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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贝戈特和我父母住在同一个街区，我们就一同回家；马车行驶途中，他和我谈起我的身体：“斯万夫妇告诉我，您的身体不大好。对此我感到很遗憾。不过我也并不感到太遗憾，因为我看得出，您有一种思考的乐趣，对您和所有品尝过这种乐趣的人来说，这可能是更为要紧的。”

唉!贝戈特说的话，我感到实在对我不合适；我这人就怕思考，深入的思考让我望而生畏，对我来说，最开心的就是悠游自在到处闲逛的时候；我觉得我在生活中所想望的，都是些纯粹物质的东西，对智力活动我是敬而远之的。要说乐趣，我既辨别不出它们的不同来源，也说不清它们到底浓不浓、持久不持久。所以我在回答贝戈特的时候，心想我巴望过的大概就是那样一种生活吧，一要可以和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来往；二要闻得到香榭丽舍那座废弃小亭里的气息，那股让我想起贡布雷的阴凉气息。我没敢向贝戈特说，这样的生活理想跟思考的乐趣根本就沾不上边。

“不，先生，我没有什么思考的乐趣，我想要的并不是这个，这究竟是什么味道，我只怕都说不上来呢。”

“您真这么想吗？”他说，“嗯，您听我说，我相信您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我想应该如此，不会错的。”

他的话我并没当真；但我高兴起来，不那么局促了。德·诺布瓦先生说的那番话，让我感到以前那些充满憧憬、遐想和自信的时刻纯粹是主观臆想的、完全不真实的。而按贝戈特——他看来很了解我的情况——的说法，被我自己所忽略的病征恰恰是犹豫不决和自暴自弃。尤其是他说德·诺布瓦先生的那些话，让那位先生对我的判决（我原以为那是无可变更的）不再那么沉重地压在我心头了。

“您身体好些了吗？”贝戈特问我，“谁在给您看病？”我告诉他是戈达尔给我看的病，往后大概也是他吧。“他怎么能看您的病!”他说，“他的医术如何，我不了解。但我在斯万夫人府上见过他。此人是个笨蛋。有人说笨蛋也能当个好医生，我可不相信；退一步说，就算是这样，那么碰上病人是艺术家、聪明人，他也就当不成好医生了。像您这样的人，要有对路的医生，甚至要有专门的食谱和药剂。戈达尔会让您觉得厌烦，这样一来治疗就无法奏效。再说，对您的治疗，不能混同于一般的治疗。聪明人的病因，有四分之三在于他们的智力活动。当医生的，起码得明白这一点。您想想，戈达尔怎么治得好您的病呢？他想得到的，无非就是消化不良，就是胃功能障碍，他根本想不到读了莎士比亚会……所以他对您做的诊断肯定是不正确的，平衡被打破了，那个浮沉子始终是浮起的。他的诊断是胃扩张，无须再做任何检查，诊断已经写在了他的眼睛里。这您也能看得见，它在夹鼻眼镜后面闪烁着呢。”听他这么讲话，我觉得很累，我自作聪明地思忖：“胃扩张不会在戈达尔教授的夹鼻眼镜背后闪烁，就像蠢话不会藏在德·诺布瓦先生的白背心里面一样。”可贝戈特在接着往下说：“我想还是给您推荐迪·布尔邦大夫吧，他非常聪明。”——“他是您的大作的热心读者。”我说。我看出贝戈特早知道了，我也由此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互有好感的人总是很快就会走到一起的，真正的不相识的朋友是少而又少的。贝戈特说戈达尔的这些话，跟我原先想的完全相反，所以我很吃惊。我不在乎自己的医生是不是叫人讨厌；我指望他能靠一种我不明就里的本事，在检查我的脏腑的时候，就我的健康状况做出无可置疑的权威论断。我并不要求他凭借自己的智力（在这方面，我也许可以弥补他的不足）来试图理解我的智力活动，在我看来智力本身并无意义可言，它只是一种可以用来探知外界事物真相的手段而已。聪明人的饮食方式是否得有别于傻瓜，对此我颇为怀疑，我更容易接受的倒是后面那些人的饮食方式。“有个人确实需要有个好医生，那就是我们的朋友斯万。”贝戈特说。我问斯万先生是不是病了，贝戈特回答说：“他呀，娶了个风尘女子，就此不得安生，想着那些不愿接待他妻子的女人，还有那些跟他妻子睡过觉的男人，他的嘴角就耷拉了下来。下次您留心看看，他回家瞅见客厅里那些客人的当口，眉头皱得有多紧。”贝戈特会在一个并不熟悉的人面前这样说自己朋友的坏话，而且是多年来一直把他奉为上宾的朋友，这使我感到很意外，同样，他在斯万家和他们夫妇俩说话时用的那种近于温柔的语气，也让我觉得很不习惯。的确，我听见贝戈特对斯万说的那些动听的话，一个比如说像我姑婆那样的人，是不可能说出口的。姑婆即便对自己喜欢的人，也爱说些不中听的话。可是当这些人不在场时，她决不会说任何不能让他们听见的话。没有哪个社交圈，比我们贡布雷的那个社交圈更不像上流社会了。斯万的社交圈已然向上流社会，向波澜起伏的大海靠近了一些。它还不是大海，但已是潟湖[130]了。“这些话到你我为止。”马车到了家门口，贝戈特在我下车时对我说。换在若干年以后，我会回答说：“我一个字也不会说出去。”这是上流社会的套话，对方讲了人家坏话，你这么说是虚应故事，让他觉得放心。我本该这么回答贝戈特的，按社交场合的规矩，好些话都是现成的，你照说就行。可那时我还不懂该怎么说。而要是让姑婆遇上这种场合，她准会说：“您既然不想让我说出去，那干吗要对我说呢？”当然，这么回答的人有孤僻、乖戾之嫌。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欠了欠身，没作声。

一些在我眼里俨然是庞然大物的文人，为能结交贝戈特，苦苦攀附多年只攀了个文字上的泛泛之交，贝戈特出了书房就想不起他们。而我却毫不费事地一下子跻身于这位大作家的朋友之列，这就好比很多人在排队，能买到的只是些位置不佳的票子，我却获准从一条写着“闲人止步”的通道进了剧场，坐在了最好的位子上。斯万让我进入这条通道，也许就像一个国王把子女的朋友请进王室包厢或王家游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吉尔贝特的父母犹如那位国王，把女儿的朋友请到家里，让他们置身于自己所拥有的珍贵的藏品，以及更为珍贵的私谊中间。但当时我心想——没准还想对了——斯万对我这么好，间接是他想对我父母好的缘故。我记得在贡布雷那会儿听说过，斯万见我挺崇拜贝戈特，就向我父母提议带我去他家吃晚饭，可他们没答应，说我还太小，说话不知轻重，不宜出门做客。我父母在有些人，而且往往是在我认为最了不起的那些人心目中的形象，大概是跟我对他们的印象全然不相干的，所以当初粉衣女郎把父亲说得那么好，我只觉得他根本承当不起[131]。现在的情况则是，我巴望父母能明白，我适才收受的礼物有多珍贵，我但愿他们能对这位慷慨殷勤的斯万先生送给我，或者不如说送给他们的礼物表示谢忱。尽管斯万看来并没有意识到这份礼物的珍贵，一如卢伊尼壁画上金发钩鼻的东方博士[132]那般可爱，而那位博士，早就有人发现活脱脱就是个斯万先生。

回到家里，我来不及脱外套，就忙着把斯万给我的这份厚意大声告诉父母，只盼他们也能像我一样感动，果断地做出答谢斯万夫妇的重大决定，可惜他们好像对斯万这么做并不怎么看重。“斯万把你介绍给贝戈特了？介绍得好啊，你结交大人物了!”父亲大声揶揄说，“这下够过瘾了吧!”唉，偏偏我又说了贝戈特不喜欢德·诺布瓦先生。

“那当然!”父亲马上说，“这就表明他判断失当、心术不正。孩子啊孩子，你本来就容易犯浑，现在眼看你愈来愈不像话，我心里真不好受。”

我常去斯万家，本来就让父母觉得心里不痛快。和贝戈特结识，在他们看来就是第一个错误必然的苦果了，那个错误是他们一时不检犯下的，按外公的说法叫失足。我心想，要是再告诉他们，这个看不起德·诺布瓦先生的人居然说我非常聪明，那无疑是给他们的气恼火上浇油。这不，就拿父亲来说，他要是觉着有人，比如说我的一个同学，走上了歧途——就像我现在这样——偏巧某个让父亲反感的人称赞此人，那他就会认为，这种赞许恰恰证实了他那令人遗憾的判断。在他眼里，此人因此反而罪加一等。我好像已经听见他在嚷嚷：“没有什么好说的，都是一丘之貉!”这使我影影绰绰地感到有一个巨变正在逼近，他这就是在宣称巨变马上要降临我恬静的生活，想到这儿，我不寒而栗。可是，无论我是不是把贝戈特说我的话讲出来，父母心中的印象反正是抹不掉了，既然如此，就让这印象再坏一点，也没多大关系。况且，我觉得他们太不公正、太不肯认错，要让他们转变态度回到公正的立场，我不单不存希望，几乎是不做此想。我在把话说出口的当儿，感觉得到父母听了我的话会多么震惊，因为我竟然得到这样一个人的赏识，这个人把聪明人说成笨蛋，他的举止为正直的人所不齿，他对我的夸奖虽然我听着很受用，其实是让我在歧途上愈走愈远。所以我在说完前面那些话后，是低声地、带着几分羞愧地说出煞尾那句话的：“他对斯万他们说，他觉得我非常聪明。”这就像一条中毒的狗在田里乱啃野草，碰巧那草汁就是它身上毒素的解药，我刚才说出口的，想不到竟是唯一能消除父母成见的那句话，就这一句话，就让他们对贝戈特的成见，那任凭我做出多么雄辩的论证，任凭我把他说得花好桃好都打消不了的成见，消弭在无形之中了。顿时，局势全然改观：

“怎么!他这么说了？”父亲接口说，“……我并不否认他在文学上的造诣，那是人人敬佩的，让人惋惜的是他生活上有失检点，诺布瓦老爹很隐晦地提到过这一点。”父亲这么说的时候，没有意识到我刚才那句话自有一种魔力，神效所至，无坚不摧，别说贝戈特判断错误，就连他道德败坏的说法也不攻自破了。

“哦!亲爱的，”妈妈接着父亲的话头说，“何以见得就真是那样呢？传言未必可信。德·诺布瓦先生虽说为人挺和气，但有时候也有些尖刻，尤其是对那些跟他不是一路的人。”

“这倒是，我也注意到了，”父亲说。

“再说，贝戈特既然说我的儿子好，许多地方我们都该原谅他才是。”妈妈边说边抚摸我的头发，耽于梦幻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我的脸上。

母亲其实在知道贝戈特对我的评价以前，已经对我说过，我有朋友下午来吃点心的时候，可以把吉尔贝特也一起请来。可是我不敢这么做，原因有二：一是在吉尔贝特家大家只喝茶，而我们家则不然，妈妈执意还要有热巧克力。我怕吉尔贝特会觉得这很粗俗，从心底里瞧不起我们。另一原因是有个礼仪上的问题，我始终解决不了。我每次到斯万夫人府上去，她总会问我：

“您母亲好吗？”

我在妈妈面前提过几次，想弄明白万一吉尔贝特来了，她会不会也这么问她。在我眼里，这要比路易十四宫廷里那声“殿下”的称呼更为重要[133]。可是妈妈根本不想听我的。

“那怎么行？我又不认识斯万夫人。”

“她不也不认识你吗？”

“我没说她认识我。可我们也不一定非得和人家一模一样呀。我要换个方式来接待吉尔贝特，斯万夫人是想不到的。”

但我信不过，宁可不请吉尔贝特来玩。

离开爸爸妈妈以后，我去换衣服，摸衣袋时冷不丁摸到一个信封，那是斯万夫人府上的总管在把我领进客厅前递给我的。现在旁边没人。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请柬，上面注着我应该把她搀到餐桌跟前的那位女士的姓名。

就在这段时间里，布洛克把我对周围世界的看法给搅乱了。他为我展现了获得幸福的全新的可能性（但它早晚有一天会变为给人带来痛苦的可能性）。他非常肯定地对我说，女人最想做的事，其实就是**，这跟我去梅泽格利兹那边散步那会儿的想法，是截然相反的。尔后，他又一次言教身带地开导我（我很久以后才真正领悟此举的意义）：他带我去了一家打炮屋[134]，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去这种地方。他早就对我说过，在那儿有许多漂亮妞儿等着人去享用。可是这些女人在我的印象中始终是模模糊糊的，直到去了打炮屋，她们的脸才一张张地变得分明起来。我感激布洛克——他给我带来了喜讯，让我得知我们的幸福，我们对美的占有和享受，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而是不应该放弃的——这很像感激某位医生或哲学家，他的乐观使我们不仅对人世间抱有希望，相信自己能长寿，而且对另一个世界也无所畏惧，相信即便去了那儿，也不会全然与人世隔绝。若干年过后，我已不是幽会屋的生客，这个场所——为我提供了幸福的样本，让我得以在女性美的观念中加入一种无从揆度的成分，它不仅仅是我们所熟知的美的精粹，它是神奇美妙的馈予，是唯一我们无法从自身领受、无法凭逻辑思维得到，只能求之于现实生活的贻赠：那就是鲜活的个人的魅力——对我而言，这个场所完全可以和另一些起源较近而功效相仿的东西，和那些让我们受益多多的东西（在它们出现之前，我们只能凭借别的画家、别的音乐家、别的城市来想象曼坦那[135]、瓦格纳和锡耶纳[136]，那种想象是缺乏**的）相提并论：插图版的历史书、交响音乐会和《艺术城市》[137]。但布洛克带我去的那家打炮屋（他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去那儿）档次太低，里面的姑娘姿色平庸而又难得更换，对我来说既满足不了旧有的好奇心，也催生不了新萌的好奇心。人家点名要的妞儿，老鸨一概不认识，她手边现成的尽是些人家不想要的货色。其中有个妞儿，她在我面前把她吹得天花乱坠，脸上堆着包你满意的笑容（好像那是件珍品，是盘佳肴似的）说：“她是个犹太妞儿!您不感兴趣？”（大概就为这缘故，她管这妞儿叫拉谢尔。）她傻里傻气地装出极度兴奋的样子，指望能就这样打动我，最后居然像**达到**时那样喘起气来：“年轻人，您倒是想想，一个犹太妞儿，会让您销魂的呀!哦!”这个拉谢尔我见过，但她不知道。这个褐发的妞儿长得并不漂亮，但看上去不笨，时不时还用舌尖舔舔嘴唇，老鸨把她领去见嫖客，人家跟她搭话时，她放肆地笑着。参差不齐的黑色鬈发，围在瘦削的脸蛋四周，犹如中国水墨画晕染的效果。老鸨不依不饶地缠住我，说她如何聪明、如何有教养，我答应改日一定专程来结交她——我已经给她取了个绰号叫“拉谢尔当从主”[138]。不过，就在我去那儿的第一天晚上，我听见她临走时对老鸨说：

听着这些话，我无法感觉到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因为她一下子就被我归入了某个类型，这类女人都有个共同之处，就是每晚过来瞧瞧，有没有一个、两个路易好赚。她只是有时换个说法而已，比如换成“如果您需要我”或者“如果您需要有个人”等。

那老鸨没看过阿莱维的歌剧，不懂我为什么老是说“拉谢尔当从主”。然而，不懂意思并不妨碍她觉得这说法特逗。每回她都乐不可支地对我说：

“得，今晚就跟‘拉谢尔当从主’成个双怎么样？瞧您说得多可乐：‘拉谢尔当从主!’哈!这话真妙。我来给您牵个线。您瞧着，包您不后悔。”

有一次我都下决心了，可她在“接活儿”，另一次是在听那个发型师摆布，这个糟老头儿跟姑娘什么也不干，就是往她们披散的头发上倒生发油，然后给她们梳头。虽说有人过来给我冲药茶，陪我说话，我还是等得不耐烦了。这几个自称女工的婆娘，从不见她们去上班，倒是整天泡在打炮屋里，身份自然比那些姑娘更低；她们半裸甚至**着身子，我和她们为时不短的谈话因此——尽管谈的事挺严肃——染上了一层颇有讽刺意味的轻佻色彩。不过为了那些家具的缘故，后来我也就不去这家打炮屋了。起先，我看那老鸨需要家具，就做个人情，把莱奥妮姑妈留给我的几件家具——其中有一张长沙发——给了她。这些家具我父母嫌家里放不下，一直堆在储藏室里，我原本都没怎么见过。这会儿在打炮屋，看见它们在供这些女人役用，眼前却不由得浮现出姑妈在贡布雷的卧室，依稀又闻到那些从美德中散发出来的气息。然而，这些气息被眼前这粗暴的场景所玷污，这些家具因我而沦于孤苦无助的境地，备受痛苦的折磨!我此刻的心情，真比眼看一个死去的女人遭受凌辱更为悲愤。我不再去这家打炮屋，那些家具在我心中是活着的，它们在向我哀求，它们有如波斯神话故事中看似没有生命的东西，里面囚禁着**不安的灵魂，在受着折磨，在祈求解脱。而我们的回忆，往往不是按时间顺序逐一呈现的记忆，而是时序错乱的灵光闪现，因而我直到很久以后才想起，好多年以前，正是在这张长沙发上，我和一位小表妹初涉爱河。当时我不知找哪儿才好，这位表妹出了这个挺悬的主意，趁姑妈出门的一个小时，跟我一起在长沙发上尝了禁果的滋味。

我没听父母的劝告，把剩下的家具，包括莱奥妮姑妈那套精美的旧银餐具全都卖了，为的是有更多的钱，可以给斯万夫人送更多的花。斯万夫人收到装满兰花的大花篮时，常对我说：“我要是令尊的话，一定会给您找个指定监护人[139]。”将来有一天，我会为卖掉这套银餐具而感到歉疚，会觉得向吉尔贝特父母献殷勤远非另一些乐趣可比，简直可以说不值一哂，可我当时怎么想得到呢？我为了吉尔贝特，为了不离开她，甚至决定不去驻外使馆任职。促使一个人做出最后抉择的，往往总是某种持续时间并不长的情绪。吉尔贝特身上有一种奇瑰的东西，那是她固有的，而又从她父母身上流露出来，在她的住所居室闪闪发光，这种令我痴迷到忘却周围一切的奇瑰的东西，我简直无法想象它会离她而去，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而且，即使转移了，即使那还是同样的东西，它对我的作用也会迥然不同。因为，就拿一种病来说吧，病情是会加剧的：随着年岁的增长，心脏的承受力变弱以后，一种对健康有害的食品哪怕再美味可口，也非得禁食不可了。

要不是我下了决心要像模像样地写作，我说不定倒会马上开始写了。可既然我是很明确地做了决定，而再过二十四小时（明天是一个空框架，我还没进去，所以里面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我的计划就可以顺顺当当地付诸实行，那何必选这么个心情不好的夜晚来开头呢——遗憾的是，接下去的两天仍然不是吉日。但我是个懂事的人。几年都等下来了，如果再等三天就等不了，那岂不太孩子气啦？我确信三天以后我准能写出几页东西来，所以关于我的计划我不再对父母提起一个字；我要再耐心等几天，到时候拿出手头正写着的作品去给外婆看，让她感到安慰，同时也心服口服。可惜，下一天并不是我所热切企盼于框架外的那个宽舒明亮的日子。过完一天，无非是惰性又延续了二十四小时，也无非是为克服内心的障碍又苦苦挣扎了二十四小时而已。一连几天过去，事情毫无进展，我已经不指望计划能立即实现，也不敢再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我又开始睡得很晚，因为重要工作必定始于某一天早晨（因而头天晚上必须早睡）的信念有些动摇了。在热情重新激发之前我先得好好放松一下。外婆看我这样，有一次实在忍不住，责备了我一句。她语气很温和，但失望之情形之于色：“怎么，写作的事儿你连提也不提了？”我对她满心怨气，心想她怎么看不到我是决心已定、无可改变了？她这么说对我很不公正，这会使我神经紧张，无法开始工作，结果计划实行的时间只好往后拖，说不定还得拖很久呢。外婆意识到她的疑问无意中伤了我的自尊心，连忙道歉，把我搂在怀里说：“对不起，我再也不说了。”为了让我别泄气，她语气肯定地说，哪天我身体好了，马上就能写出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