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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直隶新政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第1页）

第四节　直隶新政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或作慰廷、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出身于传统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其家族中声名最为显赫的是其叔祖父袁甲三，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咸、同时期以镇压捻军的“军功”起家，官至漕运总督。他的生父袁保中、叔父袁保庆、堂叔袁保恒与袁保龄都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并都有科举功名，在太平天国运动与捻军起义严重地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时，他们积极地举办地方团练或从军带兵，与农民革命为敌。袁氏家族与封建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袁世凯从小被过继给袁保庆，过着纨绔子弟的生活，**不羁，不学无术。他也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名落孙山，于是绝意科场，在羞愤之中将所作诗文付之一炬，声言：“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娱光阴耶？“1881年，22岁的袁世凯前往山东登州，投靠其嗣父袁保庆生前的结拜兄弟、淮军统领吴长庆，谋求进身之途，受到吴长庆的重用，委充庆军营务处会办。随后，袁世凯跟随吴长庆到朝鲜，历经“甲申政变”，办事精悍果敢，应变机巧，吴长庆大为赞许，并得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赏识，从此结交权臣，平步青云。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巴结慈禧太后的宠臣荣禄，接替胡燏棻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聘请德国军官按照德国军制编练了一支7000余人的新建陆军。袁世凯的北洋新建陆军与张之洞的南洋自强军，开了近代中国用西法练兵、改革军事制度的先河，是清末军事现代化的开始；对于袁世凯而言，新建陆军是其北洋军事官僚政治集团形成的一块基石，为其在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戊戌时期，袁世凯因在政变中告密出卖维新派而获得慈禧太后的宠信。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爆发，袁世凯受命为山东巡抚，带兵前往镇压，正式成为封疆大吏。庚子事变后，李鸿章去世，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清末权倾朝野的重臣。

在清末新政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袁世凯是颇具影响力的人物。袁世凯作为地方督抚中地位独尊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在朝廷中身兼数职，如督办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处会办大臣，会议商约大臣，督办电政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津镇铁路、京汉铁路大臣，等等，既直接参与了朝廷的新政决策，又积极推动了地方新政的实施。袁世凯在直隶积极推行新政，许多重要的新政措施，往往都是先从直隶试办，然后再制订章程向全国推广，由各省具体施行。他在直隶的新政举措，成为各省效仿的典范，所谓“中国各省新政之布，必资模范于北洋”。正是在此过程中，袁世凯利用推行新政的机会，想方设法捞取政治资本，极力扩张自己的政治势力，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北洋军事官僚政治集团，对于清末民初的政治变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　整顿吏治

清末吏治腐败，已病入膏肓，关键在于体制本身。但是，在新政初期，朝廷上下对此并无清醒的认识，都只是抓住一些表面现象做文章，或称官场陋规盛行，使各级官员不能廉洁奉公；或指责书吏、差役舞文弄墨，害民蠹政。因此，吏治的整顿也就针对这些现象进行。

袁世凯在任直隶总督后，也曾着手整顿吏治。如前所述，他将直隶各属道、府、厅、州各项陋规一律酌改公费，化暗为明。此法得到朝廷的肯定并向全国推广。在朝廷发布裁撤书吏、差役的谕旨后，他先在天津县试办，“将书役人等力加裁并，其万不可减者，逐细挑选，酌定名数，于应得役食外，量给工食，举向来各项陋规、差费，一律禁革”，然后将这种办法“推行各属”。

为了慎重委任职官和加强监督管理，袁世凯在直隶设立考验处和吏治调查处。考验处以李兆珍为坐办，规定凡初次到省及新选新补，应行甄别人员，除道府大员由总督亲自延见考问外，其余须经考验处考验，方能分别委以差缺。吏治调查处以胡宾周为坐办，规定凡本省官吏除陆军官弁及道府大员以外，其余有关官民相讦事件及一切明查暗访事宜，都由调查处调查，为总督考察属吏作参考。

为了培养新政所需要的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袁世凯设立课吏馆，分政治、财赋、洋务、河工四门，进行各种专业知识教育。随后，课吏馆改为直隶法政学堂，原拟开办的法政学堂改名为“幕僚学堂”，附属于直隶法政学堂，专教幕僚。直隶法政学堂明确标举“以改良直隶全省吏治、培养佐理新政人才为宗旨”，专门招收本省候补人员学习各种政法学理，专业课主要由日本教员讲授，学额每年120人，学制两年，其中预科半年，以补习普通科学为主，兼习东文东语；正科一年半，专习中外政法专门各学科。

在对官幕人员进行专门教育的同时，袁世凯还设立吏胥学堂，专教书吏与差役。他认为：“特官所日与共事者，惟书吏、差役执事之人耳，吏犹不乏上流，役则每况愈下，营私舞弊，习为固然，好义急公，徒成虚语。惟驱之于学堂之中，使各有普通之道德、技能，实为改良行政之枢纽。”他先在天津行辕创设吏胥学堂，然后向直隶全省推广。

另外，袁世凯规定，凡在直隶选补实缺州县官者，必须“自备资斧”，先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行政及司法各官署并学校实业大概情形”，然后回省再赴新任；否则，不得赴任。与此同时，袁世凯对一些回国留学生也相当重视，如有一批留学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直隶官绅毕业回国，袁世凯为了鼓励提倡，特地为之奏请“变通叙补，以资观感”，即不论班次，可以优先补缺。正是对这些新式人才的重任，使直隶的新政事业得以较为顺利地开展。

二　发展经济

袁世凯虽然没有系统的经济思想，但他对近代经济结构中农业、工业、商业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还是有所认识的。他说：“窃维富国裕民之道，农、工、商三者，实相为表里。”“维农、工为商务根本，而商之懋迁，全赖农之物产、工之制造。欧、美、日本以商战立国，而于农业、工艺精益求精，经营董劝不遗余力。直隶地瘠民贫，兵燹以后，元气凋伤，民生困敝，非于农、工诸务切实讲求，不足以辟利源而资生计。”因此，袁世凯在督直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推动了直隶经济的发展。

商业方面。庚子事变后，天津商业凋敝，市面萧条。袁世凯督直之初，即设立天津商务局和天津商务公所，力图加强对商务的管理和商业行业之间的联络，以振兴商务。如商务公所就是有鉴于“市面窒塞”，为了解决“商情涣散，互相倾轧”的局面而设立的商业联络机构，其章程规定“所有办法以疏通二字为主义”。举办天津劝工展览会，允许全国各省货物在会上陈列展览，并进行商品贸易，以期振兴工商，并扩销路。据记载，1906年11月召开第一次工商劝业展览会，9天之内，中外官绅士庶、男女老幼到会参观者总数达15万余人，可谓极一时之盛。积极组织直隶商人参加国际劝业博览会（赛会），如日本的大阪赛会、美国的散鲁伊斯赛会、比利时的黎业斯赛会、俄国的圣彼得堡赛会等，发展了国际商业贸易。在天津与保定等地设立商业学堂，讲求商学，培养商业人才。

工业方面。1903年，袁世凯委派周学熙在天津设立直隶工艺总局，作为兴办全省实业的总机关。四年之后，经过重新整顿，工艺总局新的章程明确标榜：“以提倡维持全省之工艺为宗旨……以诱掖奖劝使全省绅民勃兴工业思想为应尽之义务……以全省工业普兴人人有自立之技能为目的。”虽目标甚高，难符实际，但也创办了一些工厂、场、所与学堂，如考工厂、教育品制造所、实习工场、劝业铁工厂、广仁堂女工厂、高等工业学堂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直隶工业的发展。天津考工厂专门搜集国内外工业品陈列展览，以激发人们振兴工商业的热情。后改名为“劝工陈列所”，更加名副其实。直隶教育品制造所是在教育品陈列馆基础上发展而来，教育品陈列馆本来是陈列国内外教育用具，如书籍、仪器、模型、标本、图表之类，以供人参观，后来逐渐仿造各种教育用品，遂将两者并名为教育品制造所，所中另专辟一处为教育品参观室。天津实习工场既是商品制造工厂，又是工艺教育场所，一方面，主要用于培养各行业熟练工人，同时兼作工业学堂学生实习基地；另一方面，工场工艺分染色、织布、木工、金工、化学小制造、电镀等门类，以制造军装与学堂用品为主，并酌量制造其余商品。北洋劝业铁工厂以提倡制造、振兴工艺为宗旨，酌量试造一些简单的机器及钢铁配件，以与洋商争利权。天津广仁堂女工厂专门招收女工，教授玲珑西式花辫、机器缝纫、刺绣、草帽辫、毛巾、织布、编绒等七科手艺。直隶高等工业学堂由工艺学堂改名而来，以培养工业人才为宗旨，分正科与速成科两等，正科学制三年，分应用化学科和机器学科两门专业；速成科学制两年，分制造化学科和艺意匠图绘学科两门专业。直隶工艺总局不仅在天津开办工厂与学堂，而且在直隶全省提倡振兴工业。工艺总局曾特别发布劝兴工艺告示，希望各地绅商“推广工业，大辟利源”，“或独出资财创办工场，或纠合同志设立公司”，并热诚欢迎他们到天津考察学习，声称将“特备静室，以待各属士绅，凡来津考察工艺者，无不倒屣相迎，推诚相与，一切开办之法、保护之方，莫不代为筹画，总以扶助成立为主义”。经过直隶工艺总局的多方劝导和推广，在天津乃至直隶全省一时兴起一个举办实业的小热潮，创办了一批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以及商办企业，如天津织染缝纫公司、天津官立造纸厂、天津玻璃厂、天津电灯公司、天津济安自来水公司、北洋烟草公司、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煤矿公司等，其中不少企业在全国同行业中或有开创之功，或以规模宏大著称。据统计，到1907年初，除天津以外，直隶各府、厅、州、县开办各种局、厂、场、所共计65家。这些工业企业虽然数量不多，规模并不大，分布也不平衡，还远远不足以改变直隶经济以农业为主的格局，但直隶工业毕竟开始迈上现代化的道路。

农业方面。1902年8月，袁世凯奏请设立直隶农务局，认为：“直隶地瘠民贫，非讲求地利、振兴农业，不足资生计而裕度支。”他委派道员黄璟管理局务，聘请日本农学士楠原正三为农学教习，派人赴日本购办农学器具，并考察日本农务新法，以为直隶仿行。农务局设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振兴直隶农业的活动。其要端有四：一为开办农产品评会。第一次农产品评会规定，省城附近各乡绅民各项农产品和农产制造品均可与会，以便品评优劣及相互研究一切种植新法，借以达到开通风气、改良农产物的目的。二为创办农业学堂。1902年底，设立农务大学堂，招考学生60名，分为两科：预备科二年毕业，升入农学本科，本科学制三年；速成科一年毕业，为各属提供农学教员。1904年，农务大学堂改为高等农业学堂，仍分预备科和速成科。1906年，附设农业传习所，招考自费生80名，学制一年，“专课蚕桑、森林，并讲授农政、农学要旨，以为兴办农会之预备”。高等农业学堂不仅培养了一批农技师，而且为直隶各属府、厅、州、县创办农业学堂提供了师资，如高阳农业学堂、宝坻农桑学堂、宣化农业中学堂，甚至河南荥阳、浚县的公立农业学堂，都以直隶高等农业学堂的毕业生为教员。三为设立农事试验场。该场专为农业学堂毕业生试验改良农业之用。设立之初先分四科：蚕桑科用新学理试验种桑养蚕，普通科用新法试验种植普通作物，园艺科试种中外特别花木，工艺科用新理新法试验农产品加工（如制造烟、酒、糖等）。后来增设两科：森林科试办模范森林，畜牧科试验改良畜产。另外，还设立蚕桑试验分场、试验种稻分场、培养桑秧局等分场。四为创立农会。农会以“联络官绅，讲求农务”为宗旨，凡官绅士民热心农学及富有耕地者皆可入会作为会员。农会分总会与分会两级。农务总会设在省城农务总局，以提倡全省之农务；农务分会由各州县择地设立，以提倡各自区域内之农务。农会应办之事为：编农报，译农书，演说农学，调查农事，开办农业试验场，举办农产品评会，劝种森林，开垦荒田，振兴水利，开农产品制造所，办理救荒之政。1906年底，直隶农务总会成立，几个月内便有会员200余人，所办《农话报》月销2200余份，印刷农书《栽桑捷法》4000册、《育蚕捷法》3000册，译成农学教科书13种，同时开展调查、演说、展览等活动，尤其植树造林，成效显著，如在保定种树3000株，天津减河种柳6000株、小站种树1000株，另有20多个州、县共种树200余万株，并大规模地开展种桑养蚕。这些活动都积极地推动了直隶农业的发展。

在大力发展直隶商业、工业、农业的同时，袁世凯还积极发展直隶的金融业和交通事业，为直隶经济的整体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金融业方面。1902年12月，袁世凯委派周学熙创办北洋银圆局，铸造银圆与铜圆，以代替旧的银两与制钱，进行币制改革。据说，当时天津市面因银根紧而起恐慌，袁世凯认为是由于钱荒所致，于是开始铸造铜圆以图挽救。1904年，北洋银圆局扩充设备，大量铸造铜圆，每日可铸当二十、当十铜圆30万枚。随后，袁世凯又开办天津官银号，发行纸币，共计银两票384500两、银圆票732000元、铜钱票64794文。1910年，天津官银号改为直隶省银行。与此同时，袁世凯还插手中央的金融与币制改革。他曾特地进京与管理户部事务大臣荣禄、户部尚书鹿传霖商量，在天津代设户部银行，作为国家银行，为发行货币的总机关。回津之后，袁世凯便奏请派道员毛庆蕃具体开办。1904年，户部银行正式开业。1908年，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相应地，袁世凯还努力争取在天津设立国家造币总厂。1905年6月，户部造币总厂在天津建成，开始试铸铜币。次年，户部造币总厂改为度支部造币总厂。户部银行名为国家银行，户部造币总厂名为国家造币总厂，实际上基本上都是由袁世凯势力所操纵控制。

交通业方面。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自然希望完全拥有李鸿章的权位。李鸿章在任期间曾经创办了一些重要的实业，如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等，主要由盛宣怀经营。李氏去世后，袁世凯即想方设法将其接收过来。1902年底，袁世凯首先接管轮船招商局，次年初又以督办电政大臣的名义接办电报局，并派亲信杨士琦到上海具体办理两局事务。在强行夺取轮、电两局的同时，袁世凯着手控制直隶的铁路事业。首先，接收山海关内外铁路。庚子事变中，俄国军队占领了山海关及关外营口、新民厅各铁路，英国军队占领了山海关内京津、津榆及北京通州铁路。《辛丑和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即设法收回关内外铁路。1902年初，清廷派袁世凯任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负责具体接收事宜。4月，中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俄国同意将关外铁路交还给中国；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决定将关内铁路交还给中国。在随后签订的《交还关内外铁路章程》中规定，英俄两国将同时交还关内外铁路。10月16日，袁世凯奏报关内外铁路全部收回，其中俄国交还由山海关至营口已成之路710里，由沟帮子至新民厅未成之路200余里，英国交还关内全路823里。关内外铁路收回后，袁世凯设立关内外铁路总局，派亲信杨士琦具体经营管理。其次，出任督办津镇铁路大臣，签订津镇铁路英德借款合同。天津至镇江的铁路是一条重要的南北干路。1899年，清政府派督办大臣许景澄、帮办大臣张翼与德国德华银行、英国汇丰银行订立借款草合同，由德国承办天津至山东峄县一段，英国承办峄县至镇江一段。1902年，德国勘路已毕，要求清政府签订正式合同，以便开工。当时许景澄已去世，清政府即派袁世凯为督办大臣，负责议订津镇铁路合同事宜。袁世凯受命后，派唐绍仪、梁如浩与英德两国代表开议。1908年初，袁世凯、张之洞、梁敦彦与英德两国代表签订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中国向英德两国银行借款500万英镑，修筑天津到浦口的津浦铁路，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再次，督修京张铁路。在收回关内外铁路时，中国与英俄两国有约在先，北京至张家口之铁路应归中国用华款、华员自行造办，外国人不得干预。1903年，有商人不断地向路矿总局禀称已招集巨款，欲商办京张铁路，其实“并非华股，实属某国窃入之款”。为保国家利权，商部一再严词批驳，认为“此路关系重要，应由国家自行筹款兴筑，不得由商人率意请办”。清政府决定官办京张铁路后，即由袁世凯督修。1905年，袁世凯奏请由詹天佑负责总工程，负责“查勘估修”，并提拨关内外铁路进款盈余之利作为开办经费。京张铁路全长370余里，途经居庸关、八达岭，山路崎岖，工程难度极大。外国人曾经断言中国人不可能完成这项工程。结果，“所有全路一切布置，悉赖詹天佑精心缔造，一力经营”。1909年，京张铁路全线通车。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筹资金、自行设计修造的第一条铁路，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可谓中国铁路史上的壮举。

三　兴办教育

兴学育才是新政要端，袁世凯虽然不学无术，但对此的认识还是清醒的。他说：“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古今立国，得人则昌。作养人材，实为图治根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者，学校必广，人材必多。中国情见势绌，亟思变计，兴学储材，洵刻不容缓矣。”新政开始后，朝廷谕令各省兴办新式学堂，袁世凯积极响应，采取措施有力地推动了直隶教育的发展。

省城办大学堂。1902年5月，袁世凯在直隶省城保定筹办大学堂，校舍以保定旧有畿辅学堂改造而成，考选各州县生童120余人入学，委派道员马廷亮、陈恩焘经理其事，以美国人丁家立为西学总教习。后来，根据《奏定学堂章程》关于各省设高等学堂的规定，这所省城大学堂被正名为“直隶高等学堂”。1903年4月，袁世凯重建天津中西学堂校舍，改名为“北洋大学堂”。直隶高等学堂从创办之初起，就是北洋大学堂的预备学校，毕业生可以不经过入学考试而直接升入北洋大学正科，1913年并入北洋大学。

各府直隶州办中学堂。1902年8月，袁世凯奏报在直隶各属府、直隶州设立中学堂，拟每府设中学堂一处，直隶州或就近附于各府，或两州合设一处，各属中学堂即以该府、直隶州官为总办，另设监督、司事各一员，中、英文教习各二员，有州附者置三员；学生以50名为额，有州附者加额25名，学制四年，毕业时择优升入省城大学堂。

各州县办小学堂。1902年8月，袁世凯在直隶各属州县设立小学堂，各小学堂以某州县小学堂为名，以该地方官为总办，每邑选派学董一员，随同经理，学额以经费多少为准，约30名学生设教习一员，学制四年，毕业时择优升入中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