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我小说网

第四节 政变起因与新政终结（第1页）

第四节　政变起因与新政终结

一　密谋应对

与慈禧太后发生言语冲突的当晚，光绪皇帝想了很多，也想得很苦。他虽然对太后的误解感到委屈，但他依然认为太后是大清王朝的靠山，是中国政治的最后把握者，他期待重臣能够从中斡旋，期待太后在明了真相后的谅解。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光绪皇帝第二天（9月15日）召见杨锐，与杨商讨对策。杨锐表示：“此陛下家事，当与大臣谋之。臣人微言轻，徒取罪戾，无益也。”为了克服杨锐的恐惧，光绪皇帝特别向杨锐下达了一份密诏，以便杨锐将来因此而获罪的时候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诏曰：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从这份密诏，可以看出：（1）帝后的言语冲突，是那些被罢黜的“老谬昏庸”大臣在太后面前哭诉引起的，太后希望皇帝今后处理人事方面更加谨慎，不要动辄罢黜这些大臣，以免闹得人心惶惶；（2）慈禧太后指出提拔汉族出身的政治新锐要谨慎；（3）光绪皇帝虽曾坚持己见，但太后以为这是政策的底线，不容讨论；（4）皇帝感到自己权力不足，如果一味坚持，帝位且不能保，也就谈不上维新事业了；（5）皇帝希望杨锐等军机四章京筹商一个办法，既能继续维新事业，又不拂逆太后的旨意。

有了光绪皇帝的密诏，杨锐提出四点建议供皇上参考：第一，重建皇权中心的权威与秩序，由慈禧太后郑重其事地举行一次授权仪式，“亲挈天下以授之皇上”。而皇上应该确认太后在政治决策中的至上地位，同意太后拥有政治决策的最终否决权，“应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第二，建议对所有将要进行的改革方案通盘考虑，宜有先后次第。第三，建议在新政推行期间“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以免在政治上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与反弹。第四，鉴于帝后冲突的原因都是偏信了康有为的意见，杨锐建议光绪皇帝一定要尽快与康有为脱离关系，否则祸患不得平息。杨锐的原话是：“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退朝后的杨锐急邀与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僚林旭交换看法，对于林旭过于听信康有为的偏激主张提出了批评，“责林甚切”，林旭“默然无声”，似乎同意杨锐的判断与建议。

9月17日上午，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林旭。关于这次召见的详细情况史料缺载。不过，这次召见确实为后来康有为等人的行动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助动力，那就是在光绪皇帝召见林旭之后，清廷极端反常地“明降谕旨”，责成康有为迅速出京，不得迁延观望，将杨锐的“去康”建议具体落实。

林旭退朝之后即赶到康有为居住的寓所通报情况，不料康有为外出未归，林旭遂留下一张便条离去，告诉康有要事通报，明早再来。

第二天一大早，林旭如约拜访康有为，向他通报了自己昨天面见光绪皇帝的情况，并口述光绪皇帝的口谕如下：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外出，不可延迟。

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林旭作为唯一在昨天与光绪皇帝见过面的直接当事人的转述引起了康有为的高度关切，他肯定觉得这件事太不同寻常了，清政府既然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明降了谕旨，何以又让林旭面传口谕呢？朝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光绪皇帝已经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所控制而不得自由了吗？他一面草密折谢恩表示要“誓死救皇上”，请林旭复命，并奏报自己肯定将在第二天启程赴上海督办官报；一面招来谭嗣同、梁启超、徐仁镜、徐仁录及乃弟康广仁以及袁世凯的重要幕僚徐世昌等一起商量应对之策。

康有为凭记忆向他们转述了光绪皇帝先后向杨锐及林旭颁布的两道密诏，认为光绪皇帝主导的新政已经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扑下彻底失败了。与会者抱头痛哭。激于义愤，他们决心不惜牺牲自己去拯救皇上，并由此将他们心目中的慈禧太后由先前的守旧势力头目设想为真正的敌人，讨论的结果是尽快准备武力或设法动用清朝已有的军队解决问题。

对和平变革步履维艰早就不耐烦的康有为很早就期待军事解决问题。先是，随着九月天津阅兵日期的日趋迫近，各种政治传闻层出不穷，他愈益担心守旧势力可能会借天津阅兵的机会除掉光绪皇帝，拥戴慈禧太后重新出山。至光绪皇帝下决心开懋勤殿征用通达时务之士以议新政的时候，康有为连日草拟一份极端重要的奏折，建议光绪皇帝仿日本的军事体制，建立属于自己统帅的参谋本部；将光绪二十四年改为“维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又建议光绪皇帝“变衣服而易旧党心志”；请光绪皇帝迁都上海。光绪皇帝被康有为这些见解所吸引，“上皆然之”。

掌握军队需要相当的时间，这一点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都很清楚。政治局势的日趋危机迫使康有为等人作出极端冒险的决策。他们一方面继续设法拉拢袁世凯或其他军队领导人，还利用会党进行军事冒险。按照康有为等人的计划，只要他们能够调集一批绿林好汉，由这批绿林好汉出面发难，劫制慈禧太后，迫使慈禧同意放权或放手让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这样他们的新政计划就可以继续进行。一旦被劫制的慈禧太后拒绝合作、不愿放权或不愿放手让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他们就可以将慈禧太后废黜。

康有为的这些计划得到了谭嗣同等人的回应。

二　游说袁世凯

康有为认为，在清军已有的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过去也曾附和他一起办过强学会，知其与董福祥、聂士成等一介武夫迥异。思想上的契合，使康有为觉得袁世凯是最理想的人选，所以早在新政开始之初，他就有意识地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录与袁世凯进行联络，以期将来在军事方面有所凭借。

9月11日，康有为代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草拟了一份保荐袁世凯的密折，盛赞袁世凯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近代西方各国兵制及中国现在应行内政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由袁世凯负责训练的新军不仅在中国诸军中出类拔萃，而且获得了诸如俄国、日本一些军人将领的赞赏。奏折称：

臣查日本变法之初，妙选将才，立三重镇。今诚患无将帅之才，幸而得其人，必当隆其位任，重其事权，似不宜加以钤束，置诸人下。夫兵机事也，缓急有变，大敌当前，秉命则失机宜，专命则嫌骄蹇，既不足尽其才用，切因以贻误事机。袁世凯昔使高丽，近统兵旅，谋勇智略，久著于时。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则权轻，呼应不灵，兵力不增，皆为此故。臣以为皇上有一将才如袁世凯者，而不能重其权任以成重镇，臣实惜之。伏乞皇上深观外患，俯察危局，特于召对，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庶几猛虎在山，藜藿不采；边有重镇，强敌销萌。

光绪皇帝在阅读了这份保荐奏折之后命令：“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并且他下令按程序将徐致靖的这份保荐书“恭呈慈览”。

9月16日黎明时分，光绪皇帝在颐和园毓兰堂召见袁世凯，垂询军事方面的问题甚详。袁世凯均据实回答。当天的召见本身没有多少内容，君臣之间的对话也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原本对此次召见甚有期待的袁世凯颇感失望，他在退下之后即奏曰：“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荣禄饬臣督率修理操场，并先期商演阵图，亟须回津料理。倘无垂询事件，即请训。”光绪皇帝就此传下话来，嘱袁世凯待四日后请训，不会耽搁天津方面的事务等。随后，光绪皇帝任命袁世凯为侍郎候补，专责训练新式军队。

第二天一大早，袁世凯来到颐和园谢恩，当面向光绪皇帝表示自己无寸尺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怵万状。光绪皇帝笑着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9月18日晚，袁世凯因接到回防天津小站的命令，正在准备请求提前请训的奏折时，谭嗣同在夜幕沉沉中匆匆前来拜访。谭嗣同首先对袁世凯的提升表示祝贺，紧接着就告诉袁有密语相告。袁世凯告诉谭嗣同，因为刚刚收到天津方面的电报，得知英国兵舰数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准备具折次日请训，请训后即回天津。听了袁世凯的说明，谭嗣同引入正题道：“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世凯急询其故，嗣同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

袁世凯闻言失色，急忙向嗣同辩白道：“予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难在何处？”

谭嗣同于是直截了当地告诉袁世凯，根据他们所获得的情报，荣禄最近向慈禧太后献策，将废立弑君。袁世凯表示愿闻其详。谭嗣同遂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有关于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硃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硃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报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

谭嗣同还自信地告诉袁世凯：“我雇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袁世凯看到谭嗣同的“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于是知道谭嗣同不从他这里得到准确的回答决不会轻易离开，稍加考虑，告诉谭嗣同：皇上“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嗣同对曰：“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

袁世凯道：“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

谭曰：“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

袁曰：“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请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世凯闻言而怒，信誓旦旦地告诉谭嗣同：“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