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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第1页）

第三节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一　教育救国思潮的兴起

与实业救国思潮一样，教育救国思潮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中国一部分先进人士谋求社会改良的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在当时兴起的原因也主要是由于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以及清政府新政改革的推动。两种社会思潮的目标都是救亡图存，但所选择的道路不同。与实业救国论者主张“商战”、振兴实业以发展经济的道路不同，教育救国论者则是提倡“学战”以发展教育为振兴中华的出路。

19世纪末，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维新派在努力谋求政治改革的同时也阐发了教育救国的思想。“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这是康有为的主张；“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这是张元济的呼声。不仅康有为、张元济如此，而且严复、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等著名的维新派人物也都发表了类似的言论主张。在维新派的《时务报》《知新报》《湘报》《湘学新报》等报刊上，也有不少提倡教育救国的文章。甚至一些趋新的封建官僚，如张之洞、陈宝箴等人，也在呼吁改革科举制度和兴办新式教育。正是多方面人士，尤其是维新派的鼓吹，使教育救国思想成为当时的社会思潮。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教育改革是其重要的内容，使教育救国思潮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改良派、立宪派梁启超、严复、杨度、张謇等人继续鼓吹，而且一些革命派人士也在积极呼吁。1901年，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创办中国最早的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开宗明义地宣称：“无人才不成世界，无教育不得人才。方今世界不出四语曰：‘优胜绌败’。今中国处此列雄竞争之世，欲图自存，安得不于教育亟加之意乎？”诸如此类的言论文字，在当时的各种报刊杂志上可谓比比皆是，由此而使教育救国思潮得以勃发奔涌。

清末教育救国思潮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认为教育是救亡图存与立国自强之本。关于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意义，教育救国论者从挽救民族危亡的高度作了充分的认识。他们认为，“学战”是20世纪各国生存竞争的关键，是“兵战、商战、农战、工战之所以胜所以败者”的总枢纽。所谓学战，其实就是教育竞争。在教育救国论者看来，发展教育是其他竞争取胜的不二法门。“欲吾之兵，吾之政，吾之种种经济事业，足与人国竞争也，舍教育国民之外无他法。”更有人认为：“现在是教育的世界……智争学战的时代……人无教育，就不能自立；国无教育，就不能自强……中国倘有一线希望，全在教育。”这几乎是把发展教育看做中国惟一的希望所在。这是教育救国论者的最高理想，也是教育救国思潮的中心旨意。

第二，主张进行教育改革，要求发展新式学校教育和重视留学教育，以培养各种新式人才。人才来源于教育，近代新式人才的培养有赖于近代新式学校教育的发展。一方面，教育救国论者极力批判传统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要求改革甚至废除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以八股取士，使传统士子埋首经书与诗赋词章之学，镇锢了天下人才。维新时期，严复主张变法之先“莫亟于废八股”，认为八股之害在于“使天下无人才”。梁启超说：“科举之衰，有志亦成为无用……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废八股，变科举，成为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正是由于维新派人士的积极呼号，并有张之洞、袁世凯等地方督抚大臣的大力倡导，1905年终于废除了科举制度，为新教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教育救国论者积极主张建立新的教育制度，要求发展新式学校教育。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就主张仿照德国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建立中国的新学制，所谓“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由张之洞等人制订的仿照日本学制的“癸卯学制”，开启了中国教育体制的现代化。就具体的学校教育而言，教育救国论者不但非常重视从小学到大学的普通教育，而且特别关注师范、实业等方面的专门教育。张謇认为“师范为教育之母”，办学校“尤须先从师范始”。实业教育乃“富强之大本”，“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张謇在南通的办学成就可谓这方面的表率。另外，教育救国论者还努力倡导留学教育。他们认为：“吾国今日如垂危之病，以学为药，而子弟之出洋求学者，乃如求药之人。”他们相信留学可以救国，因而呼吁：“留学外国者，今日之急务也，无贵、无贱、无富、无贫、无长、无幼，所宜共勉者也。”当时留学热潮的兴起与此不无关系。教育救国论者的这些主张，无非都是希望通过发展新式教育以培养国家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种新式人才，以达到图强御侮的救国目的。

第三，提倡国民教育，以塑造新国民。教育救国论者不只是关注培养新式人才的精英式教育，而且还积极提倡使整体国民素质提高的普及教育，希望通过国民教育来塑造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国民。戊戌时期，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强调从力（体）、智、德三方面提高国民素质；庚子以后，严复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体育、智育、德育“三者并重”的教育观，并根据当时的形势强调“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这个主张当时已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一些教育救国论者关于国民素质教育的基本思想。如有人认为：“民智、民德、民力是改造社会、强国保种的要素。”梁启超则发表了著名的《新民说》，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对此，他从两方面作了论证，就内治而言，“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就外交而言，“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列强——引者注）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显然，梁启超这里所谓的新民，含有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意味。要达到这个目的，根本的途径就是普及教育。时人主张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进行全民普及教育，甚至主张用强迫主义的方式使全体国民人人尽受教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女子教育的问题被教育救国论者提上议事日程。他们认为，因长期以来受“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流毒的影响，女子不能与男子平等地接受教育，“学之不明，而千百年来女界乃独罹其黑暗矣。欲救其弊，惟有兴学。”兴女学是为了培养占全体国民半数的女子的国民性格，塑造新型女国民。有人甚至把女子教育提高到“铸造国民母”的高度，认为：“国无国民母，则国民安生，国无国民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故欲铸造国民，必先铸造国民母始。”可见对女子教育的重视程度。

教育救国论者主张通过发展教育实现救亡图存，这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显然是缓不济急的，因而也是不现实的。1905年，孙中山与严复在英国伦敦会晤，严复认为改革“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孙中山不以为然，颇有感慨地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惟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在革命者看来，革命形势的发展有刻不容缓之势，这是清末的基本情景。尽管如此，教育救国论者的爱国热情是不可否认的；而且，这种思潮的出现，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清末兴学与留学热潮的高涨，对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催生作用。

二　国内办学热潮高涨

20世纪初年兴学热潮的高涨，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尤以清政府的新政改革为关键。一方面，新学制的颁行和学部等各级专门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建立，为新学堂的创办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另一方面，科举制度的废除，断绝了传统士人的进身阶梯，为新学堂的兴起扫除了制度性障碍，使读书人群趋于学堂。在清政府的大力提倡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下，新式学堂便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形成一股兴学热潮。

这里首先就这个时期新式学堂总的发展情况列表分析。

1902-1911年新式学堂发展情况统计表

上表显示全国新式学堂发展的大致情形。据不完全统计，1902-1911年间，学堂数从1903年的769所发展到1909年的59117所，约增加了76倍；在校学生数1902年为6912人，1909年为1639641人，约增加236倍；毕业学生数1904年为2167人，1909年为23361人，约增加10倍。显然，这个时期新式学堂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其最高年份1909年有近6万所学堂和160多万学生，其绝对数量也是可观的。

各省学堂发展情况可以学务发达而统计资料较为完全的1909年为例：

1909年各省学堂情况统计表

*说明：江苏各项数据为原表中江苏与江宁合并统计。

上表显示1909年各省新式学堂发展的大致情况。在全国22个行省中，从学堂数来看，可分4等，1万所以上的有直隶与四川2省，5000-2000所的有山东、河南、陕西、湖北、奉天、江苏、山西、浙江8省，2000-1000所的有云南、贵州、广东、湖南、广西、江西、甘肃7省，1000所以下的有安徽、福建、新疆、吉林、黑龙江5省；从学生数来看，也可分4等，10万人以上的有四川、直隶、奉天3省，10万——5万人的有湖北、河南、广东、江苏、浙江、山东、陕西、云南、山西、湖南、广西11省，5万——2万人的有江西、福建、贵州、安徽、甘肃5省，2万人以下的有吉林、黑龙江、新疆3省。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新式学堂的发展有着非常明显的地区分布不平衡性，多者如四川、直隶两省学堂上万所，学生二三十万人，少者如新疆、黑龙江两省，学堂几百所，学生几千人，差距甚为巨大。大致而言，各地区新式学堂的发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长江流域与沿海地区发展较快，边疆偏远省份发展较慢。

再看各类学堂的具体发展情况。

（一）普通学堂

普通学堂是为以国民普及教育为目标的普通教育而设，分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四类。据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小学堂分初等、高等两类（高、初等合办者称为两等），另有简易识字学塾、半日学堂等扫盲性质的学校作为补充。初等小学堂是最基本的国民普及教育，各城、镇、乡、村普遍设立。“凡国民七岁以上者入焉，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高等小学堂也设于各城、镇、乡、村，每州、县至少应设一所。中学堂各府必设一所，各州、县能设最好。高等学堂各省城设一所，为大学预科，分文、理工、医三类。大学堂以“造就通才”为宗旨，分经学、政法、文学、医、格致、农、工、商八科，先在京师设一所，然后推广于各省。据统计，1909年，全国有小学堂51678所，小学生1532746人；中学堂460所，中学生40468人；高等学堂24所，学生4203人；大学堂3所，学生749人。全国普通学堂共计学堂52165所，学生1578166人。

（二）师范学堂

师范学堂为培养师资而设，分初级、优级两类，另有师范传习所、讲习所等临时性的教师短期培训学校。初级师范学堂培养小学堂教员，每州、县必设一所，先在省城暂设一所以为提倡；优级师范学堂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和中学堂教员及管理员，在京师与各省城各设一所。1909年，全国有各类师范学堂415所，学生28572人。著名的有南通通州师范学校（1902年）、南京两江师范学堂（1903年）、上海龙门师范学校（1904年）、直隶北洋师范学堂（1906年）等。

（三）实业学堂

实业学堂为实业教育而设，有实业教员讲习所、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商业学堂、商船学堂等类，各类又分高、中、初三等，各省酌量地方情形随时兴办。1909年，全国有各类实业学堂254所，学生16649人。

（四）法政学堂

法政学堂是适应新政的发展尤其是预备立宪急需新式政治人才的需要而创办的。1907年初，学部筹设京师法政学堂所拟章程规定，法政学堂“以造就完全法政通才为宗旨”，分预科、正科与别科。预科两年毕业后升入正科，分习政治、法律两门，各三年毕业。另附设讲习科，为吏部新分及裁缺人员短期培训，一年半毕业。据统计，1904-1909年全国各省共设立法政学堂22所，按设立时学额或招生人数，共计3411人。除直隶、两江设有两所外，其余多数省份各设有一所。

（五）女学堂

女学堂专为女子教育而开设，在清末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创举，具有开风气的意义。1907年，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规定“女子小学堂以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为宗旨”，女学堂分初等与高等两类，男女不同校。在此之前，全国已有19个省（含京师）创办了各省的第一所女子学堂。女学堂不仅有小学堂，还有师范学堂、蚕业学堂、医学堂、女工传习所等种类。据不完全统计，1909年，全国有女学堂298所，学生13489人。著名女学堂有上海务本女塾（1902年）、上海爱国女学校（1902年）、北京豫教女学堂（1905年）、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1906年）、湖南周南女塾等。

（六）其他学堂

有培养外语人才的方言学堂，如云南东文学堂（1904年）、两广方言学堂（1906年）、吉林外国语学堂（1907年）、南洋方言学堂（1908年）、奉天方言学堂（1908年）等。有培养医务人才的医学堂，如湖南医学堂（1903年）、直隶保定医学堂（1904年）、京师专门医学堂（1907年）、山西中西医学馆（1907年）、江西省城医学堂（1907年）等。有培养体操、美术、音乐人才的专门学堂，如奉天体育美术专修科（1905年）、四川体操专科学堂（1906年）、河南体育专科学堂（1908年）、上海体操学堂（1908年）、直隶体操音乐传习所（1908年）等。另外，还有培养各项专门人才的巡警学堂、财政学堂、税务学堂、速记学堂。

有专于旗人教育的八旗学堂，如山东省城八旗奉直学堂（1906年）、京师八旗学堂（1907年）、奉天八旗中学（1909年）等。有专于贵族教育的贵胄学堂，如陆军贵胄学堂（1905年）、贵胄法政学堂（1907年）、京师贵胄学堂（1905年）等。有专于少数民族教育的满蒙回藏文学堂，如京师满蒙文高等学堂（1907年）、四川藏文学堂（1907年）等。

还有标榜“保存国粹”的存古学堂。1907年，在全国各地新式学堂兴起的热潮中，张之洞有感于旧学生存的危机，首先在湖北创办存古学堂，随后江苏、山西、贵州、陕西、广东、四川等省相继仿办。1911年4月，《学部修订存古学堂章程》规定：“存古学堂以养成初级师范学堂、中学堂与此同等学堂之经学、国文、中国历史教员为宗旨，并以预备储升入经科、文科大学之选。”存古学堂分中等、高等两科，各科分经学、史学、词章三门，各门课程自以本门为主课，而互以另两门为补助课。另有多门新学课为通习课，如经学门中等科以经学（附理学、小学）为主课，史学、词章学为补助课，算学、舆地学、外国史、法制、理财、博物、理化、农业大要、工业大要、商业大要、体操为通习课。可见，存古学堂虽然标榜“保存国粹”，但其创办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方面的师资力量，从其课程设置来看似乎并不完全守旧，因而也可以归于新式学堂。

总的来说，由于起点极低，清末10年间新式学堂与学生数量呈数十、数百倍地增长，新教育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学生增长的绝对数量有160多万人，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新式学生群体。另外，各类新式学堂的出现，使新教育的影响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这对于整个社会的近代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当然，在充分估计新教育的发展及其价值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其不足之处。除前面所述全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外，还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结构不合理。1909年，全国160多万学生中，普通学堂学生有157万多人，约占97%，其他各类专门学堂所占比例极小，专门教育不发达。二是教育层次低。1909年占全国学生总数97%的普通学堂的157万名学生中，小学生153万人，占97。5%，中学生4万人，高等学堂学生4000人，大学生仅700人，中、高等教育极不发达。三是普及教育程度不高。1909年全国新式学堂学生数量在当时全国总人口（约4亿）中仅占0。4%左右。与刚刚发达而跻身于世界列强行列的东邻日本相比，更可见其差距之大。据有人统计，当时日本人口5000万，有学生600多万，学生占人口总数12%多，日本的学龄儿童就学率达到97。38%，中国仅为3。7%。可见，清末的新式教育虽有发展，但整体水平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