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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转移风气（第1页）

第二节　转移风气

在湖南时务学堂开办前后，湖南的维新局面已大体形成，陈宝箴网罗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新知识分子，有力推动了相对独立于全国维新运动的湖南新政。而在这些活动中，除了以梁启超为主导的时务学堂外，最值得注意的还有南学会等一大批维新团体。

湖南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省城长沙很早就有岳麓、城南两书院，历史悠久，为湖南全省士子、生童肄业之所。只是在过去的若干年里，这两所书院和全国的其他书院一样，着重于科举考试，对于入学生童、士子的教育，也只是怎样去应付科举考试，而根本不顾及不断传入中国的西方新知识。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设置在岳麓书院之内的校经堂的规模已经无法满足湖南的社会发展需要，后经湖南新任学政张亨嘉的提议，并经巡抚张煦的批准，湖南当局决定在长沙湘春门外为校经书院建立新址。1890年12月，校经书院新址落成。翌年5月，校经书院在新址重新开办，新增学生20名，连同原来的44名，共计有学生60余人。书院内分设经义、治事两斋，专课湖南全省通晓经史、熟悉掌故的青年知识分子。办学目的也略有调整，已经开始注意适度放弃专门训练科举考试的方法，转而注意培养对地方发展有实际效用的人才，这对于湖南后来吸收外来的新思想，尤其是湖南新政的开展，无疑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

1894年江标出任湖南学政后，为了扩大校经书院的办学规模，在书院原有的空地上建造了一所藏书楼，广购图书，并添置了天文、舆地、测量等学科所需要的实验仪器，并计划添设算学、舆地、方言、学绘诸科，创办《湘学新报》，专门讲述各种新学和艺学，以期学生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同时，“开人知识”，“兼可知今”。对于校经书院的管理体制，江标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于1897年春夏间于校经书院设立校经学会，“为多士讲学之地”。由此可知校经学会之由来。

校经学会与校经书院为二名一体，是典型的书院式学会，同时兼有对全省教育的指导责任，所以校经学会又称为“湘学会”，或称“校经书院”学会。根据《校经书院学会章程》规定，该会设有三门，即算学、舆地和方言。算学务求浅近实用之法，舆地须知测量、绘图之法，方言专习英文。三门各有学有专长的学长自行制定章程，自主招生，每类学额为40名，报名逾额即分作前后两班课习。学会设有总理即监院一人，负责学会的日常管理。校经书院学会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严格，三年学习期限结束后，成绩优异者由湖南当局会同学会保荐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或南北大学，或直接任职，或继续深造。从这些情况看，校经书院学会虽然号称学会，虽然也以湘学会而得名，但实际上只是湖南省内的高等学堂而已，其学会、社团的色彩甚少。

与湘学会的性质极为相似即具有书院或学堂色彩的还有谭嗣同等人创建的浏阳算学会，浏阳算学会实际上也是一所专门研讨算学的学堂，除了系统地对入学生员进行算学教育外，似乎对学堂之外并没有太多的影响。

在浏阳算学会成立之后，在湖南乃至全国最有影响的新学会为湖南南学会。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谭嗣同等湖南爱国志士在这种大局相对危险的时候，开始考虑作“亡后之图”，计划以湖南的独立获取未来的发展空间，“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谭嗣同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建议设立南学会，“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以不亡，此会之所以名为南学也”。显然，南学会是在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关头所作出的一个试验，其目的是期望在大局不保的情况下，以地方的独立与自治换取南方各省的继续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复兴奠定基础。

陈宝箴同意了谭嗣同的请求，并以湖南巡抚的身份为南学会遴选湖南省内较开明的绅士十人出任南学会的总会长，南学会的筹备工作正式开始。1897年12月14日，由梁启超撰写的《南学会叙》在《湘学报》上正式发表，标志着南学会的正式成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刻意强调了湖南在中国未来政治格局中的作用，希望湖南等南方各省能够像日本幕府末年的萨摩长门藩士那样，成为推动全国维新变法运动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基地。他指出：中国地域辽阔，积弊已久，期望中国能够坚实地联合一体，共同发展，恐怕并不可能成为现实。中国具体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发展在区域上的不平衡性，所以中国未来的真正希望之所在，可能就是先由一些省份的局部试验推而广之，成为风气，相邻诸省逐步联合，然后形成全国性的维新变法格局，推动中国在整体上的进步与发展。湖南居天下之中，有着良好的学术文化传统，人才辈出，其任侠尚气的民风民俗，也与日本幕府末期的萨摩长门藩士的情形相类似。前有魏源、郭嵩焘、曾纪泽诸先贤精神的遗存，后有过去几年湖南巡抚陈宝箴的经营与影响，“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俱举，异于他日”，具有其他各省所不具备的政治环境与人气，故将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舍湘人则难成。按照梁启超的期待以及南学会章程的规定，新成立的南学会具有地方议会的性质，其直接的功能是为实行湖南地方自治作准备，官绅士商，只要同意参加，俱可作为会友，俱可参加南学会组织的相关活动，希望通过这种活动，将湖南地方一切规制及兴利除弊等各项地方事务进行研究，以通上下之气，去雍阂之习，以“通民隐，兴民业，卫民生”，为湖南正在开展的新政及将来的湖南自治提供具体的方案，以供湖南当局参考。

按照南学会章程的约定，由湖南巡抚遴选的十名总会长负责扩大会员，他们根据自己所知，吸收新的会友。会友的性质分为三类：一类是“议事会友”，由南学会的创办者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人充任，负责会中具体事务、章程的制定与执行；一类是“讲论会友”，聘请学识渊博、擅长言辞的学者充任，请他们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新知识定期向会友进行演讲，并随时回答会友的疑问。讲期规定每月四次。根据最初的安排，推举湖南著名学者皮锡瑞主讲中国传统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另一类为“通讯会友”，主要是指那些远离长沙不便即席听讲的各州县官绅及其他会友，只能通过通讯的办法，提出问题，由讲论会友或议事会友们负责解答。据统计，先后加入南学会的全省各地会友达1000余人。

1898年2月21日，南学会第一次讲论在会所巡抚部院孝廉堂举行，到会听讲者有200余人。陈宝箴、黄遵宪、谭嗣同等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而主讲人为皮锡瑞。皮锡瑞的讲题为《论立学会讲学宗旨》，他在演讲中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强调立学会和讲学的重要性，以为中国现在面临的外交困境虽然是西方列强造成的，但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的内部。而欲摆脱这种困境，重塑民族辉煌，就必须进行改革，这一点已为政府当局主政者所认识，他们已经深知变通以开民智，求人才以为急务。所以，他希望南学会的成立能够有助于湖南官绅共同讲究“有体有用之学”，共求切磋之益。他对乾嘉以来无补时艰的汉学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希望南学会会友读书穷理，务其大者、远者，将中国圣贤的思想精义了然于胸，建立坚定的信念。然后对古今之事变、中外之情形，也要有深切的理解和体会，这样才能真正成就“有体有用之学”。

继皮锡瑞之后发表演讲的是黄遵宪，他的讲题是《论政体公私人必自任其事》。黄遵宪指出，中国自秦汉以后，专制体制日趋严密，官民壅蔽，人民以官为扰，而期望无官。究其原因，是因为官之权独揽，无所约束，官之势独尊。对于清政府现存的官吏体制，黄遵宪也提出了批评。他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循吏”本来就很少，而清政府又规定本地人不得在本地做官，遂使现在许多州县级的官员对于当地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也就很难作出成绩。这种状况应该改变。至于怎样改变，黄遵宪的方案是实行地方自治，即“自治其身，自治其乡”，果如此，“则官民上下，同心同德，以联合之力，收群谋之益，生于其乡，无不相习，不久任之患，得封建世家之利，而去郡县专政之弊。由一府一县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可以追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黄遵宪的演讲获得了听众的好评，不仅论述透彻，而且“人以为似天主传教者”，盖黄氏在国外经年，对演讲技巧深有研究。

继黄遵宪之后登台演讲的是谭嗣同，谭的讲题是《论中国情形危机》。他在这篇演讲中，分析中国自道光以来遭受列强侵略的情况，沉痛地指出像土耳其这种原本弱小的国家都想参加瓜分中国的行动，这实在是中国最感“可耻可危”的事情。他希望南学会诸会友能够真正明白中国今日所处的危险环境，“共相勉为实学，以救此至危机之局”。

南学会第一次讲会的最后总结为陈宝箴，陈的讲题是《论为学必先立志》。在这篇演讲中，陈宝箴对孔孟以救世之心行教学之事的中国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给予充分肯定，指出“不学则无以开智慧、明义理”，学习一切有用的东西不独是个人完善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家摆脱贫困、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同时他还指出，“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所以支持成立南学会，也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共同切磋的机会和讲台，共同研讨，共同提高。在演讲的后半段，陈宝箴强调中国遭受列强的欺辱，丧师辱国，实为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振作起来，发奋图强，彻底改变乾嘉以来士大夫不务实学，而以虚美为高的恶劣习气，不要再沉浸在无关国家富强的科举考试的雕虫小技上，而应该切实研习足以“振国匡时济世安人之道”。陈宝箴的演讲“说极切实”，对后来南学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南学会的领导层主要是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但讲论的核心人物则主要是皮锡瑞。在南学会总共13次讲论中，皮氏登台演讲12次，基本上由他一人包揽。这12次系统演讲，不仅是皮锡瑞一生中的重要经历，也是其学术思想得以较为完整阐发的时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皮锡瑞系统地表达了他对儒家经学的一般看法及他的今文经学的基本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皮锡瑞并不是站在狭隘的今文经学的立场去反对古文经学，而是具有相当浓厚的超越今古经学的意味。他并没有像当时的今文学者如廖平、康有为那样一味地反对古文经学，为了传播自己的学说，不惜把古文经学以及一切不合乎自己学术主张的学术派别贬损得一钱不值。

皮锡瑞的南学会演讲确实讲出许多新见解，但是在涉及中国政治、文化的未来走向时，即他所说的“变法开智，破除守旧拘牵之习”方面，他的观点显得相当“守旧拘牵”。比如他认为，中国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恐怕还不是向西方学习，而是如何恢复和发扬光大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等问题，即“讲西学还得先通中学”。他指出：“不知西学虽有实用，亦必先通中学；不先通中学，则圣贤义理不能了然于心。中国政教得失，古今变革，亦不能考其故。此等人讲西学，无论未必能精，即通专门之学，不过一艺之长。又下则略通语言文字，只可为通事、买办，此等人才，又何足用？”这就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基本上相似了，而不是康梁所主张的变法维新。

皮锡瑞在晚清学术界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他不蔽于狭隘的门户之见的通人之学，实际上预示着晚清儒家经学界一直纷争不休的今古文之争即将停止，儒家经学的进步与发展有待于超越今古文、汉宋学术等门户之见。然而，正由于皮锡瑞竭力排斥经学研究中的门户之见，因此他个人在晚清学术界便自然受到具有极深门户之见的今古文学者的双重反对。

南学会的系列演讲除了皮锡瑞及黄遵宪、谭嗣同、陈宝箴在第一次讲会上演讲之外，乔树柟在第一次讲会上演讲《论公利私利之分》，谭嗣同在第二次会上演讲《论今日学西皆中国古学派所有》、在第五次会上演讲《论学不当骄人》、在第八次会上演讲《论全体学》等，黄遵宪在第二次会上继续演讲第一次会上未讲完的题目，邹代钧在第三次会上演讲《论舆地经纬度之理》，欧阳中鹄在第四次会上演讲《论辩义利始自有耻》，李维格在第五次会上演讲《论译书宜除四病》，陈宝箴在第七次会上演讲《论不必攻耶教兼及周汉事》，而最后一讲为曾广钧的《论开矿当不惜工本》。从这些题目看，所有演讲均为当时湖南学界、政界共同关心的一些学术及地方发展中的问题。

南学会的设立及其系列演讲的开办，在湖南全省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府县在南学会的带动下，纷纷组织学会，开设系列演讲，传播新知识，鼓吹维新变法，有的学会还设法组织新式学堂，培养人才，为湖南新政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湖南的风气也由此进一步开通，“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名声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矣。虽全国瓜分，而湖南亡后之图，亦已有端绪矣。”

守旧势力无法彻底遏制湖南新势力的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曾遏制。事实上，南学会的成立及其迅速发展，以及与湖南时务学堂相呼应，既有力地推动了湖南新政的发展进程，甚至对于全国正在兴起的救亡图存运动也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当然也极容易引起旧势力的仇恨。

在南学会成立之初，便隐含有与旧势力分立的态势，湖南士林领袖人物王先谦因为陈宝箴对南学会的重视，在南学会第一次集会时曾经出席，他在此时似乎也自认为是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的新派人物，南学会的一些主持人也把他视为同道，承认王先谦在“未变科举之前，将数百年讲时文之老著名书院（岳麓书院），而改定课章，以经义治事，分门提倡新学，树立先声，可谓难能矣。又虚心勤恳，自以译算非己所长，另筹经费，延聘学长以代之教士，用心亦良苦矣。”在开始阶段，南学会将王先谦视为新学同道，给予适度的尊重。然而随着南学会的发展，这种尊重越来越淡，而会中的新奇议论也引起了各方的不满，这自然也引起了王先谦的注意，促使王与南学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曾对他的学生解释道：“学堂、学会，先谦皆曾到场。以学堂系奉旨建立，学会则中丞殷殷注意，随同前往，然皆仅到一次。因先谦事忙，并非有所避忌而不往也。学会议论新奇，因其刊入《湘报》，人人共见。始有辞而辟之者，先谦乃得以闻崖略。”所以当两个月后，南学会的负责人邀请王先谦在南学会进行演讲时，他并没有领情，而以“不耐此劳”予以婉拒。

王先谦之所以对南学会的演讲邀请予以拒绝，除了表示他对南学会的不满外，也意味着他实际上已经脱离湖南新派人物的思维轨道，开始与守旧势力结盟，而守旧势力的核心人物就是在湖南学界拥有极大影响力的旧派学者叶德辉。

叶德辉，字奂彬，号郋园，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由于其先世经商致富，叶德辉坐拥赀财，即不复仕进。性喜买书，收藏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