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栖第一次被人叫“扫把星”,是在七岁那年。
她妈收拾行李的时候摔了一个杯子,玻璃渣划破手指,血珠渗出来。她妈没看她,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都是因为你。”
七岁的林栖不懂什么叫“都是因为你”。她只知道从那以后,家里所有的坏事都跟她有关。爸爸失业是因为她。奶奶住院是因为她。连楼下超市的冰柜坏掉,她妈都能在饭桌上补一句:“还不是你昨天非要吃雪糕。”
后来她就不怎么说话了。
不说话,就不会犯错。不犯错,就不会被骂。这是林栖在十四岁之前总结出的人生真理。
十四岁那年,她被送进了“康宁”。
康宁是一家精神卫生中心,在林栖所在的城市里,人们管它叫“精神病院”。她妈把她送进去的时候,签字的笔都没抖一下。
“她有严重的社交障碍和抑郁发作。”医生对她妈说,“需要住院治疗。”
她妈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了。
林栖站在走廊里,看着她妈的背影消失在那扇铁门外面。她没有哭。她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
康宁的日子比家里好过一些。
好过在哪里呢?大概是没有人会突然把碗摔在地上,然后说是她的错。这里的人都很安静——或者说,安静得很奇怪。
林栖住的那间病房有四张床。靠窗的床位属于一个叫沈棠的女孩,她总是一个人坐在窗台上,把脚悬在外面,两只手撑着窗框,像是在犹豫要不要松手。
沈棠不怎么说话,但她会唱歌。
不是正常的唱法。她会把一首歌拆成碎片,只重复其中的某一句,反复唱几十遍,直到声音沙哑。
护工说这是“强迫性重复行为”。林栖觉得不是。她觉得沈棠只是想把那一句歌词嚼烂,咽下去,让它变成身体的一部分。
沈棠唱得最多的那一句是:
“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还活着……”
林栖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不是因为好听。是因为那声音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求救,也不是绝望,更像是某种事实陈述。就好像沈棠在反复提醒自己:你还在呼吸,你的心脏还在跳,你没有死。
你不能死。
林栖住院的第二个月,来了一个新病人。
她叫季雨,十六岁,比林栖大两岁。进来的第一天就把护士站的花瓶砸了,然后蹲在走廊里哭了一个小时。
“我要出去。”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没有病!他们才有病!”
护工把她架进病房的时候,她挣扎得像一条被拎出水面的鱼。林栖站在门口看着她,沈棠坐在窗台上往下看。
季雨被按在床上绑了约束带。她哭累了就开始骂人,骂她爸妈,骂医生,骂全世界。
“你们等着,”她咬牙切齿地说,“等我出去,我要组一个乐队,我要唱死你们。”
没有人理会她。
但林栖听到了那句话,不知道为什么,记了很久。
林栖在康宁住了八个月。
八个月里,她学会了在人群里假装正常。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吃药的时候吃药,护士问她今天心情怎么样,她就说“挺好的”。
医生觉得她恢复得不错,通知她妈来接人。
她妈来了,签了出院单,把林栖带上车。回家的路上两个人一句话都没说。
车开到半路,她妈忽然开口:“你能不能正常一点?”
林栖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树,没有回答。
她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但她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