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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旧党争与帝后冲突（第1页）

第三节　新旧党争与帝后冲突

军事领域中的强兵改革是清政府的既定政策，在改革进程中遇到的反对阻力最小。只是由于时间的原因，在这一百天中并没有取得多少实际效果。而与军事领域的改革相关联的是教育体制的改革，军事改革曾经触及武科的存废与改良，而武科考试实际上也是清朝运行甚久的一项既成教育制度，它的存废不仅与军事改革密切相关，其实更是教育改革、科举制度存废的根本之所在。

一　新旧党争拉开序幕

光绪皇帝宣布明定国是诏时，一是宣布创立京师大学堂，作为新知识教育的基地以及将来青年知识分子获取功名的培养基地，期待以新学堂的创办去取代旧的教育体制；二是将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大体指出，但对是否废除科举考试、怎样改革科举考试，光绪皇帝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看法，依然期待能够寻求一个最佳的妥善方案。

6月16日，康有为利用面见光绪皇帝的机会，直接向光绪皇帝面陈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危害，以为中国近年来一连串的外交失败，说到底都是八股惹的祸。

光绪皇帝也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目前最大的不同在于各自的教育制度，西方人所学为有用的实学，而中国人所学则基本上是没有用的东西。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当然是指科举考试制度中的八股文。

第二天，康有为呈递一份奏折，以自己追求科举功名的痛苦经历痛斥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荒谬，强调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之所以失败，被割去大片土地，承担大量的战争赔款，并不是朝廷无能，而根本原因在于八股科举考试窒息了士人的性灵。他强烈要求清政府立下明诏，废除八股科举考试制度，从此中国知识分子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他建议政府第一步废除八股考试内容，同时加快新教育建设的步伐，宏开学校，教以科学，等到学校尽开，第三步就是逐步废除科举考试制度。

6月18日，康有为上请停止弓刀石武科考试制度改设兵校折，就军事人才的培养提出建议，实际上也是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批评，建议政府配合新教育体制的建立改用新式军事学堂训练将校。

与此同时，梁启超也联络各省举人联署上书，请求清政府特下明诏，停止八股取士，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抨击沿袭数百年的八股取士制度“非徒无用而已，又更愚之……非徒愚士大夫无用已也，又并其农、工、商、兵、妇女而皆愚而弃之”，请求政府宣布天下，停废八股取士，改用经制六科，培养新式人才。

各方面的呼吁引起了清廷的高度重视。6月17日，光绪皇帝命枢臣就停废八股问题拟旨。这一消息传出后，“京师哗然，传废八股，喜色动人”。

6月20日，康有为代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山东道检察史杨深秀草拟一封弹劾“守旧礼臣”的告状信，上书清廷点名指责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建议清廷应该将阻挠新政的许应骙解除职务，既为守旧误国者诫，庶几内可以去新政之壅蔽，外可以免邻封之笑柄。光绪皇帝在这份弹劾奏折上批道：“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一折，着许应骙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即要求许应骙对弹劾奏折所涉及的问题说说清楚。

许应骙希望刚毅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以保护自己过关，至少希望刚毅能够给他出出主意，渡过这一难关。刚毅对废八股确实也有自己的看法，他确曾当面建议光绪皇帝慎重考虑，所以他对许应骙的请求并不感到意外，曾向光绪皇帝为许应骙“乞恩”。他得知弹劾许应骙的奏折出自康有为之手，曾劝许应骙反攻为守，不要只急于辩白自己，更要敢于攻击康有为。这便在事实上证明了清廷内部存在一个守旧的派别，他们专以新政为敌。戊戌年间的新旧党争于此终于拉开序幕。

新旧党争的态势当然不是光绪皇帝所期待的，作为清廷最高领导人，他背后有慈禧太后支持，当然期望他的所有臣僚都能够同舟共济，推动新政的顺利进行。因此当他收到弹劾许应骙的奏折后，心中自然很反感。他一方面要求许应骙明白回奏，另一方面也充分考虑了刚毅的建议，在当天就废八股的问题专程赴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征求意见。

6月22日，康有为又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草拟一折，请求清政府立下明诏废八股，称时事艰难，国势危机，人才乏绝，廷臣条陈纷纷，多有请变科举、废八股者，而礼臣守旧拘牵驳议，致使皇上和政府依违不决。这份奏折矛头直指那些“守旧礼官”，以为正是他们的阻挠，致使许多制度当变而不能变，这些守旧礼官“言科举不可变、八股不可废者，与为敌国作反间者无以异”。奏折建议皇上不要再听信这些守旧礼官的驳议而贻误天下大计，特旨明谕天下，罢废八股，各级各类考试一律改用策论，庶几天下之青年一代皆改而致力于先圣之义理，以考究古今中外之故，务为有用之学，风气大开，真才自奋，皇上亦何惮而不为哉？奏折反复强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是正在开展的新政之最要而成效最速的一件大事。

同一天，礼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许应骙遵照光绪皇帝的指示“明白回奏”，对康有为代拟的弹劾奏折所提出的问题一一驳斥，并接受刚毅的建议反攻为守地攻击康有为。他解释道：康和他是同乡，稔知其少年时代即无行乡里，名声极坏。迨康有为通籍旋里，屡次与乡人发生冲突，为众论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倖达，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耸听观，即臣寓所已干谒再三，臣鄙其为人，概予谢绝。”此后，康在广东会馆私自立会，聚众至200余人，“臣恐其滋事，复为禁止，此臣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也。”他指责康有为是政治小人，狂妄至极。“比者饬令入对，即以大用自负，向乡人扬言，即奉旨充总理衙门章京，不无觖望。”康有为果真如此，这可是中国官场最忌讳的。许应骙还借前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的话说：“今之以西学自炫者，绝无心得，不过借端牟利，借径弋名。”许应骙指出：现在康有为逞其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若不将康有为罢黜回籍，任其久居总署，必刺探机密，漏言生事；常住京邸，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搖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

原本只是程序性的争议引起了党争，党争的直接后果是将废八股的决策尽可能地作了调和，以便各方都能接受。6月23日，光绪皇帝宣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要求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同时又宣布改革在三年之后正式施行，至于如何分场、命题、考试等一切详细章程，仍将由相关部门尽快制定予以公布。上谕顾及了存废两方的面子。

康、梁等人感到光绪皇帝“不彻底”的上谕实际上受制于守旧势力的包围，为了打破这些包围，觉得有必要立即开展一次“立废八股”运动，以期由此突破守旧势力对光绪皇帝的影响。6月30日，康有为、康广仁、梁启超等人将讨论的结果起草成一折一片，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呈递。当天，清廷发布谕旨，修正6月23日发布的三年后废八股改策论的谕旨，规定“岁举归并正科，生童岁科试一律改为策论”，要求各省学政收到此谕旨后，即行一律改为策论，全面采纳了康有为等人建议。

废八股改策论的决策应该说有利于时务人才的培养，是戊戌年间最值得称道的一件大事，不过八股制艺毕竟流行了数百年，毕竟已经成为许多人的饭碗，骤然将这一维系着无数人生计的制度一旦废除，自然激起一部分人的反对。事实上，当废八股改策论的消息传开之后，已有发生社会动**的征兆。因废八股而可能导致失业的大批士人对倡议废八股的康有为等人恨之入骨，据说直隶的一些士人甚至考虑采用极端的手段对康有为行刺。康身边的一些人也劝康有为请几个保镖，注意保重，深居简出，以免意外。由此可见废八股在当时确实不是一件小事。

7月4日，以稳健著称的清廷重臣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联名呈递《妥议科举新章折》，就废八股之后如何改进科举制度、如何保障青年知识分子的权益提供了全面的方案，比较务实地解决了废八股、改科举过程中所出现的那些矛盾。

在张之洞、陈宝箴的方案中，他们依然坚持儒家伦理中的道德精义不可废除的原则，所谓中学为体就是要坚守住儒家伦理，坚守住历代帝王经天纬地之大政。至于八股的弊病，已为天下所共知，自当改革。但由于科举体制为天下学术之所系，为国家治本之所关，所以任何改革都当慎之又慎，妥议方案。

张之洞、陈宝箴“妥议”的改革方案实际上主要体现在内容上，至于形式，这个方案尽量不作大的调整，以免引起激烈的反弹，造成无谓的争论。所以这个方案既迎合了新的潮流，又充分照顾了数百年来所形成的习惯，是一个新旧两宜的折中选择，因此甚得清廷的重视。经过礼部、总理衙门等相关部门的讨论与认定，7月19日，清政府发布上谕，以为张之洞、陈宝箴的方案“剀切周详，颇中肯綮”，决定以张、陈的设计为蓝本，颁布废八股之后的新科举方案。至此，关于废八股、改科举的争论终于告一段落。

二　大学堂与官报局

光绪皇帝在明定国是诏中关于创设京师大学堂的决定，似乎并没有引起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的真正重视。6月26日，光绪皇帝再下谕旨，对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因循、延迟提出批评，命他们就创设京师大学堂的事情“督饬司员，克期议复。倘再仍前玩愒，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这才真正引起那些官僚们的重视。

6月30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参照日、英等国大学体制拟定了五条办学大纲，就京师大学堂及其与中国整个教育体制的关系、选址原则、功课设定、款项的筹措以及委派大臣出洋考察等提出了不少建议，对后来新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启迪作用。

有了李盛铎的规划，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根据这些建议，并参照先前中外各家提出的各种方案进行研究，就京师大学堂的体制、规模以及所需的人才、物质支持等方面于7月3日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方案和详尽章程，京师大学堂的筹备工作方才真正启动。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他参与了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制定，后来由梁启超代为执笔起草。梁启超参酌英、美、日等国已有的制度，制定了这份详细的章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将大学堂的权力归于总教习，而管学大臣则形同虚设。

管学大臣孙家鼐看到梁启超拟定的大学堂章程后勃然大怒，他以为梁启超在章程中将大学堂的日常事务的权力归诸总教习是别有用心，于是与康有为反目成仇。

7月17日，孙家鼐向清廷呈递了一份举报康有为的奏折，称康有为的《春秋界说》《孟子界说》及《孔子改制考》等，昌言《公羊》之学，杂引谶纬之书，牵强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后已，称《春秋》既作，周统遂亡，此时王者即是孔子。“康有为必欲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时，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是学堂之设本以教育人才，而转以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孙家鼐建议清政府明降谕旨，将康有为书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的内容一律删除。

光绪皇帝在得到孙家鼐的奏折后，只是着军机大臣传旨孙家鼐，再令孙传旨康有为而已，似乎有意调解孙家鼐与康有为之间的矛盾或误会。

同一天，康有为通过御史宋伯鲁向清廷呈递一份要求改《时务报》为官报的奏折，而正是这份奏折引发孙家鼐与康有为之间更加剧烈的冲突。

这份奏折中首先罗列了报馆的四大好处：一是首列论说，指陈时事，常足以匡政府所不逮，备朝廷之采择；二是胪陈各省利弊，民隐得以上达；三是翻译万国近事，借鉴敌情；四是或每日一出，或间日一出，或旬日一出，所载皆新政之事，有利于新政的宣传与推行。奏折建议应该出资主持一份属于政府的官报，并建议将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先前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改为官报，并将改版后的《时务官报》移至京师，并入译书局，委派梁启超前去主持。如译书局之例，在上海设立《时务官报》分局，梁启超可往来京沪，总持其事。奏折还建议政府将民间的其他报纸收归国有，由政府主办，统一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