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每周的死亡数据直接报给舒伯特,不要经过美化,如果我发现你的报告和实际情况有出入。”
汉斯没有把话说完,少校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从古森回来的路上,汉斯在马背上沉默了很久。
“以前只有一个营,”他突然开口,“现在有两个,明年可能有三个,像细胞分裂一样。”
舒伯特在旁边等着。
“更多的囚犯,更多的石头,更多的尸体,更多的报告。”
汉斯摸了摸马的鬃毛,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他其实还在想一个问题,他管一个采石场的时候,是可控的,管两个的时候,风险翻倍,但还能管。如果是三个,四个,十个呢?是不是存在一个临界点,超过之后,不管是谁来管,最终都会失控?
后来他听看守说起过一些冷笑话,那些囚犯给自己住的地方起了外号,患有肺结核,开放性伤口,疥疮和其他传染病的囚犯有单独的营房,所以病人和残疾人的住处被它们叫作“蠢货俱乐部”,腹泻营房则被称为“屎区”,因为那些生病的囚犯夜里在去厕所的路上,有些会忍不住直接拉在那些睡在地上的人身上。
它们管这些叫幽默。
夏
八月六日,天很热。
奥地利的夏天不像柏林那样干燥,而是闷热潮湿的,空气像一块湿毛巾捂在脸上。
汉斯站在约尔豪斯的阴影里,他讨厌热,更讨厌出汗,衬衫糊在皮肤上,但他坚持要亲自看这批新来的。
因为报告上写的是:“西班牙共和派,400人,从法国南部的拘留营转运。”签章是海德里希的保安总局签发的调令。
当闷罐车的门被拉开,一股混合着汗液,排泄物和恐惧的臭味扑面而来,这种味道他闻过无数次了。
舒伯特说:“政治部的马格雷恩说,这批人里可能有共产国际的联络员,建议加强审讯。”
囚犯们踉踉跄跄地从车厢里被赶出来,在广场上站成歪歪扭扭的队列。
和之前的囚犯不一样。
德国和奥地利的□□到达时,通常已经被盖世太保的地下室折磨过了,肋骨断过,指甲拔过,眼神空洞,像行尸走肉。他们已经被碾碎了,只剩下一具等待被消耗的躯壳。
但这些西班牙人不一样,他们的眼睛还是活的。
汉斯看到他们在互相说话,用一种他听不懂的语言,声音很低,但节奏急促,他们不是在抱怨,而是在交换信息,观察周围的环境。围墙的高度,岗哨的间距,看守的数量和武器装备。
这是受过军事训练的人的本能。
汉斯的鼻翼又动了一下,这一次,他闻到了一种他在普通囚犯身上从未闻到过的东西,不是恐惧,是愤怒,恐惧闻起来是酸的,愤怒闻起来更热。
“这批人不一样。”他低声对舒伯特说。
“西班牙共和派,从法国移交的,大部分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有步兵,有炮兵,甚至有几个据说当过军官。”
汉斯沉默了一会儿。
“把它们分散到不同的营房,每个营房最多分配五个西班牙人,和其他国籍的囚犯混在一起,绝对不能让它们集中在一起。”
“明白。”
“全部送去采石场,最重的活,从明天开始,每天至少十二个小时。”
汉斯看着那些被驱赶着走进营区大门的西班牙人,其中一个人在经过他面前时,突然抬起头,和汉斯对视了一秒。
那是一双深棕色的,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面没有恐惧,没有求饶,只有一种汉斯很少在囚犯身上看到的东西,理解。
那个人知道自己要死了,但他不怕,汉斯在他身上闻不到恐惧的味道。
汉斯没有回避那道目光,他就那样站着,红色的竖瞳在阴影中微微反光。那个西班牙人对视了一秒钟之后,脸色变了,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更原始的,近乎本能的警觉,他低下头,快步走进了营区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