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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播散维新种子（第1页）

第一节　播散维新种子

自从曾国藩创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湖南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直居于重要的位置。但曾国藩去世之后，李鸿章与淮军相继崛起，皖籍军人与政客一度在中央政权中取代湘籍军人与政客成为主导性的力量。所谓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并不是整个中国军队的失败，实际上只是淮系军阀与淮系政客的失败。所以在淮系军队一败朝鲜，再败辽东之后，中国政府并没有彻底失望，而是企图重温“中兴名臣名将”的旧梦，选派湘军将领领命出征，企图挽回败局。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也有意于重振湘军昔日的辉煌，故主动请缨。清政府遂命令湘军将领魏光焘、陈湜、李光久、余虎恩等招集兵勇，开赴前线，并令吴大澂募集湘勇北上。

有了清政府的命令，吴大澂在省内开设“求贤馆”，延揽人才，而湖南士人也群情激昂，以为重振湘军的辉煌、打败日本犹如探囊取物。然而，当时的日本不是昔日的太平天国，吴大澂苦心经营的新湘军实际上只是一群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他们在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一败牛庄，二败营口，三败田庄台。湘军的连连败绩震动了国人，更震动了一直处于虚骄状态的湘人，“湖南人始转侧豁寤，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馁矣”。

湘军的失败是湖南人的奇耻大辱，但湖南人并没有在这次失败之后一蹶不振，而是很快形成一种寻求变革、追求进步的新风气，并与京师、上海等中心城市的维新思潮遥相呼应。1895年10月，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由于他的开明引导与鼓励，湖南的维新运动较其他省份更早发生。

陈宝箴向来推崇曾国藩、左宗棠、曾纪泽、郭嵩焘等湖南先贤的思想与事功，就任之初即以开化湖南为己任，锐意进取，致力于革新。他以为湖南地处内陆，向以守旧而闻名，拒斥西方近代的新思想与新文化，所以湖南要想成为中国改革的先锋，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上进行彻底的更新。他到任之后，迭与湖南省内的官绅反复磋商，寻求振兴湖南的根本办法。在经济上，陈宝箴认为只要是有利于湖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新举措，都应该给予支持和扶植，很快成立了湖南矿务总局，主持开发湖南的矿产资源；又倡导修建湘粤铁路，企图以湘粤铁路的开通带动湖南社会风气的根本改变。湖南一批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兴实业，差不多都成立于陈宝箴任内。

在开发经济的同时，陈宝箴更注意文化观念的转变和教育制度的更新。他和1894年出任湖南学政的江标一起，提倡经世之学，以改变士风、开创新的社会文化风气为己任。同时着力整顿旧式书院，购置不少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科学书籍和实验仪器，并设立舆地、算学、方言等学会，试图将旧式书院改造成培养新式人才的基地。陈宝箴、江标的思想认识和这些做法深深地影响了湖南知识界，从而使湖南知识界很快形成一批具有维新思想、变革精神的新知识分子群体，为后来湖南新政的顺利推行准备了有用的人才。

与湖南官方倡导变革几乎同步而行的，是湖南民间新势力的自发维新运动。1895年7月，在外漫游多年、具有维新思想的湖南青年知识分子谭嗣同致函乃师欧阳中鹄，提出在湖南进行变法维新的系统主张，以为中国的变法必须先从改变中国的知识分子始，只有知识分子的知识构成发生了大的变化，才能带动中国社会的大变化。而要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构成，又必须先从改变传统的科举制度始，“从士始，则必先变科举，使人人自占一门，争自奋于实学”。基于这种认识，谭嗣同建议欧阳中鹄及湖南学政江标先从一县进行改革试验，在浏阳创办一算学格致馆，造就有用的人才，为即将到来的变法维新运动服务。

根据谭嗣同的建议，欧阳中鹄在湖南积极筹备，准备将浏阳县原有的书院改为习格致诸学，并以算学为入手之始，同时计划将南台书院直接改为算学馆，但遭到了守旧势力的竭力反对。谭嗣同得知这些情况后，迅即邀请具有维新思想，并在湖南学界略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唐才常、刘善涵等人联名禀请湖南学政江标，继续表达将浏阳南台书院改为浏阳算学馆的要求，指出：“算学者，器象之权舆；学校者，人才之根本……考西国学校课程，童子就傅，先授以几何、三角术，以后由浅入深，循序精进，皆有一定不易之等级。故上自王公大臣，下逮兵农工贾，未有不通算者，即未有通算而不出自学堂者。盖西国兴盛之本，虽在议院、公会之互相联络，互相贯通，而其格致、制造、测地、行海诸学，固无一不自测算而得。故无诸学无以致富强，无算学则诸学又靡所附丽。”他希望江标转饬浏阳知县同意将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这一建议正合乎江标的主张，江标遂于1895年9月批准了这一方案，并决定在当年的乡试中“搜取试卷中之言时务者拔为前列，以为之招”。但浏阳知县仍借故拖延，拒不执行，浏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的计划似乎并没有成为现实。

有了江标的支持，欧阳中鹄、唐才常等人开始自行筹款，于浏阳文奎阁创办了算学社，聘请新化晏孝儒为教习，开始讲授算学。最初入学者仅16人。人数虽少，但这是湖南境内开始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最初起点。“浏阳果大兴算学，考算学洋务，名必在他州县上，至推为一省之冠。省会人士始自惭奋，向学风气由是大开。"1896年，浏阳算学社的规模继续扩大，欧阳中鹄等人遂将算学社改名为算学馆。制定章程规定公推7人主持馆务，馆中设山长一人，监院一人，负责管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规定入学生员除学习规定的算学外，也应“余时温习经史，阅看外国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算学、格致诸书及各新闻纸。其有心得及疑义，与夫应抄录以备遗忘者，即随时分类录入杂记。每日杂记，无论行楷，总需过百字。有分数可相比较者，列为图表。有变通可须发挥者，即作论说、杂著。”

谭嗣同、欧阳中鹄等人创办算学馆、改革旧式书院的想法与做法既合乎当时的思想潮流，也合乎清政府的政策。从思想潮流方面说，在甲午战争之后，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在内的所有进步思想家在反省中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时，差不多都追因于中国旧式教育体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中国旧有的具有上千年传统的旧书院体制已经全面变质，19世纪80年代就已有人指出，现存书院有名无实者十居八九。即便那些依然进行正常教学活动的书院，其所传授的内容已经严重过时，“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既皆无俾时用，其下者专摹帖括，注意膏奖，志趣卑陋，安望有所成就？”所以，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敏锐地指出：“吾今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这就将改变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校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前此所未有的高度。

在清政府高层官僚中，也有一些人比较早地意识到中国旧有的教育制度必须改变，西方的新式教育体制应该有计划地引进。1896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向清政府建议命令地方各省、府、州、县设立学堂，并请在京师设立大学堂。17日，清廷从陕西州抚张煦奏，立格致书院于泾阳。7月，山西巡抚胡聘之等奏请变通书院章程，主张书院教授天文、算学、格致等具有实用价值的新学科。8月11日，清政府批准李端棻的建议，命令各省推广学校，致力于实学。8月21日，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办法六条。10月，礼部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1897年3月，安徽巡抚邓华熙奏请各省都应该在各自的省会城市另行设立格致等学堂。清政府同意了邓的建议，此后各省兴办新式学堂蔚然成风。这也是湖南时务学堂之所以成立的大背景。

湖南时务学堂成立与湖南乡绅王先谦等人的实业活动有关。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之后，对于湖南省的实业开发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态度。1896年，湖南地方乡绅王先谦联络黄自元等人，集股创办机器制造公司，名“宝善成公司”。宝善成公司原为官督商办，由王先谦始终经理其事。公司成立之初，购买有各种机器，且有小锅炉一具，刨床、车床各一台，计划制造电气灯、东洋车等，1897年在长沙创设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发电厂，由是长沙省城开始有了电灯照明。宝善成公司在经营实业的同时，也注意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投资，1896年冬，王先谦、张雨珊、蒋德钧、熊希龄等公司高层负责人为了扩大公司的业务规模，向陈宝箴申请30000两的资助，陈在申请报告上批道：“公极则私存，义极则利存。”这两句带有多重含义的批语使王先谦等人极不高兴，以为未办事而先受申饬，遂改为少用公款而多用民间资本。嗣后不久，参与其事的蒋德钧更觉得宝善成公司“迹近谋利”，不太合乎他们原先创办该公司的宗旨，于是提议在机器制造公司之下也即宝善成公司之下设立时务学堂，推广工艺。这大概是湖南时务学堂的最早动议。

蒋德钧提议创办时务学堂归属于机器制造公司即宝善成公司，这个学堂的创建目的似乎也只是为了推广工艺，计划招收二三十名学生，常住局中学习制造；并计划聘请一位通重学、汽机等学的老师主持其事，“俾日与诸生讲解制造之理，并随时入厂，观匠人制造”。这似乎带有机器制造公司培训人才的意味。

机器制造公司创办学堂的计划，由公司负责人王先谦等领衔上报湖南巡抚陈宝箴，这一计划与陈宝箴的思路不谋而合，陈宝箴于1896年12月将这个计划批准立案，并将之命名为“时务学堂”。时务学堂的性质似乎也由此而变，因为陈宝箴在批准创办时务学堂的同时，还同意每年从湖南省矿务赢利中划拨3000两作为学堂的常年经费，并经清廷批准，援天津、湖北武备学堂的先例，每年于正款项下划拨1。2万两，酌充时务学堂和湖南武备学堂的常年经费。这样一来，时务学堂虽然由王先谦等人动议创办于机器制造公司之下，但现在实际上成为湖南省政府下的一个机构，享有与官办武备学堂同等的待遇。

时务学堂收归政府主办之后，在名分上仍是机器制造公司的下属机构，“开局之初，刊发关防，本以机器制造公司时务学堂为名，欲令教授学徒，俾通制造”。当时，除了王先谦之外，还有熊希龄、蒋德钧、张雨珊、陈程初一同受命负责，熊希龄因有他事，在最初阶段并没有到任，蒋德钧、陈程初参与过二三次会议，唯王先谦、张雨珊在一起主持其事约年余。在最初阶段，他们因商股难以招集，建议两江总督刘坤一将湖南盐斤加价二文，盐行余厘项内每百斤补收二分，以作为机器制造公司及时务学堂的经费。他们的报告已经写好，适蒋德钧有事前往上海，就决定由蒋自带面商于刘坤一。不料，熊希龄擅自“改窜禀词，专以时务学堂为言”。所以，待刘坤一批准这一方案后，机器制造公司的各位主管就此发生了分裂。蒋德钧飘然入都，不再回湘。而熊希龄则以避免责成不专、互相推诿之敝为由，建议将制造公司中的轮船、制造、学堂三事分开，由熊希龄独任时务学堂事宜。

熊希龄接手时务学堂的管理责任后，遂邀谭嗣同、黄遵宪等人参与其事。黄遵宪为新任湖南按察使，他得知时务学堂创办后，即向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竭力推荐《时务报》主笔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时务报》的翻译李维格（峄琴）任西文总教习。1897年9月9日，黄遵宪致函《时务报》总理汪康年，称“学堂人师为天下楷模，关系尤重”，他劝汪氏从维新事业的大局考虑，同意梁启超、李维格二人来湘主持时务学堂的学政。与此同时，湘中人士谭嗣同、熊希龄、邹代钧等也纷纷“劝驾”，甚至声言如果汪康年不同意放梁启超、李维格到长沙主持时务学堂，他们不惜“蛮拉硬作”。在这些友人的反复动员下，汪康年同意梁启超、李维格赴湖南兼任时务学堂的中西文总教习。

在梁启超抵达长沙的时候，时务学堂在陈宝箴、熊希龄、黄遵宪等人的筹办下已经成立，1897年9月，时务学堂的创办手续已经基本完成，常年经费也已经落实，办学所需的图书仪器或已购置，或正在置办，筹办工作已经大体完成。在这种情况下，遂由陈宝箴出面发布《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既介绍时务学堂设立的原委，又鼓励青年学子勇于报考时务学堂。根据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说法，时务学堂计划招收120人，均由各府厅州县学官绅士查报汇册考试。惟早一日开学，即早收一日之效，而建造学舍尚需要时间，所以第一年议定暂租衡清试馆开办，延聘中西学教习，择期开学，一面拓地建筑校舍，拟先行招收60人入学，其余的60个名额俟校舍建筑略有头绪时再由各府厅州县录取选送。在谈到学堂的教学内容及学生的未来出路时，陈宝箴强调：鉴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均有精微，而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必以中学为根本。惟所贵者不在务博贪多，而在修身致用。诸生入学三四年后，中学既明，西文既熟，即由湖南省政府负责选择数十名优等生，由政府提供经费，或送往京师大学堂继续就某项专门学问进行深造，考取文凭；或公费送往国外，就水师、武备、化学、农商、矿学、商学、制造等专业进行深造。待这些学生学成归来，省政府再按照每人的情况加以提拔使用。至于那些依然愿意由正途出身者，陈宝箴许诺他们可以作为生监，一体乡试，获取功名。这一举措在科举制度仅仅开始松动而并没有真正废除的条件下，应该说对于那些青年学子极具吸引力。

陈宝箴的《新设时务学堂学生招考示》发布之后，在湖南省境内各府厅州县获得了广泛的反响，至9月24日正式考试的时候，“诸生投考者至四千余人”。经过较为严格的考试，最后录取了40名，陈宝箴原计划第一批录取60名并没有实现，坚持了宁缺毋滥的原则。

当湖南时务学堂的招生在紧张进行的时候，梁启超还没有离开上海，他与熊希龄等人之间书信往来，就学堂的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人员配置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他根据自己追随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经验及所知广雅书院、两湖书院的教训，坚持分教习必须由学堂总教习自主聘任，否则总教习与分教习发生分歧，或观念差别太大，势必影响学堂的教学质量。熊希龄等人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同意梁启超聘任其同门好友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三人为中文分教习。在教学方法上，梁启超认为新办的时务学堂应该兼容旧式书院和新式学堂两者的优点，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新式学堂的教学方法进行讲授；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旧式书院的教学办法进行传授。他觉得既然准备在时务学堂花费一两年的时间、心力，那么就应该尽量多地培养出一些有用之才，所以在招生规模上，他主张教授四五十人与教授一两百人所花费的时间、心力相去并不太远，所以在招生规模上不必太保守，而应该多多益善。他的这些建议在后来的实践中逐步成为时务学堂的主导思想。

1897年11月14日，梁启超偕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及西文总教习李维格从上海抵达长沙，稍事准备，即于11月29日正式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