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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智力与创造力（第2页）

事实上，由于流传至今的信息不足，人们一直把历史上的天才与高智商捆绑起来。现在看来，1986年的《美国心理学杂志》（AmerialofPsychology）对考克斯研究的评价绝对是不准确的：“其最终结果清晰地展示了，无论还有什么其他影响因素，在政治、文学、哲学、艺术、科学领域获得成就的人总是高智商的，虽然在军事领域并非如此。”如果以论证的目的，我们将“高智商”定义为智商高于135（特曼选择的门槛），那么考克斯的研究就表明，17岁以前，智商在135以下的人数与135以上的人数大体相同，因为A1智商平均值（未经更正）是135。即使以上结论假设：（1）考克斯的智商评分是可靠的；（2）她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有理有据的，这两点假设也没有正当依据。

更加准确的说法是，考克斯收集了规模可观的数据，经过分析得出最终结论，即除了军人之外，几乎所有的天才的智商都远高于平均值（100），但是智商远高于平均值并不是成为天才的必然保证。虽然这个结论并不是特别令人惊喜，但它确实揭穿了人们对天才最常见的误判：天才嘛，智力一定极度发达。毕竟，众所周知，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man）是20世纪后期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天才，他的名气响遍全球物理界。然而，费曼在校期间测出的智商只有125，并不是特别高（比考克斯的A1智商平均值135低10）。相比之下，特曼认为，他最敬爱的心理学家高尔顿有着令人惊讶的高智商（200）。不过，无论是考克斯、特曼、高尔顿的同代人，还是高尔顿最近的传记作家尼古拉斯·吉勒姆（NicholasGillham），都不认为高尔顿是天才。

7。理查德·费曼在讲课，1965年。虽然费曼是众所周知的物理学天才，但是他的智商水平一般

如果说在智力测试中拿高分，并不意味着必定能成为天才，那么用创造力测试的高分来预测一个人是否具有超凡创造力，就更加不可靠了。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在美国，心理学家设计出许多创造力测试，目的是检验发散性思维和横向思维，与智力测试检验的收敛性思维和逻辑思维相对立。在收敛性思维测试中，人们通常认为解题需要通过逻辑推理，得出唯一正确的答案，而在发散性思维测试中，一道题目总是有很多“正确”答案。收敛性思维测试会提出一个问题，要求受试者得出同一个答案，比如在一组多项选择中选出正确的词语、数字或图片，而发散性思维测试则可能提出如下要求：说出一枚回形针有哪些用处，越多越好；为一个故事取一系列标题；一根抽象的线条能解读为哪些数字；等等。换句话说，创造力测试意在发掘受试者的原创性和想象力，当然，什么是原创性和想象力，得由出题人决定。如果一位受试者面对每道题都能够给出一系列发散性回答，而且这些回答中有一部分与其他受试者的回答显然不同，那么在这项测试中他就会被评为“有创造力的”。但是，答案又不能太与众不同，不然会被视为不符合题目要求。

创造力测试的对象一般是学院和大学里的学生志愿者，经过三四十年的测试，研究者得出了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的结论。测试是可靠的，这是个好消息。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把同一种发散性思维测试做了两遍，通常会得到相似的成绩；而且在不同种类的发散性思维测试中，同一个人的成绩水平也非常相似。这一点在收敛性思维测试中也成立。然而，令设计创造力测试的学者沮丧的是，收敛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的测试结果相关性不大。1963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人格评估研究所研究员弗兰克·巴伦（FrankBarron）写道：

于整个范围而言，智力和创造力呈正相关，但相关性不高，系数在0。4左右；智商在约120以上时，智力对创造力起到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本次研究的重点——动机变量和风格变量——是创造力的主要决定因素。

最糟的是，发散性思维测试的分数与现实生活中的创造力毫无相关性可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收敛性智力测试，长期的分数记录不仅能预测受试者在校的学业成就，还能预测受试者在学术界、政府、警察局和军队等专业领域的职业生涯。

巴伦的结论中暗示着智商存在一个“能力门槛”，一旦跨过它，能力就与创造力无关了，许多心理学家对此并不赞同。其中包括大卫·鲁宾斯基（DavidLubinski）和卡米拉·本伯（CamillaBenbow），他们是“数学能力早熟青年研究”（**PY）的共同负责人。该项目创始于1971年，计划在50年内观察由5000多名“智力高超的个人”组成的5个群体，仅仅是筛选这些青年就花费了超过25年的时间（1972—1997）。从研究对象的职业生涯来看，他们12岁时的标准化智力测试成绩与后来获得的博士学位、高收入、专利、美国一流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等个人成就有着很强的相关性。鲁宾斯基和本伯在2006年指出：“一场两个小时的测试能在一群12岁的孩子中找出未来的最高学历获得者（博士），其概率是基础概率的50倍，这是很了不起的。”他们总结道：“无可否认，除了能力水平以外，其他因素是同样重要的，然而，当其他因素相同时，能力越强越好。”特曼早期对于天才儿童的长期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在上述研究中，随着智力的升高而增加的是个人成就，而不是超凡创造力或天才头脑。各种奖学金、受人敬仰的学术职位、专利、奖项——可能除了诺贝尔奖和一些其他极负盛名的国际奖项之外——都不是评估超凡创造力的恰当标准。“数学能力早熟青年研究”中的对象相对还年轻，但是从研究发表的结论来看，他们未来获得伟大成就的迹象并不明显。特曼超过半个世纪的研究也没有提供令人乐观的证据。获普利策奖的记者乔尔·舒尔金（JoelShurkin）在他的研究《特曼的孩子》（Terman?sKids）中阐明，特曼所选的那些有天赋的学生虽然都名利双收，但没有一个人在任何领域称得上是“天才”。举例来说，没有一个人得过普利策奖或诺贝尔奖。此外，特曼以最初的智商测试为凭据，拒绝了两次参加测试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Shockly），他是诺贝尔奖得主、晶体管发明者之一，还拒绝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路易斯·阿尔瓦雷茨（LuisAlvarez）。

但是，把智力和创造力、天才联结起来的主要问题出在理论层面上，而非实验层面上。心理学家也许可以评估智力，但从高尔顿那时起，他们就连大致的概念定义都无法达成共识。

回到1921年，特曼刚发起天才儿童的研究时，考克斯刚开始研究历史上的天才，智商测试将要席卷美国的学校，那时《教育心理学杂志》（JourionalPsychology）发表了一篇名为《智力与智力评估》（IntelligesMeasurement）的研讨会报告，这一研讨会邀请了14名专家来定义智力。其中5名专家的回答没有直接讲明观点。在剩下的9人中，特曼脱颖而出，称智力是“进行抽象思维的能力”。偏偏是如此热衷于把智力和天才联系起来的特曼，反而给出了一个相对狭窄的定义。另一位心理学家指出智力是“对已知与未知知识的理解能力”。其他7人的回答相差无几，包括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等。但是没有人提到智力与创造力的联系。除了特曼主张的抽象思维之外，所有专家都坚信智力是对外界产生反应的能力，而不是主动创造的能力。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关于智力的看法仍多种多样。1987年，斯腾伯格称：“评估智力的测试不计其数，但没人明确知道智力是什么，甚至没人知道测试到底在测些什么。”知名研究者詹姆斯·弗林（JamesFlynn）也承认这一点，但在2007年出版的《智力是什么？》（WhatisIntelligence？）一书中，他却避重就轻，没有阐明其复杂性。弗林把关于智力本质的辩论与物理界关于光的本质的辩论相对比，后者因量子理论和波粒二象性的出现而告一段落。他写道：

人们浪费了许多时间，后来才发现，在一些特定的表现形式下，光是波动的，而在另一些表现形式下，光又具有粒子性。我们必须明白，在某个层面上，智力是一系列互相高度联结的能力，而在一些另外的层面上，智力又是一系列功能上各自独立的能力。

这些层面包括大脑的神经簇、个体表现差异，以及社会因素。这听起来充满希望，但弗林又添了一句，虽然没有太大的帮助，但是至少是诚实的：“把这三个层面的知识整合到一个理论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弗林的研究确实提供了一些思路，它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超凡创造力是什么，却为棘手的智商概念找到了新线索，揭示出智商问题困扰考克斯的原因，还解释了为什么费曼在1930年左右测出的智商比我们预想的低这么多。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弗林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颠覆了人们对智商平均值的认知，他的发现很快被广泛接受，后来的心理学家称其为“弗林效应”。战后几十年，智商平均值稳步上升，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一两个国家内，而是遍及所有能获取足够智商数据的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以色列、阿根廷。20世纪下半叶，在两代人的见证下，美国和欧洲的智商平均值至少增长了20个点。其他数据（可信度并不高）显示，这种增长从1900年开始，如果按照当下的标准，1900年的智商平均值在50~70，也就是说那时的人基本属于弱智。

还需补充的是，智商测试有许多不同的组成部分，最终结果是所有部分的平均值，但事实是不同组成部分的结果增长情况不一，也就是说各种能力发生的变化也不尽相同。基本上，不用细说，大家都明白，年轻人在概念比较、概念分类的能力评估测试中得分越来越高，不管题目出的是词语还是图片，但是他们在词汇、常识、运算能力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步。1947年至2002年间，美国人在比较与分类能力测试上提高了24分，词汇测试提高了4分，而常识与运算测试只提高了2分。

此类增长现象完全是出人意料的，因为智商测试出题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对一个同年龄群体进行测试，以此为依据及时更新题库，这样做是为了使不同代际的智商平均值保持大体平稳。没有这种标准化命题，一些受试者就会收到过时的考卷，他们就不再与同代人，而是与前一代人做比较。对于这种令人困惑的增长，弗林称其“不是因为今天的孩子比他们的父母聪明很多，就是因为在某些状况下，智商测试不能正确地评估智力”。

弗林的发现诱发了许多讨论，但迄今为止，智商平均值上升的原因仍无定论。显然，20世纪里，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从中学毕业、接受高等教育，这和智商一定有着某种联系。另外，每一代年轻人都会学习新技能，比如使用电脑，对上一代人形成挑战。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普通人能获取到的信息一天比一天多，这也许会对组成部分智力的能力产生影响。神经科学家托克尔·克林贝里（Tberg）在《超负荷的大脑》（TheBrain）中推测道：“全面理解弗林效应的关键，在于通过训练增强工作记忆的能力。”弗林自己则认为智商水平上升是常戴“科学眼镜”的结果，“科学眼镜”让我们轻松地进行概念比较与分类。

20世纪，人们运用智力解决了新的认知问题。正规教育是其直接原因，但是要找出其他原因，必须先理解工业革命的全部影响。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弗林的观点。费曼1930年在校测得的智商是125，但如果他按今天的标准来测，应该有150~155。至于考克斯研究中的天才，如生活在20世纪之前的达·芬奇和法拉第，他们的“化石级”智商理应得到更正，而不应只是因为考克斯缺乏他们早年的信息便被低估。2010年，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马丁·里斯（MartinRees）说：“我们与亚里士多德一样愚蠢。”是技术进步使我们感觉自己比祖先更智慧。超常智力和超凡创造力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辩论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