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沉默。
然后陆征走了。他转身的动作干脆利落,靴子在水泥地上磕出一声闷响,大步消失在走廊尽头,连一句“告辞”都没有。
沈知行把门关上,背靠着门板,慢慢滑坐在地上。他把脸埋进膝盖里,深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来。手在抖。不是因为怕,是因为委屈。
他从小就倔。奶奶说过,三儿这脾气,像他妈——这句话说到一半奶奶就不说了,因为“他妈”在这个家里是禁忌。但他知道自己的脾气确实不好,太硬,太直,太不会服软。姐姐说他是被穷日子逼出来的,别人欺负他的时候他还不了手,就只能用嘴还,后来连嘴都不用了,直接用眼神,眼神里的那股劲儿,让人知道他不是好惹的。
但每次倔完之后,他又会后悔。后悔不是因为觉得自己错了,而是因为倔完了,他还是一个人。这个部队有上千人,但跟他有关系的,一个都没有。他来这里两个月了,没有交到一个朋友,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找不到。食堂里他永远坐角落,操场上他永远一个人走,连刘干事对他的热情也只是工作需要。
他对陆征说完那些话之后,最想做的事其实是哭。不是号啕大哭,就是那种不出声的、把眼泪憋回去的哭。他没哭,他在心里跟自己说:路是你自己选的,人是你自己得罪的,哭什么哭。
手机响了。他掏出来看了一眼,是姐姐发来的短信。屏幕上只有一行字:“三儿,奶奶今天念叨你了,问你冷不冷。”
沈知行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动暗下去,又被他按亮,又暗下去,反复了好几次。
他打了三个字:不冷。想了想删掉了,重新打:穿得可厚了,让奶奶别惦记。
发送。
他把手机放到一边,侧身蜷缩在床上,耳朵贴着枕头,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的,像远处有人在敲一面鼓,闷闷的,有节奏的,不知疲倦的。
快睡着的时候,他迷迷糊糊地想了一个问题。
陆征和那个叫宋时雨的中尉,到底是什么关系?他在白桦林里看到的那一幕——肩膀上的手、熟稔的笑、放松的姿态——综合起来指向了一个他不愿深想的答案。
那双在办公室里冷得像结了冰的眼睛,也会在别人面前化开。
但不是对他。
他从一开始就站错了位置。一个不请自来的外人,一个被发配过来的记者,一个跟这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的局外人。人家凭什么给他好脸色?凭他倔?凭他不会来事?凭他连大衣破了都舍不得换?
他在黑暗里闭着眼睛,心里那股劲儿慢慢泄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更沉的东西。
他说不清那是什么。
像是小时候站在村口,看着镇上的班车一辆一辆开过去,每一辆都不是来接他的。他等了很久很久,终于有一辆车停在了他面前,他跑过去,司机却说上错了,这辆车不走你要去的方向。
他忽然很想姐姐。想奶奶。想那个冬天会漏风但夏天能听见蝉鸣的小院子。想那些不用揣摩别人心思、不用看人脸色、不用在冷风里站得笔直假装自己刀枪不入的日子。
第二天傍晚,他到宣传科去交材料,走廊尽头有人叫住了他。
陆征站在那里,穿着常服,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他的姿态比昨天放松了一些,但那种放松里带着一点不自然,像是在排练过的。
“昨天,”陆征说,“我态度不太好。”
沈知行站在两步之外,看着他,没有接话。
陆征把信封递过来。“照片你不用删,稿子你该怎么写怎么写。我只是想跟你说一句——有些事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沈知行接过信封,低头看了一眼。里面装的不是文件,是一沓照片,正是他昨天拍的巡逻照,连底片都在里面。陆征不知用什么方式拿到了它们,又一帧不动地还给了他。
“哪样?”沈知行抬起头,“我没想看什么。”
他说完转身走了。
这是他跟陆征之间最简短的一次对话。加起来不超过一分钟。
但沈知行在那天晚上的日记里,翻来覆去写了很久。他写道:“这个人说,有些事不是我看到的那样。那他看到的是什么?他以为我看到了什么?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我只是在拍照。但我确实看到了。我看到了一个不会笑的人笑了。”
他停下笔,看着自己写的这两行字,忽然觉得荒谬。他是一个记者,写稿子是他的本职工作,可现在他写的东西越来越不像新闻,倒像是一些不能发表、不该存在的私人笔记。
他把那一页撕下来,揉成一团,丢进了纸篓。
纸篓已经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