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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大沽失守与清政府仓促宣战（第1页）

第四节　大沽失守与清政府仓促宣战

在联军方面看来，西摩联军之所以在京津的道路上行进困难、动作迟缓，主要是它的后路被清军所控制，后援部队不能及时提供支援。从军事战略上看，为了打通天津通往北京的道路，联军必须设法占据大沽炮台。

一　联军强占大沽炮台

大沽位于天津东南、海河入海口的南岸，东临渤海，北靠京山铁路，是北京通往海洋的东大门，又是天津之屏障，是海上通往天津的必经之路，军事地位极为重要。大沽口自明朝起开始设防，中间虽有变化，但其地位一直引起中国军方的重视。当八国联军组成的时候，驻防在大沽口的清军约有3000人，天津镇总兵罗荣光为驻守大沽口的最高指挥官。此外，还有北洋海军统帅叶祖珪率领的“海容”号巡洋舰和“海龙”、“海犀”、“海青”和“海华”4艘鱼雷艇停泊于大沽口内。

联军将领试图占领大沽炮台的计划最初无法获得各国领事的支持，各国驻天津领事担心，立即进攻大沽炮台将会激起中国军民更加猛烈的反抗，从而使外国人和外国军队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倘若联军执意夺取大沽炮台，那么联军将要为每个在内地的外国人签署死刑证。因此，领事们主张即便确实需要占领大沽炮台，也必须“缓占”。

然而各国海军将领们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指出：在中国需要保护的外国人有四类，即分散在各地的传教士、处境危险的西摩联军、在北京的外侨和在天津的外侨，如果延迟行动，并不意味着能使传教士和外侨的安全得到保障，反而会使西摩联军的处境更加危险；反之，如果迅速夺取大沽炮台，一则可为挽救西摩联军打开交通路线，二则能为后继的大批联军取得登陆的据点，三则可以排除驻大沽炮台的清军对各国舰队的威胁。有了部队，才能“代剿团匪”，才能真正保证传教士和外侨的安全。更何况，这些将领把挽救自己的派遣部队不致被歼视为军人的“首要天职”和“最紧要的义务”。

各国将领执意强占大沽炮台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津京地区的局势日趋危急之后，清军确实从山海关向大沽炮台增兵，并在大沽口水面部署了大量的水雷，将铁路、电线有计划地进行了破坏，有意阻止各国军队在此登陆。在这些各国将领看来，清军的作为显然是一种“助匪为虐”的不合作态度，“实与各国有碍”。基于这些事实和判断，各国将领必然将大沽炮台视为自己必须占领的军事要地。

攻打大沽炮台，本是各国海军的联合行动，但在这一行动中俄国军队表现得最为积极、最为迫切，实际上充当了这次行动的主谋和元凶。俄国军队的目的是想尽快提高俄军在联军中的地位，以此削弱英国在联军中的影响。俄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强调，如果俄国运送派遣军前往中国，俄国就必须主宰北直隶湾的登陆地点和前往北京的铁路，就应该在大沽设立前进基地，应保证把大沽和至北京的铁路沿线建成主要的据点。驻扎在旅顺口的俄国远东司令阿克谢耶夫也认为，既然英国的西摩将军已经取得首批进京联军的统帅权，那么攻占大沽口的联合舰队就应该由一个俄国军官来指挥，以便与企图担任领导角色的西摩将军相抗衡。

俄军方的建议得到了俄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于是俄国军队凭借地理优势，迅速指派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基利杰勃兰特海军中将立即从旅顺口抽调1600名官兵星夜向大沽口转移，以便作为进犯大沽口的联军主力。

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基利杰勃兰特是当时各国驻大沽口海军将领中级别最高的军官，且年岁居长。俄军事当局之所以任命他率领军队前往大沽口，实际上是期望他能够成为联军进攻大沽口的最高指挥官，夺取联军的指挥权。基利杰勃兰特到达大沽之后，一方面派人详细侦察大沽炮台的布防情形，一方面加紧与各国舰队指挥官串联勾通，两次邀集各国海军将领到俄旗舰“俄罗斯”号巡洋舰上开会，密谋进攻大沽炮台的具体措施。基利杰勃兰特没有辜负俄军事当局的“期望”，他确实充当了后来进攻大沽炮台的联合舰队司令。

基利杰勃兰特于6月15日主持驻大沽各国海军将领会议。会议记录中说：已经见到许多中国军队调动，有切断津沽铁路的企图，在白河口也布置了水雷。会议决定必须采取措施保全铁路并保护天津外侨，于是迅速占领大沽炮台的主张便自然很容易地获得各国将领的一致同意。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军队的动向毫无疑问带有敌对的性质，大沽炮台的清军企图遏制外国军队继续在大沽口登陆，从而使天津、西摩联军、北京的情势日趋险恶，特别是在大沽以及通往天津的道路上集中了大量清军，这一切都促使他们下决心立即夺取并占领大沽炮台，然后以大沽炮台作为联军大举进攻中国的滩头阵地。不过，当天的会议并没有就夺取大沽炮台的行动作出最后决定，但显然已经为这一军事行动进行了准备。会议之后，300名日军立即被派往塘沽，占领塘沽火车站；250名俄军和法军被派往溯铁路线而上的军粮城火车站，企图控制津塘之间的交通联络，保障进入海河的水路畅通无阻。

各国海军将领在第二天上午于“俄罗斯”号巡洋舰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缜密的分析，以为清政府已经从先前对义和团的镇压转为同情。为了控制局面，为了有效地保障外国人的安全，他们最终决定不惜代价，夺取对于整个战局至关重要的大沽炮台。会议限定中国驻大沽炮台守军投降的时间为17日凌晨2时，并决定将这份经各国军舰司令或舰长签字后的会议记录送交直隶总督裕禄和大沽炮台的中国守军将领罗荣光。

16日上午的会议大约于11时结束。之后，各国海军将领就对兵力部署进行了周密的安排，计划兵分两路攻击大沽炮台。

联军强行攻占大沽炮台的意图没有得到美军的支持。美国驻华舰队司令恳布夫早在6月14日就通知英国海军上将布鲁斯说，他未被授权向一个与美国保持着和平的国家发动任何战争的行动。15日，他以不能侵占清政府的财产为理由，向联军宣布美军拒绝参加对塘沽车站的占领。16日，他拒绝在“最后通牒”上签字，不愿参加对大沽炮台的联合进攻。但是，美国军舰“莫诺卡西”号的舰长崴兹已收到命令要保护美国的利益，所以，在联军与清军正式开战的时候，同意收容大沽和塘沽的外侨。他同时宣布：一旦美军受到清军的攻击，他将认为那就是宣战，他便会当即采取相应的行动。恳布夫对其他各国进攻大沽口的不合作立场得到了美国总统麦金莱的支持，他们的理由是：美国并未同中国作战，因此联军这种“敌意的示威”会加强义和团对西摩联军和所有外国军队的抵抗，从而进一步激怒清政府，促成“排外分子的团结”，使本来已经十分严重的局面更加恶化。

不幸的是，在后来的战斗中，本未参加进攻大沽炮台的美国军舰“莫诺卡西”号仅仅收容了大沽和塘沽的外侨，却首先被清军的炮弹所击中。由此，恳布夫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着战争状态，于是他开始与其他国家的海军军官们合作，进攻大沽炮台由“七国联军”变成了“八国联军”了。

已有足够心理准备的罗荣光收到联军的最后通牒时并未惊慌失措，他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联军的武力要求。他一方面下令各炮台马上投入战斗准备，一方面立刻派专人赴天津向直隶总督裕禄报告最新情况。与此同时，罗荣光还派专人通知驻守在大沽的北洋海军统帅叶祖珪，请其命令各鱼雷艇管带赶紧预备战事，到时由海神庙夹攻，与炮台守军共同迎击联军的进犯。

6月17日零时50分，距最后通牒限定的时间还有70分钟的时候，驻守在大沽炮台的清军“以攻为守”，向联军舰队开火。紧接着，联军舰艇向大沽炮台发动了猛烈的炮火攻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尽管中国守军浴血奋战，视死如归，但终因后无援兵，大沽炮台在17日早晨5时30分开始陷落。英国军队最先攻占西北炮台和北炮台。之后，南岸两个炮台受到腹背夹攻，终于不支，遂于6时30分失陷。罗荣光收集各营台余部，打通后路，退至西南新城。

大沽之战，中国失掉了炮台，但是中国守台将士在战斗中却表现了英勇无畏、可歌可泣的精神。主将罗荣光身先士卒，副将韩照琦挂花负伤，为国捐躯的将士有90人，负伤者达千余人。据联军目击者描述，在他们所攻占的所有炮台的大炮附近都发现有断手、断脚、断头的英勇捍卫者，沿着胸墙到处都躺着已经死亡或负伤的中国守台将士。

在大沽炮台失守后约3个小时，法国驻天津领事杜士兰代表列强向直隶总督裕禄提交了照会，内容与联军海军军官送给罗荣光的相同。照会的日期标为16日，实际送交时间是17日10时以后。显然，列强有意防止裕禄从天津派兵救援大沽。

列强的卑鄙伎俩高估了裕禄。裕禄事前虽然没有收到列强的照会，却已通过罗荣光差专人前来报警而获知了消息，他却以“力顾津郡”为理由，没有派兵援助大沽。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沽失陷，裕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除了裕禄之外，对大沽失陷负有直接责任的还有当时驻守在大沽的北洋海军统帅叶祖珪。叶祖珪事前也曾得到罗荣光的通报，罗明确要求叶在战斗打响之后能够给大沽守军以必要的协助。然而当战斗真的打响之后，叶祖珪却贪生怕死，竟然不顾军情危机和广大官兵的抗敌要求，强令舰队不准开炮，并带领舰队仓皇逃命。结果，悬挂海军提督旗的中国二级巡洋舰被联军各舰队司令扣留在大沽口外，在17日晨举行的谈判中，叶祖珪同意中国军舰与联军舰队一起熄火抛锚。中国最大的巡洋舰“海容”号和三艘鱼雷艇实际上均被联军俘获。

二　假照会将中国推向战争

大沽炮台的失陷，使京城大门洞开，联军便有可能源源不断地从这里登陆直达京城，这对中国当然是巨大的危险。因此清政府将联军攻占大沽炮台视为各国对华宣战，并由此立即展开敌对行动。

清廷决定对外宣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政府内部也有比较复杂的争论。那些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官员如许景澄、徐用仪、袁昶、联元、荣禄、奕劻、王文韶等，以及地方督抚中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都坚决反对清廷与外国列强开战。他们认为八国联军之所以发动侵华战争，根子在于义和团盲目仇外，八国联军只不过是“情急而图自卫”，并愿意帮助清政府“代剿拳匪”而已。这些反战派认为清政府不仅不应该与这些外国结仇，而且应该充分体谅列强基于出兵保护其使馆、帮助清政府“代剿”义和团的心情，痛下决心，尽快平定义和团运动。在他们看来，只要清政府能够有效地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就会自动退兵，眼看就要烧到京城的战火就会自动熄灭，清政府就必然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这些反战派连上奏折，不断要求政府着力“安内”，采取有效措施镇压义和团。

反战言论在朝廷中得到了光绪帝的支持。光绪帝在戊戌政变之后，或许真的看到慈禧太后废帝立储的阴谋一再被列强所抵制，因此他感觉到八国联军真的能打进北京，对于他恢复权力可能不无好处。所以，他支持朝野中的反战主张。

光绪帝对八国联军的期望不无由来。慈禧太后之所以由主和走向主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担心她的权力可能会因八国联军的入侵而受到损害，而列强在决心出兵中国的时候，光绪帝也确曾有过废黜慈禧太后、恢复自己权力的想法。因此，当反战的言论一出现，便立即遭到清廷内部以端王载漪为首的后党顽固官僚的坚决反对。

端郡王载漪是大阿哥的父亲。在载漪等人看来，当时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废帝立储，他们对于不断阻挠废帝立储的列强十分恼火。他们主张安内必先攘外，主张利用义和团排外情绪去报复列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乘机废帝立储。他们计划一旦完成废帝立储的大事之后，再回过头来集中兵力、集中精力去镇压义和团运动。到那时，哪怕割地赔款损失再大，但废帝立储已成既成事实。“当宣战之日，故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夷，皇位夕移矣。大事既成，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日月明概，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侮辱一胜之不可幸邀也，天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主战派的目的也不怎样光明正大，他们并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是为了他们小政治集团的私利；他们并不是真的支持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而是利用义和团的仇外情绪去实现自己政治集团的私利。

出于对自己最大利益的考量，慈禧太后当然从感情上比较倾向于主战派的看法。但是作为清廷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也无法仅仅从感情出发去制定政策，事实上她一直在战和之间摇摆不定。在没有得到列强在大沽炮台开衅的报告之前，虽然对义和团的态度是时剿时抚，但她对列强并不敢真正得罪，一直设法向列强乞和却是始终如一的。即便到了列强的所谓“使馆卫队”和西摩联军相继进发北京以后，慈禧太后虽然比较倾向于主战派的意见，倾向于如果列强首先开衅，中国将不惜一战，但她依然不愿扩大事态，依然寄希望于能够有效地镇压义和团，从而迫使列强没有理由继续用兵。

慈禧太后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事态的发展并没有按照她的愿望去进行。一方面义和团运动没有因为清廷的镇压而平息，反而在所谓“使馆卫队”进京之后，尤其是西摩联军出征之后承担了抗击列强、阻挠联军的重任；另一方面，联军在面对义和团抗击，甚至遭到清军阻击的情况下，也没有停止向北京进兵，其气焰反而更加嚣张。

面对这种情况，慈禧太后于6月16日电召善于与列强周旋的两广总督李鸿章立即进京，并于同日下午召集有百余人参加的御前会议，研讨对策。

在这次御前会议上，以载漪为首的主战派和以荣禄、许景澄、袁昶为首的主和派围绕着对八国联军是战还是和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也分别站在不同的方面，直接对立。

主和派为了争取主动，抢先发言。他们反复强调中国的力量太弱，不足与列强抗衡。如果真的与外国开战，等待中国的只能是亡国。吏部侍郎许景澄说：中国与外洋交往数十年，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今东交民巷使馆，义和团日窥伺之，几于朝不谋夕。倘不测，真不知宗社生灵将置诸何地？

太常寺卿袁昶接着说：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讧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

太常寺少卿张亨嘉说：义和团决不可恃。

或许张亨嘉的说法太过绝对，立即引起一番争论。仓场侍郎长萃大声说：“此义民也！臣自通州来，通州无义民不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