轻视外交，要用正式干涉。”各国公使为此集会。英国公使朱尔典在会上说：“现在中国政体既已解决，南北两方面争持甚力者，仅在建设临时政府地点问题。现在南北两面相较，南方之摇动，究不若北方之稳固。设使袁总统一旦南去，情形甚属危险。”其他各国公使均表赞同，并拟照会外务部。外国势力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

在定都问题的南北之争中有多种政治势力是支持袁世凯的，如《民立报》所谓“各都督、各督抚、各军团、各报馆、各政党、各绅商，大多数主张北京”。这个情况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势力非常不利。

孙中山、黄兴等南方革命势力也不甘沉默，仍然坚持原议，并对建都北京之说展开了反击。黄兴针对庄蕴宽、章太炎及《民立报》所论定都北京的理由，予以一一驳斥，认为：“袁公虽与清廷脱离关系，尚与清帝共处一城。民国政府移就北京，有民军受降之嫌，军队必大鼓噪。且临时政府既立，万不能瞬息取消。清帝既退其统治权，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当仍在南京，临时政府自应受之于政府所在地，更无移政府而送其接受之理……袁能南来，以北方领袖之宏才，为民国统一之元首，南方服其坦白，北方服其威重，感情融洽，统一之局可以大定。种种研究，临时政府地点必以南京为适宜。”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次长魏宸组致电庄蕴宽，指责庄之通电“有类于耸动社会，反对政府，扰乱秩序”，并逐一反驳了庄蕴宽主张建都北京的理由：“维持秩序，赖有兵力，固与袁之在南在北无关也。控制西北，亦视兵力与政治若何，决不因京城为转移；英于印度，法于安南，美于菲律宾，未闻因京城之远而失之也。联外人，拥幼主，系公过虑。夫外人果欲保全清帝，于武昌起事之日，以一纸书或可办到，岂尚待今日哉？至各国反对一节，尤为大谬。义师一起，商务全消，各国何尝不反对，吾人故未尝先求外人之同意，而后施行革命也。”联军总司令孙岳、参谋长李鼎扬、军旅长米占元、镇军团长臧在新、宁军团长谢时致电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及各都督、各司令、各省督抚、各谘议局、各报馆，对于庄蕴宽等人“建都应在北京”的主张表示不以为然，认为：“建都北京，其害有三：一、人心之趋向，一如旧日。二、中原幅员广大，偏处一隅，则尾大不掉。三、对于满族之胶葛，永无断绝。”梅馨、蒋国经、赵恒惕、黄本璞、覃振以汉口湘桂联军8000人的名义，致电孙中山、黄兴表示：“南部暗潮汹涌，藉非袁公南来，万不足以维大局、安人心……袁果赞成共和，则请速推诚布公，毅然南来，俾南北政府统一组织成立，庶内部不起猜疑，外交得免破坏，五大族幸甚。若犹眷恋于专制巢穴，负隅思逞，不惜人言，不顾天命，内讧外患，民国危矣。则某等誓必提兵北上，拼一死战，不血洗二百余年之秽污地，不为黄汉子孙。”可见，南方革命势力的反对也是相当激烈的。

与此同时，孙中山一面继续函、电敦促袁世凯南下；一面力争主动，派遣以蔡元培为首的欢迎代表团，偕唐绍仪北上，专程迎请袁世凯南下就职。迎袁代表团以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局长曾昭文、步兵第31团长黄恺元、湖北外交司长王正廷、前议和参赞汪精卫为欢迎员。阵容颇为壮观。

2月21日，蔡元培专使代表团启程北上。26日，唐绍仪与汪精卫先期抵京，并于当晚谒见袁世凯，晤谈临时政府地点问题。27日，迎袁代表团全部进京，受到袁世凯的热烈欢迎。袁世凯派胡惟德到火车站迎接，同时前往欢迎的尚有以段祺瑞为首的各军高级将领，以及各商会代表与军队、巡警、学生等人群，“排列如堵”，火车站装饰得甚为美观，“全城皆飞五色新旗”。各代表寓居贵胄法政学堂。28日，袁世凯在迎宾馆会见蔡元培一行，“一见面则允许赴宁就职”，并拟以唐绍仪在北京留守。这时，南方专使已不再拘泥于“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而只专注于迎请袁世凯南下就职。正如蔡元培所说：“袁公之就职于南京，准之理论，按之时局，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者也。”袁世凯始终没有表示不能南行之意，蔡元培等人也对此深信不疑。

2月29日夜晚，袁世凯的亲信曹锟所属第3镇在北京发动兵变。乱兵“始焚东城，继抢城外”，在京城内外大肆烧杀抢掠，商民店铺、居所损失数以千计，迎袁专使寓所也不能幸免，蔡元培等人被迫仓皇逃避使馆区的六国饭店。3月1日夜，乱兵“复抢西城，计焚两钟之久，枪声彻夜不绝。丰台同时兵变，竟开大炮”。这次兵变是袁世凯故意制造的，如时人所谓“初意系授意稍为暴动，借免南行之意”。继北京兵变之后，天津、保定等地也发生军队哗变事件。如此造成北方局势动**的迹象，为袁世凯拒绝南下提供了有利的借口。

一时间，要求袁世凯在北京组织统一政府的呼声再次高涨。南北军政各界、各社团、商会、报馆纷纷通电、上书，反对袁世凯南下。副总统黎元洪致电各省及各机关，认为“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如果南北相争持久不决，将导致“兵亡”、“民亡”、“国亡”、“种亡”的严重后果。北军将领段祺瑞、姜桂题、冯国璋发布通电，断然主张：“兹就内情、外交、边部各方面观之，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定。”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民立报》《天铎报》《爱国报》《民报》《大共和日报》《民声报》联衔致电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参议院：“国都及临时政府地点应在北，其理由早经各报暨庄都督详细说明，即旅北商民，亦公电赞同。因日久相持，人心不定，致肇京、津、保定之变，商业损失益巨。倘再迁延，易启外人干涉，良用危惧。务恳迅赐协商允妥，亟就北京组织完全政府，建定国都，以期南北统一。”外国势力也开始加紧活动。驻北京的外国公使团紧急集会，决定从天津再调兵1000人，增援使馆卫队，并每天在街道上进行武装巡逻，“以便对现存统治当局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各国以保护使馆为名，陆续增兵北京；同时放出空气，希望袁世凯迅速在北京组织统一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迎袁专使蔡元培等人不得不接连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提议改变临时政府地点，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他们电称：“前月二十九日夜，北京军队忽起变乱，一般舆论以袁将南行为其主要之一原因。内乱既起，外人干涉之象亦现，无政府之状态，其害不可终日。于是一方面袁君颇不能南行，而一方面则统一政府不可不即日成立，在事实上已有不可易之理由。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事已至此，孙中山与南方革命势力也无可奈何。

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政府交议《关于袁总统受职与重行组织统一政府办法案》。议员汤漪提议袁世凯“来电既谓北京略已平靖，即应电请袁君南来就职”，少数赞成，被否决。议员邓家彦提议“电允袁总统在北京受职”，多数赞成，可决。议员谷钟秀提议关于袁世凯受职与重行组织统一政府办法六条，议决如下：（1）由参议院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2）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3）参议院接到宣誓之电后即复电认为已经受职，（4）袁大总统受职后即将拟派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求其同意，（5）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委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代事宜，（6）孙大总统于交代之日始行解职。对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决议，孙中山完全赞同。第二天，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表示：“尤望即依参议院所开手续，正式受职……早定大局。”于是，袁世凯便着手在北京组织临时统一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