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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动向（第1页）

第四节　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动向

一　民变事件迭起

庚子事变以后，曾经激化的社会矛盾并没有因此事变的结束而趋向和缓，人民群众的自发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整个社会仍然动**不安。时论以为“近年民变之由来有二：一曰抗捐，一曰闹教”。一方面，由于外国列强通过《辛丑和约》勒索巨额赔款和清政府举办新政需要大量费用，都是以各种捐税的名目直接或间接地转嫁到广大人民身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与统治者的横征暴敛，直接导致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另一方面，在不平等条约和外国列强侵略势力的庇护下，一些外国在华教会的教士与教民胡作非为，鱼肉百姓，诸多不法行为激起了人民群众的纷纷反抗。在本国封建势力与外国侵略势力的双重压迫下，当人民群众无法照旧生存下去的时候，他们被迫铤而走险，走上了“造反”的道路。这就是民变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据统计，1902-1905年的4年间共发生各类民变事件326次，年均81。5次。可见当时民变事件发生的数量之多与频率之高。这个时期的民变事件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反洋教

这个时期的反洋教斗争可谓19世纪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的继续与发展，并有新的特点：一是反洋教与反赔款摊派的抗捐抗税斗争结合在一起；二是反洋教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清政府，往往发展为反清武装起义，并提出了“扫清灭洋”之类的口号。1902年，直隶广宗、巨鹿等地的人民为了反对因赔款摊派的所谓赔款捐，在景廷宾的领导下举行起义，他们高举“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结果被清政府镇压。与此同时，直隶北部的热河朝阳爆发了以邓莱峰为首的群众反抗教堂“增索赔款”的斗争。河南泌阳发生了由“齐心会”领导的绅民抗交摊派赔款并攻打教堂的泌阳教案。四川资阳等地红灯教、顺天教起事，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号召民众攻打教堂和官府。湖南发生辰州教案和衡州教案，并有邵阳贺金声竖“大汉佑民灭洋军”旗帜，率众起义。1903年，浙江桐庐白布会由濮振声领导起事，喊出“仇教灭洋”的口号。1904年，江西新昌、高安等地发生捣毁教堂事件。1905年，广东饶平发生以林能丰为首的双刀会捣毁教民房屋事件，等等，可谓“闹教之案，层见叠出”。反洋教事件遍及全国各地，颇有义和团重现的气势。

（二）抗捐抗税抗租

由于分摊赔款和推行新政急需巨款，各级官府巧立名目，增捐加税，旧捐税加重征收，新捐税层出不穷，“各种杂税，省省不同，府府不同，县县不同，名目不下百数十”。加上一些不法官吏肆意勒索，中饱私囊，更使一般老百姓不堪重负，因而奋起反抗。1901年，江苏常熟、苏州掀起农民抗租风潮。1902年，江西德化、赣州、安福发生商人捣毁厘卡与农民抗粮事件。1903年，山西永济人民反对征收柿酒税，捣毁县衙。1904年，奉天复县、凤城、岫岩、安东、辽阳农民抗征盐捐、山荒税、牛马税。1905年，山东潍县商民反对烟叶加税，聚众拆毁税局，等等。几年间，各地抗捐、抗税、抗租事件频繁发生。

（三）罢市与罢工

商人、手工业者和一般城镇居民的罢市活动大都是与抗捐抗税相联系的。例如，1902年，湖北武汉煤炭行抗议官府抽收煤炭捐而罢市；1903年，广州酒商反对酒捐而集体罢市；1904年，四川成都、重庆商人反对厘捐而歇业罢市，等等。工人罢工一般是为了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反对延长工作时间，以及反对外国技师、监工的欺侮和虐待。例如，1904年，成都兵工厂工人抗议工头任意克扣工资举行罢工；1905年，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工人反对外国工程师克扣工资举行罢工，捣毁洋房，痛打监工。这个时期的工人阶级虽然思想幼稚，力量弱小，但他们在自发地为改善自己的经济和生活条件而斗争的同时，也在逐渐自觉地走向反帝反封建的道路。1903年，云南个旧锡矿工人在会党首领周云祥的领导下，反对法国修筑滇越铁路，举行反清仇洋武装起义。这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初步显示了工人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新生力量的本色。

（四）秘密会社起事

秘密会社是指民间下层民众的秘密结社组织。陶成章认为：“中国有反对政府之二大秘密团体，具有左右全国之势力者，是何也？一曰白莲教，即红巾也；一曰天地会，即洪门也……白莲之教盛于北，而洪门之会遍于南。”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北方的教门组织受到重创，但仍然活动频繁；与此同时，南方的会党更加活跃起来。会党主要是由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转化而来的游民无产者组成，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毫无保障，是动**社会中最不稳定的因子。这时期，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的会党频频起事，而以1902-1905年陆亚发、王和顺等会党首领领导的广西各族人民大起义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清政府调动邻近数省10多万兵力，耗费300多万两，历时近4年，才最终把它镇压下去。

（五）少数民族人民反抗斗争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结构。清王朝的奴役统治与外国列强的侵略压迫，使整个中华民族遭遇双重灾难，各族人民感同身受，他们只有奋起抗争才是出路。在广大汉族人民纷纷起来反抗的同时，内蒙、云南、川边、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1901年，内蒙绥远地区口外七厅有马天兰领导的蒙汉人民反洋教武装斗争。1903年，云南镇边厅有彝族张朝文、佤族李三明分别聚众起事，进行抗捐抗租斗争。1905年，川边巴塘藏民发动起义，杀死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焚毁法国天主教堂。少数民族的各种反抗斗争同样是对清王朝与外国侵略势力的打击。

以上各种民变事件的主体基本上是广大下层人民群众，此类事变的频繁发生，表明清王朝统治的社会基础已经开始动摇与裂变。这一方面给日薄西山的清政府敲响了警钟，促使其不得不进一步加快新政改革的步伐，以图挽救摇摇欲坠的王朝统治；另一方面，也向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展示了蕴藏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下层人民群众中巨大的革命力量，以便其利用和依靠他们向革命的目标迈进。“从最近的经验中可清楚地看到，满清军队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目前爱国分子在广西的起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们既然有出奇的战斗力，那么，如果给以足够的供应，谁还能说他们无法从中国消灭满清的势力呢？”这是革命派领袖孙中山的言说，表达的是一种从广西农民起义的力量中看到的革命必胜的信心。

二　留学生运动与国内学潮

留学生走出国门，在国外留学的过程中通过学习新知识，接触新事物，耳濡目染新思潮，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新生力量。在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革命与维新志士的影响下，留学生非常活跃。他们组织社团，创办报刊，在积极向国内传播新知识、新思想的同时，还发动了一系列反对列强欺侮、侵略与清政府压制、迫害的政治活动。

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和东京高等大同学校，集聚了一批进步留学生。1899年秋，《清议报》助理编辑、原高等大同学校学生郑贯一与同学冯斯栾、冯懋龙创办《开智录》，宣传自由平等思想。次年，该刊由油印改为铅印，随《清议报》附送。后因受孙中山的影响，《开智录》中出现“排满”字样，与保皇会宗旨不合，在出版仅半年之后即被迫停刊。

1900年春，在东京的部分留日学生沈翔云、戢元丞、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章宗祥、曹雨霖、王璟芳等人组织“励志会”，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此为留学界创设团体之始。励志会会员一开始便分为激烈与稳健两派，其中一部分激烈分子回国参加了自立军起义，有的牺牲，有的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另有一部分稳健分子则挡不住清政府功名利禄的引诱，逐渐向官场靠拢，并在政府机构中谋求一官半职。后来，励志会便在其会员于革命与保皇的抉择中分化解体。是年底，励志会成员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人出版《译书汇编》，专门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如逐期登载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书，译笔流丽典雅，风行一时，“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在当时青年思想界影响颇巨。

1901年春，因东西各报盛传清政府要把广东割让给法国，粤籍留日学生郑贯一、冯斯栾、冯自由、王宠惠、李自重等人愤而发起成立“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脱离清政府统治而独立，得到不少旅日粤籍华侨的支持。5月，秦力山、沈翔云、戢元丞、王宠惠、张继等人发刊《国民报》，大倡革命仇满学说，“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他们还拟发起国民会，以“宣扬革命仇满二大主义”为宗旨。此为留日学生中较早倾向革命的报刊与社团。

1902年底至1903年初，随着留日学生人数的逐渐增多，各省留学生的同乡会纷纷成立，他们创刊了一些带有明显乡土地域色彩的杂志，作为各自思想宣传的阵地。如湖南留学生的《游学译编》，湖北留学生的《湖北学生界》（后改名《汉声》），直隶留学生的《直说》，浙江留学生的《浙江潮》，江苏留学生的《江苏》。这种方式后来渐为各省留学生仿效。1906-1908年，湖南留学生办《洞庭波》（后改名《汉帜》），云南留学生办《云南》与《滇话》，四川留学生办《鹃声》与《四川》，河南留学生办《豫报》与《河南》，山西留学生办《晋乘》，陕甘留学生办《秦陇》《关陇》与《夏声》，等等。

1903年1月30日为癸卯年正月初二日，东京留学生照例在留学生会馆举行新年恳亲会，到会600多人，并有驻日公使蔡钧、留学生监督汪大燮参加。马君武即席演说“排满”，以为“满之为满，为今天下所当共排”，当即引起强烈反响。此后，“排满”之说渐在留日学界流行。与此同时，留日学生发起了一系列反抗日本欺侮中国人的民族歧视的斗争。2月，日本媒体披露，大阪博览会将在人类馆中展出支那等7种人表演风俗习惯。3月，留学生秦毓鎏等人在参观大阪博览会时，发现福建省的产品被陈列在已被日本侵占的台湾馆内。这些侮辱国格的举措遭到留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并最终迫使博览会主办者改变了做法。紧接着，发生弘文学院与成城学校学生因不满校方无理对待中国学生而罢课、退学的事件。在随后的拒法、拒俄运动中，留学生与国内学界及其他各界人士相互联合，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推向**。

1905年，留日学生人数激增达8000余人。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中国留学生称之为“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规则一出，留学生群起抗议，顿时兴起一股反抗风潮。留日学生反“取缔规则”事件以湖南学生陈天华的忧愤蹈海自杀为**，最后激变为集体退学归国运动。

在国外留学生进行各种爱国与革命活动的同时，国内学界也不断地发生闹学风潮。学潮发生的情形不一，但一般起因主要源于学校内部，如反对校方对学生的压制和不合理待遇，反对学校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反对外国势力干预的教会学校进行奴化教育，等等。当学潮的发展越出学校的大门，汇入拒法拒俄运动、收回利权运动、抵制美货运动的潮流时，便自然成为了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教育会的成立是国内学潮兴起的契机。1902年4月27日，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当选为事务长，王慕陶、蒋智由、戢元丞等人为干事，聚集了一批在上海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名流，如章太炎、吴稚晖、黄宗仰、陈范、马君武、龙泽厚、蒋维乔、刘师培、张继等人。中国教育会章程标榜“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名义上致力于教育改良，实际上暗中从事革命宣传与组织活动。“倡议诸子，均属热心民族主义之名宿，故此会不啻隐然为东南各省革命之集团。”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各地学界风潮的兴起与发展，得到了中国教育会的积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