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帮他递了一张餐巾纸,“别担心,我们来谈谈下个季度的资金安排吧。”
我没有去挡子弹,那不是我的工作。
1924年底,他被提前释放,我去接他。
门开了,他走出来,眼睛里的火烧得比以前更旺了。
我准备像以前一样站在他身后。
但我停住了,因为他身后跟着一个人。
极高,至少一米九五,穿着一件没有任何标识的灰色大衣,钢铁一样的深灰色短发,左边眉骨上有一道旧伤疤。
像一根冰锥直接刺进了我的脊椎。
同类,但完全不同,他是纯粹的,冰冷的,像一把刚从淬火池里拔出来的剑。
元首拍了拍我的肩膀。“尼可拉斯,这是西格,别欺负他。”
西格看我的眼神,就像看着一堆需要被清理的垃圾。
我知道,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他能在十秒钟内把我撕成碎片。
“欢迎。”我对他伸出手,露出我最完美的微笑。
他没有握。
从那天起,我知道了,这个帝国有两面。他是白天,我是黑夜。
1934年6月30日,长刀之夜。
罗姆和他的冲锋队,那些和我们一起在啤酒馆里喝醉,一起在街头打架的老战友。
元首说他们必须死,我同意,他们是旧世界的残渣,粘在新世界的齿轮上。
但当我亲自把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划掉的时候,我的手在抖。我突然意识到,我刚刚杀掉的那些人,是最后一批把我当作“同志”而不是“怪物”的人。
从今以后,所有在我面前低头的人,都是因为害怕。
有一次,一个新来的侍从给我倒酒的时候手没有抖。
我盯着他看了三秒,他的手就开始抖了。
之后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酒洒了一点在桌面上,我看着那滩酒慢慢往桌边流,觉得屋子很大。
我拥有了一切,元首身边最亲近的位置,万湖的别墅,全欧洲掠夺来的艺术品,无数的女人和男人。
但这些东西填不满我,人类的享乐太低级了,就像给一头狮子喂烂菜叶。
而且他们看我的方式,我知道他们都在想什么。
我活了几十年,没有一个人看我的时候,不是先想我有什么用。
我开始玩新的游戏,征服灵魂。
找一个意志坚定的正直军官,一点一点地拆掉他,抓把柄,威胁家人,在他最信任的时刻给他看一样让他世界崩塌的东西,看着他的眼睛从坚定变成困惑,从困惑变成恐惧,从恐惧变成一条跪在我脚下的狗。
但人类太脆弱了,我稍微用力一点,他们就碎了。
1929年,一份报告放在我桌上,来自慕尼黑的一家医院,医生在半夜接诊了一个发烧的男童,当时放他走了,但事后觉得不对劲,最终选择了上报。
红色虹膜,牙齿异常。
同类。
很多年后,那个医生被送进了毛特豪森,汉斯没有认出他。
那个医生临死前说了一句话:“我罪有应得。”
看守上报的时候,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写进了报告,汉斯还在那份报告上签过字。
命运有时候比小说家更喜欢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