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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入主流（第2页）

对新史料的注重势必要求突破书本的范围，实践“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的信条。此前，川大只有理科学者才注重实地考察，文科学者则很少走出书斋。1936年5月，为了“彻底”研究“西南诸省之民情风俗、地理环境、经济状况等”，学校组建了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69]这一机构的成立，一方面在文科中首倡实地调研的学术风气，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川大对西南区域综合性研究的发端。此后，实地考察和区域研究在川大蔚为风气，也对历史学科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尤以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发展最为突出。

1937年6月，经过翁文灏与任鸿隽磋商，瑞典地质学和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GunnarAndersson，1874—1960）与川大、华西大学联合组织了“川康地质考古旅行团”。经三方制订的“川康地质考古旅行团公约”规定：

1。由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及安特生博士共组川康地质考古旅行团，以四川大学为主体，其余为参加者。

2。四川大学派周晓和君，华西大学派葛维汉君为本团团员。

3。在旅行期内，由安特生君担任学术研究上之指导。

4。在旅行期内，一切标本及各种有关地质考古之照片之搜集由周晓和君保管之。

5。所测考古地图应照制三份，分别保存。

6。所得标本应交四川大学保管，但有重复者得酌量分一部分于华西大学保管之，均以供学术上之研究，惟须预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之核准。

7。本团或安特生君将来研究报告书中叙及此次所得各种标本时，应注明该件保存于四川大学或华西大学。

8。将来本团或团员有将此次报告或研究所得公开发表时，须声明本公约第一条之意义并注明研究标本由本团所获。

9。本团于返成都后点清标本解散，但安特生君对某件或某类考古标本欲研究时，得依古物保管法之规定及古物委员会之核准，由四川大学给予方便。[70]

另外，史语所也派有人员参加。旅行团对雅安、泸定、打箭炉、玉龙、道孚、里塘、甘孜、丹巴、懋功、理番、汶川等处进行了考察，还在道孚境内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71]

这次调查直接开启了川大与外国学者合作进行考古研究的先声。不过，尽管中国早期的考古学与地质学有着密切的学术血缘关系，但在三十年代中后期，二者早已分治，而此次川大所派调查员却是地质学教授周晓和（原名周光煦，以字行，1892—1969）。他虽然自二十年代起即在学校讲授相关课程，是较早向川大学生介绍考古知识的教师，[72]但本人在考古学方面的研究毕竟有限。因此，这次考察名义上以川大为“主体”，实际上是在安特生和葛维汉（DavidCrockettGraham，1884—1962）的主导下进行的。

考古学、人类学研究在川大形成气候，与冯汉骥的倡导分不开。1938年，在冯氏提议下，四川大学函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联合调查四川文物。现存档案中藏有一份“四川区域内之古物调查研究之计划简明书”，虽未署名，然就内容上看，恐即是冯汉骥为这次普查设计的。根据计划书，普查的重点是：1。秦汉遗迹，包括都江堰、汉广汉郡金银器作坊、汉晋犍为郡遗物等。2。汉晋墓葬，即通常所谓“蛮洞”。考察其分布，“即可知汉晋文化在蜀中分布之区域”。3。古建筑及壁画雕刻。盖“唐代建筑及壁画之留于今者，据中国营造学社调查，在国内惟山西五台山尚存其一。本省蓬溪闻亦有此，惟尚无翔实之调查。今五台山已沦入敌手，保存与否，正不可知。使蓬溪所存者为唐代遗物，则此实为国内惟一国宝”，急宜调查。另，川中保存明代建筑与壁画极多，如新繁龙藏寺、新津观音寺等。此外，古寺、古坊常有古雕刻发现，艺术价值极高，也应调查保护。4。蜀中石刻，如汉之八阙、齐梁造像、汉画像砖等。5。新石器时代遗址。[73]

1938年，冯汉骥在汶川清理了一座石棺墓，成为川大学者田野发掘的先声。30多年后，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冯氏发表了《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一文，“首次科学地报导了此类墓葬”。1942—1943年，冯汉骥又主持了国内首次大规模的地下墓室——前蜀王建墓的发掘。[74]1944年，他在川大校园内清理一座小型唐墓，从朽镯中取出了成都县“龙池坊”唐代纸本雕版印刷品，乃国内迄今保存最早的印刷品标本。[75]冯汉骥曾教育学生：“从事现代考古工作，必须亲自参加田野发掘，不能只是坐在家中搞沙发考古。”[76]在他的引导下，注重田野调查、发掘成为川大考古学的基本精神。尽管这一时期，由于条件所限制，学生几乎很少有参与发掘的机会，但实地调查已成为考古教学乃至课外活动的重要内容。1940年6月1日，冯汉骥、徐中舒率领考古班学生10余人赴夹江旅行考察。[77]1942年寒假，李季谷率学生组成彭山考古团，赴中研院史语所彭山工作站参观，并搜集了汉砖瓦器等古物。[78]

二十年代初，川大就有人类学课程的设置。但是，真正地把它落实为学术研究，则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1938年度，经川大申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川大3000元研究费，用于“西南人种学及体质人类学调查”。[79]1938年夏，在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的资助下，冯汉骥只身前往松潘、理番、茂县、汶川等地考察羌族资料，历时3月之久。次年，他又出任教育部组织的川康科学考察团社会组组长。[80]1939年春，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在成都宴请雷波“黑白猓玀”首领21人，校长以下共40余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冯汉骥在讲演中对猓玀的民族源流做了初步梳理，指出：“今后人类学家之任务，即为研究出一种方案”，使猓玀与汉族“可以合作，在文化上可以互相应适，而消灭其以往之互相轻蔑之心”。[81]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是在“抗战建国”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不免以“开发”为目的，但冯汉骥则提出以“了解”为指向的学术目标，以今日时兴的话来讲，可谓不无“他者”眼光。此外，胡鉴民也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进行了羌族、苗族等民族的调查工作。[82]

冯、胡二位均是留学生出身，受过人类学科班训练，相较而言，任乃强虽近于自学成才，在实地踏勘方面，却有独特优长。他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本科毕业后，在南充中学教书，1928年出版《四川史地》（《乡土史讲义》）一书。在写作此书过程中，他发现四川盆地历史上有过多次移民过程，均与人口膨胀有关。据此，他认为应该开发川边，以为预防。为此，他自1929年起，三次考察西康地区，搜集了大量一手材料，其间并与藏族女子罗哲情错结婚，更加深了对西康各民族情况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他先后完成了《西康诡异录》、《西康十一县考察报告》、《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吐蕃丛考》等著作。不但提供了大量新材料，还纠正了许多流传已久的错误说法（如《康藏旧说纠谬》、《康藏史料中若干名称之正译》等）。此外，他还曾往广西等民族地区进行考察。1946年，任乃强在川大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康藏研究社”，出版《康藏研究月刊》，在国际藏学界赢得了极大声誉。[83]

任氏治学有成，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藏族语言的掌握，而史学系另一位成员闻宥更是蜚声国际的民族语言学家。重视民族语文的学习也成为此一时期川大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

在校内民族研究风气的鼓动下，1946年夏，川大学生组成了边疆研究学会，会员有50余人，下设藏、苗傜、猓玀、蒙回四组。学会“有鉴于以往边疆工作人员之失败教训，深知学术之研讨、技能之学习、语言之训练，异常重要”，自始即致力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及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邀请学者讲授有关知识，在学校开设藏文班，举办边区文物展等，做了充分的学术准备，并拟于1949年春组织松潘考察。[84]考虑到时局变动，这次考察很可能无疾而终。不过，该学会的知识准备显然已具一定的学术素养，反映了此一时期川大人类学、民族学教学和研究的水平。

实地调查固然是民族研究的重要途径，但如果缺乏历史变化的眼光，也不免流于表面。川大学者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注意从历史角度，结合文献记载综合考察民族流变。如冯汉骥的《松理茂汶羌族考察杂记》一文，即是将实地考察资料“结合古代文献记载的有关历史情况”写成。[85]任乃强对康藏民族和地理的考察也表现出这一特点，如研究西康民族之由来，即将新旧两《唐书》、西藏文献和自己的实地考察结合起来。[86]有些学者的民族史研究虽然主要立足于文字材料，但也很注意与民族学资料互证。如徐中舒1944年所写《结绳遗俗考》，除了古文献、古文字证据外，又列举当时广西瑶民和四川地区的一些事例，作为证据和比较对象。[87]

与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史的研究相应，抗战时期，巴蜀史研究也蔚为风潮。顾颉刚、朱希祖、卫聚贤等对此提倡尤力。在川大史学系，徐中舒是较早对此问题加以注意的学者，1940、1941年，先后发表《古代四川之文化》和《蜀锦》两文。孙次舟的《读古蜀国为蚕国说献疑》、《从蜀地神话的蚕丛说到殉葬的蚕玉》和《关于金蚕解释的补正》等，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如前所述，四川学者本有关注乡邦文献之学的传统，且在二十年代已出现了由“乡邦文献”走向“地方史”的趋势，但与近代史学的区域研究仍有距离。四十年代以后的巴蜀史研究，则已基本完成了向近代史学的转化。事实上，当时川大史学系确已树立了明确的区域研究意识。我们从史地系的一份文件中即可看出这一见解：

选修课不宜规划过于方整固定。学分虽有定明，但课程则不必全国划一也。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情形殊异，各校自具特色，如地方及专题研究，皆当因时、因地、因人而设置其最适宜之选修课（如川大因特殊环境与需要，即设有“西南民族及其文化”一学程，定为三、四年级选科），庶能发展特长，有益实用。[88]

不管是人类学、考古学，还是区域史，都共同指向对地理和空间的关注。这也成为川大学者治史的又一特点。早在1927年，徐中舒就从“分布之迹”入手，将传统学人视为一脉承继的殷、周相代看作两个不同民族的斗争。[89]同年，蒙文通发表《古史甄微》，提出有名的上古民族“三系说”。在任乃强看来，“地学当为各科学之基础，盖万事万物莫不受时空之影响也”。这一认识奠定了他的学术路径：“由经济地理而沿革地理，而民族地理，转而跻于历史地理学之研究，民族研究亦因此始。”[90]尽管也许并无徐、蒙这样明确的“多元史观”，但自川大史学系创建之初，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就一直是必修课程。1939年4月，史学研究会改名史地研究会，地理学从辅助地位成为史学的“伙伴学科”，意味着史学系办学方针的微妙变化。到了1940年，史学系12人中就有四分之一的人从事地理方面的教学，不但数量较前有所增加，且形成了自教授、讲师到助教的学术梯队，史、地结合的“体制化”已呼之欲出。1941年，史学系改名史地系，意味着对时、空加以综合研究的学术方针正式确立。此后，许多地理学家如王文元、黄逢昌、余俊生等均来系任教。直到1947年，教育部指令川大将史、地两科分设，地理系转入理学院，史地系的名称才宣告结束，但注重地理差异仍是川大史学的重要特色之一。

除了西南社会科学研究处，此时期设立的另一个对考古学、人类学调查研究起到重要作用的机构是博物馆。国立四川大学博物馆于1937年上半年开始筹建，8月8日成立了一个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筹备处，教育学家邓胥功（1886—1976）担任主任委员，丁山、张颐、胡鉴民、张云波、周晓和、孟寿椿、钱崇澍（1883—1965，生物学家）、桂质柏（图书馆学家）担任委员。[91]

1941年1月，四川省政府会同四川大学博物馆设立了四川省博物馆，由冯汉骥出任馆长。四川省博物馆自始即是在川大的支持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该馆设立了“历史考古组”和“人类民族组”，显然与当时川大校内的学术风气有关。其规程规定，馆内的学术研究由川大协助，同时，研究经费也由川大酌量承担。开馆时将川大博物馆藏品参加陈列。此外，省博物馆理事9人，除省教育厅长和川大校长为当然理事外，并由川大推举三人。[94]按照组织规程，川大博物馆只是将藏品拿出“参加陈列”，但实际工作就此结束（今日四川大学博物馆则原本是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系院系调整的结果）。

总之，较前相比，这一时期川大历史学科研究风气出现了以下几个重要改变：一是目光突破传统文献范围，开掘一手材料和新材料；二是走出书斋，进行田野考察和发掘；三是对于非汉族及边疆地区研究兴趣的增长；四是在区域研究中，用地方史视角替代了地方志视角；五是对空间和地理因素的注重；六是新学科的开辟（如考古学、人类学等），以及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七是专门性学术团体与机构渐趋活跃，出现“集众”研究的倾向。此外，理论意味更强的学术方向如历史哲学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句话，其“专业性”更强了。这些变化中，无论是新的史料观，新的研究课题、方法，还是对科学化、实证化标准的提倡，以及对理论的相对轻视等，在在都体现出新史学眼光的影响。这表明，从国内学术整体来看，川大史学研究自三十年代后期起已渐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