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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第3页）

[69]《任鸿隽氏谈整顿川大》，《北平晨报》1936年5月19日剪报，“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17卷。

[70]翁文灏致任鸿隽函件，1937年3月26日，《川康地质考古旅行团公约》初稿及修改稿，均在“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495卷。

[71]《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常会记录》，《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6卷第3期，1937年10月4日，第14页。

[72]如他曾在《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1卷第14期（1933年4月17日）上撰文《原始人类》，介绍“北京人”的情况。

[73]《四川区域内之古物调查研究之计划简明书》手稿，“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63卷。按，此文件说川康地质考古旅行团发现的是新石器时代遗址，未知孰是。

[74]童恩正：《冯汉骥小传》，收在冯汉骥：《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21页。

[75]林向：《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收在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第3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4页。

[76]张勋燎：《冯汉骥先生师门从学考古记》，收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77]《史地研究会通讯》，《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8卷第17期，1940年6月11日，第4页。

[78]《彭山考古团返校》，《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12卷第1期，1942年3月11日，第4页。

[79]《国立四川大学二十六年度校务进行概况》，《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7卷第1期，1938年10月3日，第3页。

[80]冯汉骥：《松理茂汶羌族考察杂记》，收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6页。

[81]《西南社会科学研究处招待雷波黑白猓玀茶话纪事》，《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7卷第28期，1939年4月17日，第4～6页。

[82]胡鉴民：《苗人的家族与婚姻习俗琐记》，《国立四川大学校刊》第18卷第3期，1946年4月1日，第1～4页。

[83]《作者小传》，收在任乃强：《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559～561页。

[84]《边疆研究学会近况》，《国立四川大学校刊》第20卷15期，1948年12月1日，第18页。

[85]冯汉骥：《松理茂汶羌族考察杂记》，第37页。据该文整理者张勋燎教授说，原稿每页版心均印有“西南民族史”字样，推测即作者计划中之专著《西南民族史》的部分内容。

[86]任乃强：《康藏民族之由来及其细分》，收在《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第14～21页。

[87]徐中舒：《结绳遗俗考》，收在《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708页。

[88]《对于教育部史学系课程标准草案之意见》，具体时间不详，“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225卷。

[89]徐中舒：《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收在《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册，第26～32页。

[90]任乃强：《自序》，收在《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第1页。

[91]《各会议会员及各委员会委员名录》，收在《国立四川大学简况一览》，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组，1940年，第6页。

[92]《本校博物馆筹备委员会进行计划书》，《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5卷第22期，1937年3月29日，第11页。

[93]《国立四川大学二十六年度校务进行概况》，第3页。

[94]《四川省博物馆组织规程》、《四川省博物馆理事明[会？]简章》，《国立四川大学校刊》第10卷第1期，1941年2月21日，第8页。

[95]黄季陆：《国立四川大学——长校八年的回忆》，收在《黄季陆先生论学论政文集》第3册，台北：“国史馆”，1986年，第1743页。

[96]参考王汎森：《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收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第158页。

[97]缪钺：《治学补谈》，收在《缪钺全集》第7、8合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98]参考缪元朗：《缪钺先生编年事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5～124页。

[99]直到晚年，缪先生与叶嘉莹教授合作，治学中心复归古典文学，也反证此前若干年内他侧重史学研究，并非对文学不再感兴趣，而很可能受到编制的影响。

[100]缪钺：《与杨联陞、缪鉁书》，1947年8月13日，收在《冰茧庵论学书札》，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80页。

[101]不过，这一区分也不宜过于突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川大经教育部批准，设文科研究所，以中文系为主导，然实际分为中文、历史两组，钱穆、李思纯、徐中舒、束世澂、柳诒徴、蒙文通等均曾担任导师。1947年，文科研究所奉教育部令改为文学研究所，蒙文通仍在该所指导学生研究“西南民族之分布”。见四川大学中国文学所办公室：《川大中国文学所概况》，《国立四川大学校刊》第20卷第4、5期合刊，1947年12月15日，第2页。

[10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44页。

[103]对1949年以后的系风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几位老先生如徐中舒、蒙文通、缪钺、冯汉骥对此均有明确提示。分别参见王辉：《立德立言、归于不朽》，收在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编：《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19页；蒙文通：《治学杂语》，第3页；缪钺：《自传》，《缪钺全集》第7、8合卷，第172页；张勋燎文，第71、64页。

[104]比如蒙文通说：观史“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把握住历史的变化处”。又说：“文化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领域，因此必须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来考察，而且常常还同经济基础的变化相联系的。”见《治学杂语》，第1、33页。

[105]蒙文通：《治学杂语》，第1页。

[106]语出陈寅恪：“来函”，《国学季刊》第5卷第3号，1935年，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