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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政诏书频频颁发（第1页）

第二节　新政诏书频频颁发

王文韶取代翁同龢出任军机大臣和户部尚书，使政府改组基本告一段落，剩下的事情就是怎样具体推动改革。政府要想真正推动维新变法向纵深发展，就必须尽快理清思路，确定改革的重点与难点，以及应该守住怎样的政策底线，哪些方面是根本不可触动的。

一　召见政治新锐

6月16日，光绪皇帝按照原先的日程安排，召见康有为。这既是康有为毕生第一次见到光绪皇帝，也是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可是这次会见给康有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后来的岁月里不断加以炫耀，反复强调这次召见的重大意义。

是日清晨，康有为在东宫门内朝房等候光绪皇帝的召见时，遇见已获任命的直隶总督荣禄也在等候面见皇上，要表示谢恩。荣禄问康有为：“以子槃槃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康有为答道：“非变法不可。”荣禄接着问道：“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直截了当地告诉荣禄：“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则新法行矣。”

康有为在朝房内的短暂谈话给荣禄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由此不仅注定了康有为无法获得光绪皇帝重用的机会，也为后来的一系列变故留下了重要的伏笔。荣禄与康有为对话结束后迅即入见光绪皇帝，他在与光绪皇帝谈完自己的事情之后，有意无意地试探光绪皇帝觉得康有为这个人怎么样？光绪皇帝尚未见到康有为本人，他只能从已经看过的康有为文章、著作，以及翁同龢的谈话、汇报及最近期的徐致靖的推荐书中判断康有为“以为能也”。荣禄明显感到皇上似乎有重用康有为的意思。

荣禄随后即到慈禧太后处谢恩。时李鸿章“放居”贤良寺，为谢慈禧太后赏食物，也正在皇太后处。荣禄将刚刚在光绪皇帝那里所说的话告诉了慈禧太后，表示康有为的激进办法并不可取，皇上如果过于听信康有为的主张，必将危害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他甚至恭维在场的李鸿章“多历事故，宜为皇太后言之”。老资格的政治家李鸿章既看不惯接替自己多年前曾经担任过的直隶总督职务的“新科”官僚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姿态，再加上他正在韬光养晦，也不愿在自己尚未弄清真相的时候陷入被动。于是当他听到荣禄让他向太后详谈的建议后，吓得“面色大变”，赶紧叩头，称“皇太后圣明”，一切由皇太后做主。荣禄的本意是“暗请太后留神”，在适当的时候能够阻止光绪皇帝一意孤行，过于听信和过于重用康有为。而慈禧太后则叹息道：“儿子大了，哪里认得娘？其实我不管倒好，汝作总督，凭晓得的做罢。”显然，慈禧太后并不愿意在荣禄、李鸿章等人面前表现出自己有意干预正在积极推动变法新政的光绪皇帝。

根据康有为后来的回忆，这次会面从光绪皇帝询问康的年岁及出身开始，康有为在作了回答之后进入正题。康谈到，如今西方列强环伺中国，步步紧逼，试图分割中国，中国的危亡就在眼前。对此，光绪皇帝接着说：“皆守旧者致之耳。”光绪皇帝昨日刚刚免去翁同龢的职务，而翁同龢也确实是自胶州湾危机以来最主要的责任担当者，由此似乎也可以体会到在光绪皇帝的心目中，翁同龢并不是一个维新变法运动的推动者，翁同龢的真实面目可能正是光绪皇帝试图增加民众参与政治的主要反对者。

听了光绪皇帝的叹息，康有为对道：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此。既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变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对于康有为的这种说法，光绪皇帝表示赞同，他明确表示：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康有为说：现在的问题似乎已经不是变法还是不变法，而是小变还是大变，是枝节的改良，还是根本的、彻底的变革。康的意思很明显，他不赞成枝节的改良，他期待彻底的变革。康有为还就开制度局以统揽全局，先改定制度法律而不仅仅是对枝节的改良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数十年中，朝廷诸臣始终都在言变法，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反观这些所谓的变法，实质上都是“变事”而非变法，都是枝节的改良而不是根本的改造。鉴于先前的这些经验教训，现在请皇上在变法之先，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请先开制度局，修订、制定相关的法律，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此，光绪皇帝也表示赞同。

康有为说：他曾经研究过中西各国的变法经验，西方各国经历了差不多300年的时间才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后来的日本由于有了西方各国的经验作为借鉴，大约花了30年的时间就达到目前的程度。中国人口众多、风俗各异，但如果从现在开始算起，认真、踏实地推行新政，举国同心，那么大约需要3年的时间就可以达到自立的程度。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恢复大清王朝在世界格局中应有的地位。康有为鼓励光绪皇帝说：以皇上之圣明，只要下决心实行变法，那么图富强，在一反掌间耳。这就表现出后来人们所说的康有为的急躁情绪，或者说是他的激进主义倾向。

光绪皇帝夸奖康有为的这些见解甚有条理。康有为接着反问道：“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至割弱？”据康有为后来描述，光绪皇帝听到康有为的这一反问之后，“以目睨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康有为称他当时就知道光绪皇帝有碍于慈禧太后，不能放手去做变法革新的事情，于是他建议光绪皇帝：“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耆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魚也。”

康的这种说法似乎也正对光绪皇帝的心病，光绪皇帝称，这些老臣皆不留心办事。康接着说，这些老臣也不能说是不留心办事，无奈现在的升迁体制制约了人们的创造力，他们当年也都曾奋斗过，奋发过，无奈当他们奋斗了几十年成为当朝大臣的时候，已经精力不济，且兼差太多，每日忙忙碌碌，既无时间读书获知天下正在变化的趋势，又无心思考具有全局意义的大事。所以他们奉旨办学堂、办商务，而这些新东西都不是他们年轻时代学过的，所以也就难怪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办。康有为建议：皇上如欲变法，只有舍弃这些老臣，提拔那些年轻的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察其才否，由皇上亲自提拔，不吝爵赏，破格使用。方今军机、总署并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两官分任内外诸差，则已无事不办。其旧人且姑听之，惟彼等事事守旧，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凡变法之事皆特下诏书，使彼等守旧大臣无从议驳。康有为的这个“用新而不特别弃旧”的人事折中建议以及增加政治透明度、遇事即明下诏书以示公开的策略性考虑等，甚得光绪皇帝的赏识。

接着，康有为将话题转到开民智以及废八股等问题上。他说，今日中国之患，主要在于民智不开，所以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但真正有效率、能够使用的各方面人才实在是太少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很多，但一个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以八股、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可能严重地妨碍了人才的成长。学八股者，不必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必考察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只要熟读那些八股经典以及做文章的方法，再凭借自己的运气就可以通籍累致大官。所以满朝文武人才济济，但这些人才无以应对外交难题，从而使中国的外交陷入日趋被动的境地。扪心自问，这都是八股考试的必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甲午战争的失败，尤其是台湾及辽东半岛的割让，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战争赔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做是八股的危害。

对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非议在清朝已有很久的历史，自清中后期以来，已有许多志士仁人看到了八股制度扼杀人才的危害，但国家选拔人才制度的稳定性，也使这一尽管有着无数弊端的制度长期有效地运转，因此无数的青年才俊正在八股科举的考试征途中跋涉，任何时间下令取消这一制度都会造成一批无辜的牺牲者，所以清政府的最高决策层对于是否继续沿用这一人才选拔制度一直犹豫不决。不过清政府自发现这一制度的缺陷后也采取了一些补充措施，诸如早些年就开始实行的幼童出洋留学、鼓励各方面的特异之士脱颖而出的特殊政策等等，也或多或少地弥补了这一制度缺陷。但是，八股科举不进行根本的改革，便无法在总体上提供一个人才成长的优良环境，所以康有为继续前人与时贤的讨论，在光绪皇帝召见时再次提及八股考试的弊端，直接刺激政府最高层的敏感神经，应该说还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光绪皇帝赞成康有为的这些分析，他接过来说：“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康有为对曰：“皇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

光绪皇帝明确回答：“可。”

谈完了科举八股制度的废除之后，光绪皇帝又就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咨询康有为的意见。光绪皇帝问道：甲午战争之后大量战争赔款导致了中国严重的财政危机，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筹到大笔的款项吗？

在康有为看来，筹款、富民、发展经济，似乎都不是变法的必经阶段，他认为这些举措都是治标，而不是治本。中国资源丰富，矿物满地，为地球所无，若大举而筹款数万万，遍筑铁路，练民兵百万，购铁舰百艘，遍开郡县各种学堂、水师学堂、港口，则一举而大势立矣。只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得到变法的根本。中国地大物博，藏富于地，贫非所患也，中国之所患患在民智之不开。所以康有为在怎样筹款、怎样开发富源、怎样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方面并不愿意多作思考，他只能向光绪皇帝谈谈翻译东西方书籍、派遣留学生出洋留学、派遣王公大臣出洋游历考察各国政治状况，以广见闻，以减少变法的阻力等等。光绪皇帝和清政府当时最为关心的是怎样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怎样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诸如怎样开发中国的经济与市场，怎样筹集开发经济与市场的经费，而这些康有为恰恰认为是“形而下”，认为不值得自己去关怀，去谈论。他的关注与光绪皇帝和清政府的关注发生了某些错位，所以即便没有荣禄的提醒，即便没有那么多人的反对，光绪皇帝和清政府都不可能授予他很重要的权力和地位。这一点是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们当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当天，光绪皇帝召集臣僚对康有为的安排与使用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参加讨论的有李鸿章、刚毅以及新进军机大臣廖寿恒等。光绪皇帝介绍了召见应对的大概情况，廖寿恒提出可以赏给康有为五品卿衔，而满洲贵族出身的协办大学士刚毅已得到荣禄的交代，强调不能重用康有为，“当予微差以折之”。光绪皇帝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并对先前的各种传闻进行了综合评估，决定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但特许他可以专折奏事。

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当天就得知这一任命，他们对这一出乎意料的结果自然很不满意。梁启超在第二天写给夏曾佑的信中明白指出：“西王母主持于上，它事不能有望也。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即行矣。”一个星期之后，梁启超又致信夏曾佑，称康有为在做了许多弥补的活动之后，依然无效。康决定和他的弟子们一起离京南下。

经过短暂的失望之后，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随着变法维新运动的不断推展与深入，便投身于火热的实际生活之中。

按照清廷给予康有为的委任，他的职务仅是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但同时具有专折奏事的特权。根据这些规定，康有为也就尽力发挥自己的长处，并不去总理衙门上班，而是潜心于撰写那些值得倡导和值得推动的专折及专著。根据一些并不完全的统计，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以自己的名义上书13次，大量的由他撰写或主笔的奏折都以别人的名义呈递，还有一些奏折虽然不是康有为撰写，但大概意思是康有为的，或是由康有为直接授意而撰写的。所有这些奏折，都可以看做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的思想贡献，这些奏折的总量达到36件，加上康有为以自己的名义呈递的13件，共计49件。

光绪皇帝在召见了康有为之后，很快召见了张元济。根据张元济的回忆，这次召见进行了大约两刻钟的时间。光绪皇帝问道：目前外患频仍，宜筹保御。而满朝文武除了唯唯诺诺之外，实在拿不出什么好的主意，他们不通西学，不达时务。而那些存心守旧的官僚们更是乱上添乱，蓄意干扰，使许多本可进行的新政也无法顺利推行，比如修建铁路一事，就是如此。听说英国在印度修建的铁路已经修到了我国西藏边界，现在关于云南的交涉连续不断，而由北京到达云南，路程需要两三个月，相形之下，我国的外交交涉怎能不吃亏？所以新政必须从经济方面入手，大规模地修建铁路刻不容缓。光绪皇帝请张元济就怎样才能推动大规模地修建铁路谈谈自己的看法。

张元济回答：要推动大规模的修建铁路就必须尽快储备人才，西方的工程师尽管有知识、有技术，但从国家根本利益方面去考虑，这些洋工程师并不可靠。不但铁路，即是矿山、河渠、船厂、机器厂等莫不如此，在在需要中国自己培养懂得这些近代技术的大量人才。张元济建议光绪皇帝应该责成将要创办的大学堂认真造就各类人才，为国家将要开始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张元济还根据自己在总理衙门工作的经验，认为政府的外交人才更为缺乏，如果中国有大量合格的外交人才，驻外公使、领事都能达到相当的水准，相信中国的外交肯定会有大的起色，外交危机必将逐步克服。为此，张元济建议光绪皇帝除了继续办好同文馆及一些省份的广方言馆外，应该有新的外交人才培养机构，造就大量的外交人才。这些建议似乎都不难被光绪皇帝所接受。

广泛听取年轻一代新锐政治家的意见，是光绪皇帝和改组后的新政府的既定方针，随着新政的推展，这种召见也一直在进行着。7月3日，光绪皇帝并未顾及御史黄均隆对黄遵宪、谭嗣同以及梁启超等人的弹劾，依然如约召见仅仅是举人出身的梁启超，听取梁启超对新政的建议。根据梁启超的说法，按照清朝的成例，四品以上的官员才能获得皇上的召见，皇上召见官品低下的小臣自咸丰以后40余年间从未有过先例，至于梁启超仅以举人的身份获皇上的召见，梁启超也感到相当的自豪，称其“尤为本朝数百年所未见”，足见梁启超也未能免俗，他和乃师康有为一样，也将这次召见看得很重。

梁启超很看重这次召见，但是关于这次召见的谈话内容与谈话时的情形，梁启超并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此次召见的结果是，光绪皇帝让梁启超退朝之后将所著《变法通义》一书呈递上来，并赏给梁启超六品官衔，责成他会同相关部门筹办并主持译书局的事务。

清政府对这些新锐政治家用其所长的做法，在黄遵宪、谭嗣同以及杨锐、刘光第等人身上都有很好的体现。按理说，不论是名声，还是所拥有的新思想，这几个人与康、梁都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在清政府最高决策层的眼里，却是可以委以相当实际职务的官员。7月30日，清廷发布上谕，重申6月13日的上谕，要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即饬黄遵宪、谭嗣同迅速来京，毋稍迟延。8月11日，当黄遵宪尚未到京的时候，清廷又发布上谕，着黄遵宪以二品京堂候补的身份充任清政府驻日本公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