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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西摩联军受阻及其溃败（第1页）

第三节　西摩联军受阻及其溃败

随着京津地区特别是京城局势的急剧恶化，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荣禄至颐和园痛哭，力请慈禧太后还宫。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遂于6月9日早晨从颐和园匆忙赶往宫中，召集大臣会议，讨论局势及对策。

荣禄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虽然有心继续剿灭义和团，平息局势，但随着京津地区局势的持续恶化，尤其是列强的不断进逼，他们的意见在此次会议上已不占主导地位。相反，以端王载漪为首的主抚派在会上假借“御侮”的旗号，力言招抚义和团共御外侮。他们的请求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赞同，于是会议决定不再对义和团进行剿除，命令董福祥军从南苑进驻北京城里，并任命端王载漪为总理衙门新任首席大臣，实际管理总理衙门的日常事务。另外一些主抚派骨干如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内阁学士那桐等满洲贵族中著名的保守人物在总理衙门上行走。这些结果意味着主抚派的暂时胜利。

端王载漪出任首席军机大臣等重要人事变动的消息当天就被各国公使所获悉，这一系列变动引起了各国公使的普遍不安。他们认为，总理衙门新任首席大臣端王实际上是义和团的首领，所有情报都表明端王载漪是宫廷内设立义和团神坛的主要支持者。端王和其他几位获得任命的官员在先前并没有主持过外交事务，外交团对他们也不是很了解。他们在任职之后既没有对各国使馆进行例行拜访，而各国公使或许是受那些传闻的影响，也不愿意主动与他们进行接触，于是中外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各国公使在传闻的诱导下普遍认为，由端王出任首席大臣便意味着在北京的外国人的处境更加危险，也意味着总理衙门此后与朝廷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总理衙门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多少会考虑到外国人的利益，而极可能变成一个执行清廷排外政策的工具。因此，美国公使康格甚至提议各国公使不应当承认这一人事变动。

一　西摩联军强行出发

清廷的最新决定引起了公使团的高度恐慌，窦纳乐于当天晚上8时30分致电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及英国舰队司令官西摩将军，告诉他们北京的局势正每时每刻地变得更加严重，必须派部队登陆，立即为联军大规模进军北京作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在贾礼士的请求和安排下，各国驻天津领事和海军司令官立即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窦纳乐所提出的立即安排卫队前往北京的紧急要求。日、意、奥、美等国领事和司令官同意和英国军队一起派遣所有可能使用的士兵充任卫队，保护正在修复铁路的筑路人员，并为救援各国使馆而逐步向前推进。大约两个小时之后，西摩便率领军队由塘沽乘船向天津进发，其他各国军队也连夜由大沽口外的军舰换乘炮艇或鱼雷驱逐舰向塘沽转移。

6月10日清晨，西摩率领的联军抵达天津，他们立即威逼直隶总督裕禄下令修通铁路，并为陆战队准备开往北京的火车。他们甚至扬言：如果裕禄不能答应他们的这个要求，他们将采取必要的手段夺取一列火车。面对联军及领事们的压力，裕禄表示：他在未得到朝廷的许可之前，无论如何无法同意外国军队乘火车进入北京。有了裕禄的态度，铁路局当然不肯为联军调度火车，他们的理由是铁路被义和团破坏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无法运行。

中国方面这些消极的手段根本无法阻止联军向北京进发，英国人和德国人自己跑进车库，抢占了机车，并派上了自己的司机。上午9时30分，西摩率领英、美、奥、意等国500名全副武装的联军乘坐第一列专列向北京进发。这列车除一节车厢装有速射炮、野炮等重武器外，许多车厢装有准备修复铁路的材料和工具；除了军人，还带有几名英国工程师、司机，并强迫70多名中国劳工随行。他们计划如果真的遇到被义和团破坏的铁路，他们就边修复，边行进。

上午11时，由英、德、日、法、俄等国600余人组成的第二批联军也乘专列向北京方向驶去。这一天，联军共从天津开出3列火车，共运送联军2053人。在此后的两三天内，向北京运送的联军与武器不断增加。

西摩联军出发时准备并不充分，他们自信凭借他们的装备应该很快就能够冲进北京，甚至打算赶到北京公使馆吃晚餐。因此，海军陆战队只带了二三天的粮食，每名士兵也只发给200余发子弹。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太低估义和团和清军的反应和能力了。

西摩联军出动的消息传开后，很快激起义和团和部分清军的强烈愤怒。京津铁路沿线的义和团立即行动起来，他们拆毁铁轨，搬走枕木，迫使联军边修路，边行进。西摩联军在第一天虽然没有遇到强有力的反抗及袭击，但行进极为缓慢。到晚上，西摩乘坐的第一列火车也只行进到距天津50公里处的落垡车站。

在北京，当联军出动的消息传来，清军内部首先发生震动。原先奉命在杨村一带保护京津铁路和镇压义和团的聂士成于10日紧急致电荣禄、裕禄，请求率领部队返回天津芦台，放弃镇压义和团的任务，以便反击联军的进攻。刚刚调进北京的董福祥的甘军得知西摩联军出动的消息后，迅速控制了北京火车站，他们准备迎头痛击胆敢向北京进犯的联军。甘军骑兵甚至于6月11日在永定门外杀死了出城迎接联军的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并残忍地将其肢解。与此同时，北京同天津以及同西摩联军之间的电报联系中断，这使各国公使、西摩联军及天津的领事团对局势的恶化更加忧心忡忡。

西摩联军向北京进发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关切与恐慌。慈禧太后清楚地意识到西摩联军大规模进京是一种不祥之兆，可能会极大地动摇她的统治地位，因而坚决反对西摩联军进京。在西摩联军出动的第二天即6月11日的下午，清政府委派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前往各国使馆，告诉他们增加使馆卫队是不必要的，劝说各国公使命令联军停止前进。各国公使根本不愿听从劝阻，他们一方面抗议清政府不努力保护使馆和铁路，致使联军行进极端困难；另一方面命令各国舰队司令要毫不犹豫地抽调自己军舰上的全部兵力飞速进军北京。窦纳乐明确告诉徐景澄和袁昶，交通中断将增强各国公使对安全的忧虑，以致为援救在京欧洲人而采取的措施可能超过局势的实际需要。窦纳乐建议清政府如欲促使各国撤兵，就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护铁路线，并尽快恢复交通。

12日，许景澄、袁昶、敬信、那桐、赵舒翘等再次奉命先后两次赴各国公使馆进行交涉，继续劝说各国公使命令联军停止向北京进发。敬信和那桐属于最近被任命的总理衙门大臣。至于赵舒翘，外国人只知道他是奉命专门调查农村义和团运动的专员，那个调查使赵舒翘感到满意，他认为义和团是愿意听从政府的劝告和申斥的。由于各国公使带有这样的既定认识，可以想见，他们对这几位清政府官员的来访自然不会予以多大的重视，对于他们关于联军停止向北京进军的建议根本不予考虑。

总理衙门的劝阻不起作用，但来自义和团的破坏和阻挠却使联军的行进越来越困难。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仅在联军从天津出发之后的第二天下午，当联军正在西摩的指挥下抢修廊坊附近的铁路时，突然出现一队头扎红布，手持大刀、长矛和木棍的义和团向联军猛扑过来。联军措手不及，只好向廊坊车站仓皇逃去，义和团跟踪追击。然而正当义和团奋力追击联军的时候，突然从后面赶来一队美军，架起大炮向义和团猛烈轰击，义和团当场死亡30余人。

面对死亡，义和团越战越勇，他们面对来福枪和机关枪秋风扫落叶似的射击，还是勇猛冲锋，没有丝毫的恐惧与踌躇，义和团众转身冲向美军，一个身穿白袍、腰系红带的团民，甚至勇敢地逼近联军副统帅麦卡加拉身旁，用长矛向麦狠狠地刺去，不幸牺牲在麦的手枪之下。

在现场的义和团众与美军展开了生死搏斗，很快吸引了附近村庄更多的义和团。越来越多的义和团众将这支美军和已逃往廊坊车站的联军紧紧围困在车站一带。他们时而向联军发动突然袭击，时而后撤拆毁铁路，连续两天，战斗不断。

京津铁路上的战斗持续不断，义和团的阻击使得联军无法继续前进。或许是受这种事实的鼓励，慈禧太后在派大臣“善意”劝说列强停止用兵无效之后，竟于6月13日给裕禄发布一道上谕，以为各国先后到京之兵已有千余，列强如再不满足，继续向北京派兵，后患将无穷。她指示裕禄迅速将正在前线镇压义和团的聂士成部全数调回天津铁路附近驻扎扼要，以便能够有效地阻止联军强行进京，并速令大沽口炮台守将罗荣光加强戒严，以防不测。

有了清军的介入，联军的行动更加困难。14日清晨，已被围困两天两夜的联军乘义和团不备之机，继续乘火车北上，但在离开廊坊车站三英里半的地方便寸步难行。前面的铁路遭到义和团的彻底破坏，在视线可及处的铁路路基已变成了一条马路。

二　义和团大闹京城迫使清政府出台招抚方案

义和团在完全切断西摩联军前进的道路后，又将攻击的重点放在北京的防卫以及截断联军退回天津的后路上。6月13日下午，义和团大量涌入京城，并同已在城里的义和团会合。大批义和团的涌入引起了公使馆的高度恐惧，所谓使馆卫队在德国公使克林德的直接指挥下，竟然动手在北京街头肆意抓捕、驱赶，乃至枪杀、炮击义和团，这不仅使已经混乱不堪的京城更加混乱，而且无疑激起了义和团对外国人的仇视。

是日夜，愤怒的义和团在京城内起事，到处公开宣称“洋人进京四十年，气运已尽，天意该绝，故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以兴清朝。”义和团“一意以毁坏洋人产业为务”，开始有计划地攻击教堂和教民，崇文门奉真教堂、东堂子胡同施医院、椿树胡同堂子、勾栏胡同两教堂、米市路西天主教堂所开的商铺，以及四牌楼六条胡同赫德家、日本旧馆等，“同时八处皆烈煌飞腾，满天通红，付之丙丁矣”。义和团还乘机占领并破坏了一些外国人的房屋，数百名教民及外国人的仆役被杀害。不过，也值得指出的是，义和团的这次行动并没有伤害欧洲人。

西摩联军开往北京无疑引起了清政府的忧虑，正是这种忧虑促使清政府放弃先前对待义和团的强硬政策。政策的改变激励了义和团攻击教民的勇气。同时，西摩联军向北京的进攻也是引起义和团大举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义和团本来就对欧洲人在中国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现在既然听说欧洲人的军队要开到中国的京城，他们当然愿意起来帮助清政府抵抗这些外国人。他们除了在北京制造主要针对外国人的骚乱外，也有意识地加大对京津铁路破坏的力度，果断地截断西摩联军与天津、与北京的交通，使联军从京津之间的地带往返天津运送给养的火车开到杨村就无法再回去，西摩联军被义和团围困于京津铁路的中间点。

14日下午，义和团对留守落垡车站的联军发起攻击。这批联军招架不住，便开动一辆轨道车到廊坊求援，迫使西摩派兵回来援助。待西摩的援军来到，义和团主动撤退。西摩又匆忙率领援军赶回廊坊，仍然幻想修复铁路，继续向北京进发。

6月14日晚上，在紧靠划分使馆区和外城的那部分城墙的外面，发生了义和团民示威事件。几千名团民在举行集会，高喊“杀死洋鬼子”的口号，使北京使馆区的安全受到威胁。夜间，这些团民曾对使馆区的哨兵进行过几次试探性的攻击，但都被使馆击退。

15日，留守落垡的联军又一次受到义和团的包围，情况十分危急。西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命令部分联军立即返回落垡，以便确保廊坊——落垡——杨村之间的铁路畅通。这样，当陆路实在无法进京的时候，才能确保联军从杨村沿水路进京。否则，一旦落垡失守，联军就有可能被义和团团团围住，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到那时，炎热、饥饿、伤病、义和团的攻击一起出现，困守廊坊、落垡、杨村的联军只能全军覆没。出于对最坏情况的顾忌，西摩于16日决定全军撤回杨村，试图在必要时从北运河乘船北上进京。联军在西摩的指挥下开始两线迎战，部分联军留守廊坊，西摩率领联军退到落垡。

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获悉有关清政府似乎有不利于外国使馆的消息，给直隶总督裕禄写了一封信，劝告裕禄向朝廷说明，所有国家对于各国公使都负有尽可能以最有效的方式给予保护的责任。6月15日，裕禄致函天津领事团首席领事杜士兰，希望杜士兰通知领事团，他已奏报朝廷，并且建议，在一支优良卫队保护下护送那些想离开北京的各国使馆的任何成员前往天津。

各国公使暂避天津的计划没有获得驻天津各国领事的同意。西摩联军也只好继续在进京的途中挣扎，与此同时，北京的情况自6月15日起继续恶化。原来用于保护使馆的海军陆战队在这一天和随后的几天中从南堂附近等地区救出了大约2000名教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南堂是城南的罗马天主教堂，在两天前被焚毁。这些难民中有许多人被严重烧伤，或被刀砍伤。看到这些难民，各国公使普遍相信，这些难民不过是义和团所策划的一系列全面大屠杀中的幸存者而已。第二天，类似的救援队伍在一座庙宇中发现许多义和团正准备用祭坛行动谋杀一些教民。救援队伍只好动用武器击毙了40余名义和团民，将这些差点被杀害的教民救了出来。据参与其事的外国人说，在这一系列的救援活动中，基本是使馆卫队独自行动，根本看不见清政府的举措或清军的影子。这无疑加深了各国公使的疑虑。

各国公使的疑虑显然夸大了事实，或对清政府正在进行的活动并不真的了解。实际上，对于北京发生的骚乱，清政府包括慈禧太后在内并没有多少人感到庆幸。6月15日，清政府发布一份措辞相当严厉的上谕，要求步军统领严饬各地面官兵，并着神机营、虎神营各派马步队伍，并添派武卫中军弁兵，会同弹压，加紧梭巡，遇有持械喊杀之犯，立即拿获，送交提督衙门，即行正法。上谕勒限将首要各犯迅速严拿，不准再事姑息。对于那些仅仅附和胁从之徒，该上谕要求饬令即行解散，递解出城。对于京城内外设立的那些义和团坛棚，上谕要求立即拆除。并着派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贝勒载濂、大学士荣禄等总负责，督饬派出各员及马步各营和那些地方文武官员实力遵行。从这个上谕看，清政府对待北京发生的骚乱也是相当恼火的，其处理的方式也是相当严肃和相当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