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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地方与地名 地方（第2页）

我把自己怎么不舒服的情况告诉外婆以后，她对我说：“好吧，既然对你有好处，你就快去喝点啤酒或白兰地吧。”我看见她的神情那么歉疚、那么诚恳，不由得纵身朝她扑过去，拼命地吻她。我之所以到火车的酒吧去喝了好多酒，也是因为我觉得必须这样做否则我就会发病，而那是最让她难受的事。火车到了第一站，我回到自己的车厢，对着外婆说我有多么喜欢去巴尔贝克，说我觉得一切都安排得挺好，跟妈妈分开我反正很快也会习惯的，说这火车真舒服，酒吧掌柜和伙计都非常可爱，我真想常乘这条线路，好跟他们多见见面。可是对于所有这些好消息，外婆听了似乎并不像我那么兴高采烈。她有意把目光避开我说：“也许你得想法子睡一会儿。”随即把目光转向挂着软帘的窗口。我们已经把窗帘放下来了，但它没能遮住整块窗玻璃，阳光还是钻了进来，投射在上蜡的车门和软座的罩套上（看上去就像展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的一幅广告，而且比挂在车厢高处的广告牌要高明得多，铁路公司把广告牌挂得那么高，那些风景我都看不清它们的地名），这种暖和而倦慵的阳光，正是在林中空地催人小憩的阳光。

外婆以为我闭上了眼睛，可我觑见她时不时地透过带大圆点的面纱，朝我投来一道目光，随即收回目光，然后又重新开始，就像一个人要想养成习惯，努力在做一种很费力的练习似的。

我开口和她说话，但她似乎并不怎么喜欢谈话。我感到自己身体的每个最不易察觉、最不外露的动作，都让我开心，同样，自己的声音也让我开心。于是我尽量让这些动作延续得长久一些，把每个词儿都说得抑扬顿挫，尾音拖得长长的，我感觉到自己的目光变得有些沉甸甸的，在每个地方停留的时间都比往常要长一些。

“好了，你休息吧，”外婆对我说，“睡不着，就看看书。”

她递给我一本塞维涅夫人的书。我打开书，她自己专心地看起波塞尚夫人的《回忆录》来。她每次出门，总要带上她俩的书，每人各带一本。她俩是她最喜爱的作家。这会儿我有意让头部一动不动，保持一个既定的姿势，让我感到莫大的乐趣。我仍然把塞维涅夫人的书拿在手里，但不去翻动也不去低头看它，我的眼前只有那片蓝莹莹的窗帘。我凝视着窗帘，觉得妙不可言，此刻若是有人要我转过脸去，我肯定不会搭理他的。从我出生之日起，直到我喝下那么些酒，酒劲开始发作之时，我所见过的所有的色彩，仿佛都被这窗帘的蓝颜色——或许并非被它的美，而是被它的生机蓬勃——给抹杀了。在窗帘的这种蓝色的相比之下，所有那些色彩都在我眼里变得黯然失色，似有若无了；有些先天的盲人后来接受了手术，终于看见了色彩，他们当初生活在其中的黑暗世界，相比就是这样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列车员过来查票。他身穿制服，金属的纽扣银光闪闪，看得我惊羡不已。我想请他来和我们一起坐坐。可是他上另一节车厢去了。我不胜怅惘地怀想着铁路员工的生活，他们所有的时间都在铁路上度过，想必每天都能见到这位上了年纪的列车员吧。望着蓝色窗帘，感觉到自己的嘴半张着的那种快乐，终于消退了。我有点坐不定了；我挪动一下身子，翻开外婆给我的书，挑了几页看起来，心思渐渐集中到了书上。读着读着，我觉得对塞维涅夫人愈来愈崇拜了。

千万不要被那些带有那个时代、那种沙龙生活印记的纯表面的东西所迷惑。有些人只看到那些表面的特点，以为只要说些“我等着您的回音，我的好人儿”或“这个伯爵看上去挺风趣的”或“翻晒草料是这世上最美妙的事情”之类的话儿，自己俨然就成了那位塞维涅了。西弥娅纳夫人就是前车之鉴，她以为自己挺像那位外祖母，就因为她写了“德·拉布里先生健康状况极佳，先生，即使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也完全经受得住”，或“哦!亲爱的侯爵，您的信太让我高兴了!我怎么能不给您回信呢”，或者“先生，我觉得您欠我一封回信，我呢，还欠您几个香柠檬木的鼻烟盒。我刚还了八个，这就又来了……；地里还从没长过这么些香柠檬木呢。看来那是要讨您喜欢呢”。她还用同样的语气写放血、柠檬等，满以为这就是塞维涅夫人的书信了。而我外婆，则是从内在的情感，从作者对家人和大自然的爱，来接近塞维涅夫人的，她教会了我怎样去爱其中真正的美妙之处，那是全然不同的另一种美。这种美马上就要使我感到震撼了，因为，我们到巴尔贝克，要去看一位名叫埃尔斯蒂尔的画家，这位和大文豪塞维涅夫人同宗的画家，将会对我观察事物的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在巴尔贝克意识到，塞维涅夫人向我们展示事物的方式，跟埃尔斯蒂尔是一样的。她不是一开始就依据事物的起因来诠释它们，而是按照我们感知的顺序来展现它们。不过就在这个下午，当我在车厢里重新读到下面这封弥漫着月光的信时，我心头已经不胜欣喜地看到了《塞维涅夫人书信集》中一种稍后我称之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趣（难道她不是如同他描绘人物那样，以同样的方式描绘了眼前的景色吗？）的东西：

我无法抵御月光的**，穿戴整齐，出门来到屋外的林荫道。其实我没必要穿那么多，街上气温宜人，一如卧室里那么舒适。但眼前却是一派光怪陆离的景象，修道士们身穿白袍黑衫，几个修女或灰或白，东一件衬衣西一件短衫，还有那些直挺挺的隐没在树木间的身影，等等等等。

晚上，把外婆送到朋友家，我也在那儿待了几个小时以后，我独自回来上了火车。这时，我并不觉得已经降临的夜色很瘆人，因为我至少不用囚在一个房间里，让睡意蒙眬的空间折腾得睡意全无了。我置身在行进的车厢中，轻微的晃动使我感到心头宁静，它执意伴随着我，在我没有睡意时轻轻与我絮语，咔嚓咔嚓的声响在我听来犹如贡布雷教堂的钟声，时而是一种节奏，时而是另一种节奏（依我的遐想而变，起先是四个音值相等的十六分音符，继而是一个骤然冲向四分音符的十六分音符）；它们施加的反向作用力，抵消了失眠的离心力，使我保持在平衡的状态。我的端坐不动，以及稍后袭来的睡意，都带有一种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憩息的清新印象；倘若我有一刹那能化身为一条倦意朦胧的鱼儿，半睡半醒地在海面上随波逐浪，或者化身为一头苍鹰，任凭风狂雨骤，兀自被风力托举在半空，我想必也会在充满生命力的大自然的怀抱里感受到这种清新的印象。

日出陪伴着我们的旅途，就像煮鸡蛋、带插图的报纸、纸牌以及那些河流一样——船在河里使劲往前却始终不动。我想把刚才脑子里转过的念头理一下，弄明白那会儿到底有没有睡着（不过，我因为弄不清而要提出这么个问题，这本身就已经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而就在这时，我从车窗看出去，只见黑黝黝的小树林上方，有几片凹形的云朵，柔和的云絮是粉红色的，那是一种凝定的、沉寂的粉红色，仿佛鸟翼羽毛的颜色，或者画家即兴涂在画布上的一抹色彩那样，就此不变了。但是我却感觉到，这片色彩既不呆滞，也不随意，它是势所必然的、充满生机的。不一会儿，只见云彩背后聚集起了大团的光亮。云彩变得鲜艳了，天空呈现出一种浅浅的肉红色。我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想看得更清楚些，因为我觉得它和大自然深邃的存在有着一种联系。但是铁路轨道转向了，列车拐了个弯，车窗中的拂晓景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月光下的村庄蓝蒙蒙的屋顶。在仍然缀满繁星的夜空下，污浊的洗衣池泛着乳白的珠光。我正为那片玫瑰色天空的隐没感到惋惜，却在铁路拐第二个弯，那片天空离弃对面车窗之际，蓦然又见到了它，不过这回是鲜红色的；这景色真是太美了，我禁不住从一边车窗奔到另一边车窗，想把这彤红而多变的清晨一幅又一幅相向而现的图景连缀起来，拼接成一幅完整的连续的图景。

景色变得地势起伏而险峻，列车停在两座山之间的小站上。峡谷底部，湍流边上，只见道口看守人的那座小屋浸在水中，河水齐到了窗下。如果说一个人可以是土地的产物，我们能从他或她身上领略到土地的独特魅力——当初我独自在梅泽格利兹那边游**，在鲁森镇的树林里心心念念想见到的那位村姑，也未必会让我有这样的感受——那么，我看到从小屋里出来的高个子姑娘，想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提着一罐牛奶，在朝阳斜斜地照亮的小路上，向车站走来。在山岭遮蔽了世界其余部分的这座峡谷里，她见到过的人，大概就是这些只停一小会儿的列车上的乘客。她沿着车厢往前走，给几位已经醒来的旅客倒上加奶的咖啡。朝霞映红了她的脸，看上去比玫瑰色的天空更娇艳。面对着她，我再次感受到生活的欲望，每当我们重又意识到美和幸福的时候，这种生活欲望就会再次在心中萌生。我们经常会忘记，这些美和幸福，它们是各不相同的。我们会在脑子里用一个通用的形象，用我们所喜爱的脸、我们所熟悉的愉悦的所谓均值来代替它们。留在脑际的，仅仅是一些抽象的东西，苍白无力，了无生气，因为它们缺乏的恰恰是一个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东西的全新对象的特性——那正是美与幸福所具有的特性哟。我们对生活做出悲观的判断，还因为自以为把幸福和美都考虑在内了，只觉得自己的判断很有道理。其实我们还是遗漏了它们，换上了一些与它们没有任何一点相通之处的综合性概念。正因如此，一位饱学之士听到人家说起一本新出的好书，马上会打起哈欠来，原来他想到的是他所读过的所有那些好书的一种合成物，而一本真正的好书，应该是独特的、无从预见的，它不是已曾有过的那些杰作的总和，而是另外的一样东西，即便有一本书真能包容这一总和，也还是跟它不相干，因为，它恰好是在这一总和之外的。刚才满脸倦容的那位饱学之士，一旦看了那本新书，还是会被书中写的现实所吸引的。同样，这位跟我独自一人时所想象的美的形象完全不同的美丽少女，立刻让我领略到了某种形态的幸福（唯有在这种始终独一无二的形态下，我们才能品尝到幸福的滋味），那就是留下来生活在她身边时将会变成现实的幸福。不过，习惯的暂时中止，还是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为这位卖牛奶姑娘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此刻面对着她的，是一个完完整整的、随时准备去品尝激动人心的欢愉的我。平日里，我们总把自身的存在压缩到一种最低的限度；我们的绝大部分功能都处于休眠状态，因为这些功能是依赖于习惯的，而习惯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根本用不着它们。在旅途的早晨，我的生命离开了常规，地点、时间都有了改变，那些功能也就有了用武之地。我的习惯是待在家里，早上起得挺晚，现在情况变了，所有那些功能就都争先恐后地——犹如浪涛，齐刷刷地涌到一个异乎寻常的高度——赶来顶习惯的缺，从最低级的直到最高贵的，从呼吸、胃纳、血液循环直到感知、想象的功能。

我不知道，在我让自己相信这个姑娘跟其他女性都不一样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地方粗犷的景色为她增添了魅力，但我知道，她确实是为这个地方增添了魅力。我想，倘若我真能时时刻刻和她在一起，肩并肩地走向湍流，走向奶牛，走向火车，永远在她身边，感觉得到她了解我，在她心里有我的位置，那样的生活该是多么甜蜜啊。我盼着她来解开其中奥秘，带我领略乡村生活和晨曦的魅力。我对她招手，让她过来给我一杯牛奶咖啡。我要她注意我。她没看见，我就喊她。在她高大的身躯上，那张脸膛闪着金光和鲜艳的玫瑰色，像是透过灯光照亮的彩绘玻璃看见似的。她快步走来，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那愈来愈大的脸庞，它就像一轮容你直视的太阳，正在朝你趋近，你愈来愈近地注视着它，红彤彤的金色光芒照得你头晕目眩。她那炯炯的目光向我投来，可就在这时列车员关上了车门，列车启动了；我目送她离开车站，返回那条小路，现在天完全亮了：我正远离黎明而去。我不知道我这么兴奋激动是由她引起的，抑或我因在她身边感到的愉悦大半来自我的这种激动，反正她与我的快乐已然交融在一起，再次见到她的欲望，首先就是别让这种兴奋的状态完全消失，别让曾经（即便是在她不知情时）和这种状态密切关联的这位姑娘就此与我分离的一种精神上的欲望。这并不仅仅因为这种状态是令人愉快的。更重要的是（如同琴弦绷得更紧或缀线振动得更快时，音响或颜色会有所改变）它赋予了我所见到的事物一种全新的色调，引领我作为其中的一个角色，进入一个陌生的、奇妙无比的天地。火车愈开愈快，依稀还能看见那美丽少女的身影，她俨然是另一种生活的组成部分，那种生活由一条窄窄的地带跟我所熟悉的生活隔开了。在这种生活中，周围事物所唤起的感觉，和往常完全不同；而现在从中出来，我觉得心在死去一般。要想感受到这种生活的温馨，我只要住得离这个小站近一些，能每天早晨到姑娘这儿来买一杯牛奶咖啡就可以了。可是，唉!我正在愈来愈快地奔它而去的那种生活，她是不会出现在其中了，而我之所以能接受那种生活，正是因为我设想有一天我还会乘坐同一辆火车，停在这同一个车站。这个设想还有一个好处。要从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不计利害关系的角度出发，去分析、深化一种曾经有过的愉快的印象，是必须做出努力的，为了回避这种努力，我们心里原来就有着利己的、主动的、实用的、无所谓的、懒惰的、离心的倾向，这一设想，恰恰为精神状态的这种倾向提供了养分。而另一方面，我们还是愿意让这一印象继续留存的，所以我们喜欢想象它在未来会是怎样的，巧妙地为它的再现做好准备。这样做，于了解它的本质并无丝毫裨益，却使我们无须费神在头脑中复制，就有可能从外界重新感受这一印象。

有些城镇的名字，维兹莱和夏特尔也好，布尔日和博韦也好，都是当地大教堂的简称。我们经常采用这种以偏概全的命名法，结果——假如这些城镇我们还不熟悉的话——就把这个名字整个儿地刻在了脑子里。从此，当我们看着这个名字想象这座城镇——我们还没见过的这座城镇——的模样的时候，这个名字就会——犹如铸模似的——给它印上风格雷同的刻纹，把它变成一种大教堂。然而巴尔贝克这个字体有几分像波斯文的蓝地白字的名字，我是在一座火车站上看见的。我快步走出车站，穿过车站前的那条大街。我打听海滩在哪儿，说我想去看教堂和大海。人家好像不明白我想说什么。我这是在巴尔贝克老城，在巴尔贝克陆地，既没有什么海滩，也没有什么海港。没错，在传说中，显圣的基督的确是渔民从海里找到的；教堂就在离我几米开外的地方，教堂里的一扇彩绘玻璃上，画的就是这个故事，修建教堂大殿和钟楼的石头，也确实是从海浪拍击的峭壁上开采的。可是，被我想成舔到教堂脚下的这座大海，是在五里开外，在巴尔贝克海滩那儿呢。教堂圆顶边上的钟楼，因为我曾经在书上读到过，说它本身就是一座籽粒聚集、群鸟盘旋的诺曼底悬崖，所以在我的印象中，钟楼底座始终是浪花飞溅的。其实，这座钟楼矗立在一个广场上，两条有轨电车的线路在这儿交会。钟楼对面是一家咖啡馆，招牌上写着“台球”两个金字；在它背后，只见一片屋宇，不见半根桅杆。教堂——除了咖啡馆、方才我问讯的路人，以及我还得回去的火车站，这座教堂也成了我关注的对象——融合在周围的景物中，好似一种偶然，好似这个已近黄昏的下午的产物，此刻它那软绵绵、圆鼓鼓的穹顶在天空的映衬下，犹如一枚果子，屋宇烟囱沐浴其中的那同一片阳光，催熟了它红嫣嫣、金灿灿，仿佛入口即化的果皮。但当我认出了众使徒的雕像——我曾在特洛卡德罗博物馆见过他们浇铸的塑像，就满脑子净想着这些雕像的永恒意义，别的什么也不想了。这些雕像站在教堂大门的门洞里，列队等候在圣母像两旁，就像在欢迎我。他们脸容和蔼而亲切，鼻子微塌，弓着腰，仿佛有一天会唱着“哈利路亚”迎上前来似的。不过我注意到，他们的表情是呆滞的，如同死人一般，只有在你绕着他们转的时候，才会有所变化。我心想：是这儿，这就是巴尔贝克教堂。这个仿佛知晓自己的荣耀的广场，是世上唯一拥有这座巴尔贝克教堂的地方。在这以前我见过的，仅仅是这座教堂、这些使徒以及门廊里的圣母雕像的著名照片，只是些拓片。现在我见到的，是真正的教堂、真正的雕像；它们是独一无二的，是照片所远远不能相比的。

时间过得很快，该回车站了。我要在火车站等外婆和弗朗索瓦兹一起去巴尔贝克海滩。我想起以前读过的对巴尔贝克的描写，想起斯万说的那句话：“精美之至，和锡耶纳一样美。”我没法儿掩饰心中的失望，只能怪事情不凑巧，自己心情不好，过于疲劳，不会欣赏。我安慰自己说，没去过的城市还多着呢，说不定我很快就会去那些地方，或是漫步在细雨如珠的坎佩莱街头，倾听屋檐清脆的滴水声，或是穿过阿旺桥那玫瑰色中透着绿意的夕照。可是要说巴尔贝克，从我踏上这片土地起，我就像把一个本应密封得严严实实的名字给打了开来，并且从这个不慎开启的口子里，放出了原先一直生活在这个地名中的种种景象：电车、咖啡馆、广场上的行人、银行贴现分理处，它们经受不住外部的压力，先是在地名内部鼓起，然后从中喷薄而出（地名本身旋即重又闭合），簇拥在波斯风味的教堂周围。从此，提到巴尔贝克的地名，我就想到了这一切。

在通往巴尔贝克海滨的当地小火车上，我找到了外婆，但她是一个人——她打发弗朗索瓦兹先动身来巴尔贝克，好预先做些准备，不承想她指点有误，弗朗索瓦兹乘上了反方向的列车。这会儿，不用说，弗朗索瓦兹的火车正在全速驶往南特，她说不定要到波尔多才会醒呢。外婆的车厢里弥漫着转瞬即逝的余晖和午后持续难消的暑热（前者照亮了外婆的脸，让我清楚地看到她是怎样为后者所累的），我刚坐下，外婆就笑吟吟地问我：“巴尔贝克怎么样？”她以为我一定满心喜悦，所以问这话时脸上洋溢着希望的光芒，我一时倒不敢告诉她我很失望了。再说，身子愈来愈接近它早晚得适应的地方，脑子里寻寻觅觅的印象也就不那么挥之不去了。临了，旅程还剩一个多小时路程，我就在心里揣摩起巴尔贝克大酒店经理的模样来了，此刻我于他还是不存在的，我真想到时候引我见他的不是外婆，而是某一位更有气派、不像外婆那样见面就要纠缠于打折的同伴。我觉得这位经理一定傲气十足，但又想不出他到底是怎么个模样。

这些小车站从沙丘上俯瞰远处的大海，或位于颜色绿得刺眼的山冈脚下，已然准备睡去。山冈的形状让人看着就不舒服，活像你刚走进旅馆的房间，劈面看到的一张长沙发。山冈上有几座别墅，再往下是一个网球场，有时是赌场，门前的旗子在凉风中猎猎作响，门内则空空****，一派惶惶不安的气氛。就这样，这些小车站第一次向我展示了这儿的人们，当然我看到的只是他们的外表——戴着白色遮阳帽的打网球的人；土生土长的车站站长，屋旁种着柽柳和玫瑰；一位沿着我所不熟悉的生活轨道过日子的夫人，头戴扁平的狭边草帽，呼唤她的猎兔犬归来，走进灯火已经点亮的木屋——这些日常中显出奇怪、亲切中透着倨傲的景象，无情地刺伤了我陌生的目光和落寞的心。

我和外婆走进巴尔贝克大酒店大堂的时候，我的心又被重重地刺了一下。面对着仿大理石的宽敞楼梯，听着外婆一个劲儿地和酒店经理砍价，全然不顾周围那些陌生人透着不屑的不友好的目光——我们接下去可是要和这些人共同相处的呀。酒店经理是个不倒翁似的矮胖子，那副尊容、那副嗓音，让人不敢恭维（挤痘痘落下了脸上的瘢痕，地域遥远的祖籍和满世界乱跑的童年，落下了南腔北调的口音）。他身穿出入社交场合的常礼服，眼睛里射出心理学家的目光，慢车一到，他总把那些阔佬当成爱还价的客人，把到酒店来顺手牵羊的小偷当成阔佬!他大概忘了自己的月薪还不到五百法郎，总是从心底里瞧不起那些把五百法郎，或者如他所说的二十五个路易看成一笔不小的钱的客人，把他们一律归入不配来住大酒店的贱民之列。没错，在这家豪华的酒店里，有的客人付的房钱并不很贵，照样可以受到礼遇，前提是酒店经理能吃准这些客人注意开支是由于吝啬，而不是由于没钱。吝啬是一种毛病，在每个社会阶层都可能碰到，因此不能因为客人吝啬就对他失礼。有没有社会地位，是经理唯一注意的事情，而他眼里的社会地位，就是他认为足以表明这种地位的标志，诸如走进大厅不脱帽子、穿高尔夫球裤和束腰短大衣、从轧花皮匣子里取出一支箍着金丝红线的雪茄（可惜的是，所有这些体面的标志，我都沾不上边）。他爱用一些他以为很讲究的说法，其中有语病也浑然不觉。

过了一会儿，我的孤独感变得更强烈了。我跟外婆说，我不大舒服，我觉得我们得回巴黎了，外婆没说什么，只说了句她出去买点东西，不管我们是走是留，这些东西都用得着（我后来才知道，那都是给我买的，弗朗索瓦兹把我可能要用的东西都随身带走了）。我信步在街上走着，等外婆回来。街上行人熙熙攘攘，炎热程度不亚于室内，理发店和一家糕点铺都还没打烊，顾客在糕点铺里吃冰淇淋，脸冲着杜盖-特鲁安[172]的铜像。我惊奇地看到，竟然有这么多跟我不同的人，酒店经理何不劝我到城里到处走走，消遣消遣呢？那样我就可以知道，一个使我痛苦不堪的所在（全然陌生的住处），在有些人眼前真可能就是酒店广告上说的“乐园”呢。广告也许有些夸张，却是迎合某一个顾客群口味的。对这一消费群的顾客而言，这本广告小册子不仅激起了他们到大酒店来享用“珍馐佳肴”、一睹“游乐场美妙风光”的欲望，而且激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因为这是“时尚女王的裁决，谁要是拒不执行女王的裁决，就将立即被判为庸夫俗子，但凡有良好教养者，谅必无人愿冒此风险”。

也许再没有什么东西，会比某一个人（无论他是多么微不足道）与我们相关的状态——在我们认识他之前和之后——的改变，更能让我们感觉到周围世界的现实性了。我还是那天下午乘小火车来巴尔贝克的那个人，我的头脑也还是原先的那个。可是在这个头脑的某个位置，也就是那天六点钟由于无法想象豪华酒店、经理和员工的模样，朦朦胧胧有些害怕地等待着抵达时刻的那个位置，现在却换上了走南闯北的酒店经理脸上的粉刺瘢痕（照他的说法——因为他爱用他以为高雅的说法，经常用错而自己一无所知——他“乡关[174]罗马尼亚”，其实他是入了摩纳哥公国国籍的人），他摁按钮招呼电梯的姿势，以及电梯本身这些从大酒店这个潘多拉盒子里弹出来，现身在舞台顶端帷幕上的一个个木偶角色，它们就在那儿，由不得我愿意不愿意，而且像所有业已成为现实存在的东西一样，再也不能像在头脑里那样腾挪变化了。这种状态的改变，我并未参与其中，但是它至少向我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在我身外确实发生过某些事情——尽管这些事情本身可能并没有什么意义——而我有如一个游客，刚上路时，太阳在他前面，待到看见太阳落到了身后，这才发觉已经过去了好长一段时间。

她穿着一件细棉布便裙，平时我们当中有谁生病的时候，她在家里总穿这条长裙（照她的说法，是因为这样穿着更自在些——她总爱把自己做的事说成有个自私的理由），那是为了照料我们、看护我们，那就是她的女佣服、工作服和修女服。而女佣也好，看护也好，修女也好，她们的悉心照料，她们的善良和蔼，我们在她们身上看到的种种美德，以及我们对她们的感激之情，都会加深我们的两个印象，一是我们对她们来说毕竟是外人，二是越发感到自己的孤独。因此，思想观念、生活态度这些方面的问题，即便成了压在心头的重负，我们也还得自己来承担。但当我和外婆在一起时，我知道不管我的忧伤有多浩茫，它都会被一种更广阔的怜恤所接纳、所包容；我一切的一切，我的担忧、我的企盼，都会在外婆身上激发起一种保护我，让我生活得更好的意愿，这种意愿甚至比我自己的意愿更为强烈。我的思绪延伸到她那儿，不会有半点走样，因为这些思绪从我的脑海通到她的脑海，介质没变，人也没变。而且——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打领带时，不会意识到他所见到的其实是另一边的影像，或者像一条狗不去理会虫子的跳跃前行，兀自追逐着虫子在地上的影子——由于我们身处这个无从直接感知灵魂的世界，势必要受躯体外表的引导，我就一下子扑进外婆的怀里，把嘴唇贴在她的脸上，仿佛这样就进入了她向我敞开的广袤的心田。当我把嘴紧贴外婆的脸颊、前额时，我从那儿吮吸到的东西是那么有益健康、那么滋养心灵，我保持着一动不动，犹如吃奶的婴孩那般全神贯注地、恬静地大口大口吮吸着。

“哦，让我来吧，”她对我说，“这是外婆最高兴做的。还有，夜里你想要什么东西，就敲敲墙壁好了，我的床就靠着你的床，板壁很薄。待会儿你睡到**，先敲两下，看看咱们是不是听得清楚。”

这天夜里，我照这样敲了三下——一星期以后，我感到不舒服的那会儿，有几天早晨我也这么敲了，因为外婆坚持一早就要给我把牛奶拿过来。就这样，当我觉得听见外婆刚醒——这当口敲，可以让她不用等，而且随后很快又能重新入睡——我就鼓起勇气在墙上敲三下，怯生生的，轻悠悠的，同时又是很清晰的，因为虽然我生怕自己万一弄错，在她睡着的时候吵醒了她，可我也不想让她由于一开始没听清楚，而我又不敢再敲，就那么一直等着。我刚敲完三下，马上就听到了另外三下，音调和我的不同，其中自有一种安详的权威意味，敲完一遍又敲一遍，好让我听得更清楚，那意思是说：“别急，我听见了；我马上就过来。”一会儿工夫，外婆就来了。我告诉她我刚才挺怕她没听见，或者以为是哪个邻居在敲。她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