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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第3页）

[58]四川省政府公函，二十五年财字第343号，“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628卷。

[59]任以都口述，张朋园、杨翠华、沈松侨采访，潘光哲记录：《任以都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89页。

[60]当然不是没有例外，比如在川人中享有盛誉的徐炯就力持“《春秋》大一统”原则，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央一方。参看子休（徐炯）：《异哉所谓川人治川也》，《川报》1935年6月2日，第6版。

[61]参看王东杰：《地方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冲突与互助：1936年〈川行琐记〉风波》，《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62]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1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55页。

[63]《新任川大校长张真如今日就职》，《新新新闻》1937年7月1日，第10版。

[64]《本年度新生周续志》，《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6卷第3期，1937年10月4日，第11页。

[65]《二十七年度国立四川大学学生之籍贯》，“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2024卷。试比较一下战前的中山大学。直到1937年，广东籍学生仍占中大学生总数的82%还多，加上广西学生，则高达91%。黄福庆认为，这表明中大仍“局限在地区性大学的范畴，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第194页）。这说明，在国立大学中，需要“把国立二字真实化”的，不仅仅是川大一所。事实上，从三十年代国内政治格局上看，这两所学校确实有许多类似之处。

[66]《程校长招待渝蓉新闻记者》，《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7卷第29期，1939年4月24日，第2页。

[67]王利器：《王利器自述》，收在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4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99页。

[68]姜亮夫：《忆成都高师》，收在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2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279～280页。

[69]国立成都师大公函，《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校报》第1期，1928年9月26日，第9页。

[70]《函请停止变卖皇城决议》，《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2卷第3期，第11页。

[71]《各学校请停拨高师经费》，《国民公报》1926年6月9日，第5版。

[72]陶亮生：《先师向仙乔先生言行忆录》，收在四川省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1988年第2期，第28页。

[73]比如，1932年，心理学家高觉敷刚刚受聘为川大教授，驻守成都的刘文辉、田颂尧就打起了“省门之战”，川大皇城校址煤山一带作为全市制高点，成为双方争夺的要地，校园陷入枪林弹雨中，师生惶遽不安。高觉敷目睹此一情境，遂决定离开川大（高觉敷：《高觉敷自述》，收在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1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3页）。

[74]这方面的文章，可以参看叔永（任鸿隽）：《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再论党化教育》，分载《独立评论》第3号，1932年6月5日，第12～15页；第8号，1932年7月1日，第10～13页。

[75]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239页。

[76]程天放履历表，“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38卷。关于程天放其人，又见《程天放先生事略》，收在“国史馆”编：《“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第1辑，台北：“国史馆”，1988年，第512～516页；陈立夫：《程天放兄逝世二十周年纪念》、萧铮：《忆南昌程天放兄》，均载《传记文学》（台北）第51卷第5期，1987年11月，第52～54页。

[77]1936年初，竺可桢任浙大校长后，发现“浙大自程天放长校以后，党部中人即挤入浙校”（《竺可桢日记》第1册，1936年2月23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页）。

[78]吴虞：《吴虞日记》下册，1938年12月20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90页。

[79]《四川省教育视察团第一组视察高等教育意见》，1941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975。

[80]不少学者都把“整顿公立院校”作为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成就”加以讨论，如吕士朋：《抗战前十年我国的教育建设》（收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金以林：《南京国民政府发展大学教育述论》（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等，但本文所论的情形也提示出问题的另一面。

[81]1925年，舒新城发现，成都高师“在名义上是国立，并且在名义上一切都照部章”，可是“十余年来，部章上的高等师范并没有什么变更”，所以成都高师的不少规矩“都和我十年前进过的湖南高师一样”（《蜀游心影》，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第132页）。按照这个看法，真正的“国立”标准并不表现为“部章”，而是在“京津沪汉”等地学校的实践中，极有启发性。

[82]《川大教授文化宣言》，《新民报》（成都版），1938年12月29日，第10页。

[83]据赖皋翔云：向楚品性忠厚，较能容人，誉之者亦有“太邱道广”之叹，贬之者更直称之为“向水漩”，或称“水翁”（《忆向先乔先生》，《赖皋翔文史杂论》下册，张学渊编辑校注，自印本，出版时间不详，第430页）。从中可以想见一二。

[84]程天放历次外出牌告，均收在“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41卷。

[85][英]雷蒙德·弗思：《人文类型》，费孝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页。

[86]一定程度上，“现代化”论者也包括张澜在内。有关讨论参看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第58～67页。

[87]参考RichardS。Horowitz，“StateMakiheStudyofModerory，”《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9期，1995年3月；[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88]可以参考[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89]蒙文通先生有一段回忆，有助于我们对此问题的理解：“中国旧日一家之内为私，一家之外即为国，国谓之公。旧日人民纳税，由一家输之一国，即合私以为公。自清末规仿欧洲之政，地方自治一名予以树立，非不理论辉煌足观，而地方税与国家税一名词亦相因而至。于时老师耆旧，皆惶然莫解，不知二者究如何划分。此无他，公之中复有私，固非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之所有。一朝突至，宜其扞格不能入，是不得以此为老师耆旧之不智也。”（《地方之分化与民主政治之前途》，原载《怒潮月刊》1946年第5期，收在《蒙文通全集》第6卷，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216～217页）蒙先生这里是从昔人所谓“大一统”的角度思索此一问题的，故特别注意到“地方”乃是一个新概念。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和前面所云前近代更为通行“某省某县人”的认同一说并不矛盾：盖一侧重于政治体制角度，一侧重于社会心态角度；一个针对的是“中央”，一个针对的是“中国人”。本非同一问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