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顿发现,科学家的能力有很高比例来自遗传。而《数学精英》(Meics)却展示了在获得最高级别成就的伟人中,数学能力的遗传概率微乎其微。此书由数学家埃里克·坦普尔·贝尔(EricTempleBell)撰写,于1973年首次出版,是关于伟大数学家生平的权威性研究。的确,不少伟大的数学家都出身卑微。牛顿是自耕农之子,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CarlFriedrichGauss)是园丁之子,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慐rre-SimonLaplace)是教区官员和果酒商之子。其他人虽有专业背景,但是从能够获取到祖辈信息的公元前5世纪开始,以芝诺为第一人,贝尔描述的28位各个时代的数学家中,他们的父辈或近亲几乎没有取得过任何数学方面的成就。
虽然高尔顿提出的精英家族十分有趣,但那显然不能表明天才头脑具有遗传性。他的分析里有一个根本的缺点:天才的界定标准不够严格,当然,他也没有对天才下过定义,因此其中许多人的成就虽然十分可观,但经不住时间的考验。也可以这么说,《遗传的天才》相对于诺贝尔奖而言,更像女王的授勋名单。(诺贝尔奖是否善于分辨天才?详见第十章。)当高尔顿在书中提到“一个人天生能力”的遗传性时,他似乎想表达的是才华(talent)的遗传性,而非天才(genius)。如今多数心理学家认为,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才华具有一定的遗传性,只是这些证据不像高尔顿声称的那样有说服力罢了,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天才头脑具有遗传性。
要将才华与天才区分开来,必定困难重重,因为这两个概念都没有广为认可的定义和评估方式。才华和天才构成的,是互相联结的整体,还是互相分离的断层?——最显眼的问题莫过于此。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应该给天才分个三六九等呢?物理学家通常认为,同是诺贝尔奖得主,爱因斯坦比起他的同代人尼尔斯·玻尔(NielsBohr)更伟大。艺术家认为毕加索比乔治·布拉克(GeesBraque)更伟大。作曲家认为莫扎特比他的狂热崇拜者约瑟夫·海顿(JosephHaydn)更伟大。
3。弗朗西斯·高尔顿于巴黎访问刑事鉴定前沿实验室时拍下的罪犯登记相片,1893年
作曲家排行榜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20世纪时,心理学家邀请数位管弦乐演奏者、音乐学家为一系列作曲家按重要性排名,把各个作曲家的曲目演奏频次做成表格,以此为基础编制出了许多排行榜。1933年,四支美国一流管弦乐队的成员参与了排名调查,对象为17位最有名的古典乐作曲家,以及两位作为参考标准的现代流行乐作曲家。四支乐队都把贝多芬排在首位,把两位现代流行乐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威尔(EdwardMacDowell)和维克多·赫伯特(VictorHerbert)——排在末尾。此外,他们都把巴赫、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Brahms)、莫扎特、理查德·瓦格纳(Rier)、弗朗茨·舒伯特(Fra)排在前面,而把爱德华·格里格(EdvardGrieg)、赛萨尔·弗兰克(ck)、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Verdi)、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Stravinsky)排在后面。平均下来,勃拉姆斯第二,莫扎特第三,瓦格纳第四,巴赫第五,舒伯特第六。令人惊奇的是,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GeeFrederidel)并不在列。1969年,美国音乐学学会成员参与了相似的调查,不过这次排名对象增加到了100位,结果与1933年的差别不大,虽然巴赫成了第一,贝多芬第二,莫扎特仍是第三,亨德尔第六。1968年,一项关于演奏频次的调查显示,莫扎特的曲目最常被人演奏,接下来频次从高到低为贝多芬、巴赫、瓦格纳、勃拉姆斯、舒伯特。由此看来,如1969年调查中所说,“品位是有理有据的”。
但更有趣的是1933年调查的完整结果。调查人员要求每位音乐家将19位作曲家进行对比,并表明对每一位的喜爱程度,排名呈现在一张按比例绘制的图表上:排名越靠后,喜爱程度越低,但从贝多芬到格里格,喜爱程度的降幅并不大(只有到了麦克道威尔和赫伯特那里才直线下降)。1968年,关于100位作曲家曲目演奏频次的调查中,从位列第一的莫扎特到最后一名朱塞佩·塔尔蒂尼(GiuseppeTartini),曲目演奏频次降幅也不大,没有明显的断崖。演奏频次的骤降似乎能够说明天才和才华之间存在断层,但这样的骤降并没有出现。
如果才华只是天才的近义词和必要组成部分(有才华还不足以成为天才),那什么是才华的组成部分呢?经遗传获得的能力、**、决心、高强度训练、辅导后的反馈,还是上述所有因素的总和?
其中,遗传和长时间练习之间的关系最具争议性。基因影响和环境影响纠缠在一起,要将两者分清十分困难。如科学界中,家长和子女都得到诺贝尔奖的共有七对,但是要探究子女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由基因决定,是不可能的。威廉·布拉格(WillianBragg)和其子劳伦斯·布拉格(LawrenceBragg)共同工作,一起分享了诺贝尔奖;奥格·玻尔(AageBohr)在父亲尼尔斯·玻尔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了数十年;伊雷娜·约里奥-居里(Ir慐-Curie)从小就在实验室中接受母亲玛丽·居里的集中培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人数比较少,由于文学素养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独自完成的,所以没有家长与子女共同得奖的先例,但至少表明后天培训可能比遗传获得的才华更加重要。
莫扎特的生平众所周知,用他来说明上述难点再好不过了。他的父亲利奥波德·莫扎特(LeopoldMozart)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同时也是小提琴手、音乐教师、作曲家,他母亲的家族内也有从事音乐行业的亲戚。因此,莫扎特无疑继承了些许音乐才能。但利奥波德个性强势、目光长远,他控制儿子的生活长达二十多年,在此期间,小莫扎特接受着父亲特殊的培训。我们可以将莫扎特的家族基因与家庭培育两种影响分开观察,而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莫扎特的姐姐玛利亚·安娜〔MariaAnna,昵称为南妮尔(Nannerl)〕比他年长四岁半,两人自然分享着相同的基因,童年的南妮尔也弹得一手好琴,也与弟弟一起接受父亲的集中培训。1763年到1766年,姐弟俩学有所成,利奥波德就带着他们各处巡演,走遍欧洲的一座座宫廷、一个个大都市,两人都成了小明星。但是,南妮尔不像弟弟那样,她没有走上创作的道路。原因何在?
性别差异不是答案。虽然18世纪的女性在许多领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但在音乐界却并非如此,那时已有不少优秀女性音乐家。野心勃勃的利奥波德也没有理由让少女时期的南妮尔停止学习音乐。研究莫扎特歌剧的心理学家安德鲁·斯特普托写道:“我认为,南妮尔仅停留在音乐演奏层面,是因为她不具有做出原创音乐的能力。”
案例证明,两人初露锋芒,能力有高下是因为他们个人天生资质不同。另外,没有利奥波德的集中培训,小莫扎特的创造力也不会开花结果,这是毋庸置疑的。
小莫扎特的音乐才能,父亲和姐姐都看得一清二楚。许多成功的音乐家和作曲家在童年时都是如此。因此许多人认为,虽然想成为专业人士必须经过磨炼,但才华本质上是与生俱来的,不能通过后天习得,这一观点在音乐教育者之间尤其盛行。人们常说,某人很会演奏乐器,因为他有才华。他们怎么知道他有才华?很明显,因为他演奏得太好了!
然而,数十年下来,心理学家开展了数以百计的调查研究,都没能完全证明与生俱来的才华是存在的。虽然的确有证据证明基因对智力高低有影响(见第四章),但总体智力与许多具体能力(如乐器演奏水平)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调查仍在继续,但目前尚未发现“专为”具体领域的才华服务的基因。此外,20世纪在体坛、棋坛、乐坛及其他各领域中,所有标准无疑都得到了惊人的提升,如此迅速的发展是无法通过基因变化来解释的,因为基因的改变需要上千年的时间。心理学家的研究指出,起作用的不只有基因,前文提到的其他因素同样重要,如**、决心、练习和辅导。
在一项研究中,音乐学校的老师对学生进行能力评估,也就是对学生的才华做出判断,以此为依据把学生分成两组。为了不影响学生未来的表现,分组是全程保密的。多年以后,演奏水平排名最高的学生,是那批在这些年里练习最勤奋的,而不是老师划定的“才华组”。在音乐心理学家盖里·麦克弗森(GaryM)的研究中,儿童在上第一节音乐课之前,需要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觉得这件新乐器会陪伴你多久?”选项有:一年、到小学毕业为止、到高中毕业为止、一生。基于他们的答案,麦克弗森在保密的情况下将这些儿童分成三组,分别是短期投入组、中期投入组、长期投入组。接着,他记录下每个儿童每周的练习量,也分为三组:低强度组(每周20分钟)、中强度组(每周45分钟)、高强度组(每周90分钟)。麦克弗森将他们的真实演奏水平绘制成图表后,三组之间的差别令人瞠目结舌。相比短期投入、高强度练习的儿童(也许是父母强迫的),长期投入、低强度练习的儿童演奏水平更高,而且当长期投入组也提高练习量时,他们的演奏水平比短期投入组高出300%。
近期的神经科学研究证明了坚持练习会产生生理效应。大脑是可塑的,它在练习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埃莉诺·马奎尔(Eleanuire)及其同事于2000年发表了一项有名的研究,他们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检测了伦敦出租车司机的海马体。司机日以继夜地练习着空间记忆,他们的海马体相比对照组大出许多。此外,海马体的体积还与司机从事该行业的年数相关。
音乐家也成为研究对象。2005年,一项研究运用弥散张量成像(DTI)检测专业钢琴弹奏者的大脑。这种技术是磁共振成像的一种,对脑白质(而非灰质)的变化十分敏感。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弗莱德里克·乌兰(FredrikUll敧n)既是钢琴大师,又是神经科学家,他的兴趣在于研究音乐练习对白质的影响。髓鞘质是一种大部分由脂肪构成的白色物质,它就像导线外的塑料绝缘体那样,包裹着成人大脑中的传导轴突(线状神经纤维)。乌兰发现,随着练习的增加,髓鞘质会逐渐变厚,DTI信号也会逐渐增强。钢琴弹奏者练习的时间越久,髓鞘质就越厚,轴突的传导就越有效,脑内的突触和神经元的交流系统就会运行得更好。
神经科学家道格拉斯·费尔兹(R。DouglasFields)认为:“毫无疑问,白质将大脑皮层中互相独立的区域广泛地联系起来,对需要长期训练和重复的学习种类而言至关重要。大脑中髓鞘质仍在增加的儿童,在学习新技能时比祖父母辈更加轻松。”
因此,对弹钢琴、下棋、打网球等具体任务而言,练习似乎对完善大脑很有帮助。但是,与身体上的任何部位一样,大脑无疑首先是在个人基因组的指导下形成并发育的,不受主观决定控制。这么一来,我们又回到才华的基因或天生成分这一棘手的问题上来了。
这个问题至今未有定论,最好的答案也许是心理学家迈克尔·豪(MichaelHowe)、约翰·斯洛博达(JohnSloboda)和音乐学家简·戴维森(JaneDavison)的分析,三人共同审视了所有关于才华的科学文献。1998年,他们谨慎地做出了以下结论:“某些具体能力的个人差异可能确实有部分源于基因……一些只有少数人拥有的特征确实存在,在这样十分局限的视角下,才华可能可以说是存在的。”但是总的来说,他们指出“几乎没有证据证明生来就有的才华的存在”,教育界(尤其是音乐教育)盛行的说法产生了不良后果,有能力的儿童原本可以成为“才华横溢”的大人,却因受到歧视而断送前程。一些心理学家同意他们的观点,另一些却表示强烈反对。
比起才华,天才研究的疑难更多,高尔顿在《遗传的天才》中遇到的困扰仍没有解开,天才的定义和评估方式仍悬而未决。想想达·芬奇、牛顿等伟人的成就,就知道否认天才的存在是荒谬的。坚信天才完全超凡脱俗,绝非“有些才华罢了”,同样也是荒谬的,只需要看看两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约翰·巴丁(JohnBardeen)就明白了。他一直为物理学界奉献,但他自己和其他物理学家都不认为他是天才。虽然天才头脑既不能遗传也不能继承,但是像才华一样,在莫扎特父子、达尔文祖孙等诸多案例中,天才又似乎是部分源于基因。而与才华不同,天才是父母基因和个人境遇的特殊构造。由于天才只能把部分有用的基因传给后代,而不能将全部基因遗传下去,后代的个人境遇又必定与天才父母不同,这种特殊构造就无法在后代身上重演。因此,天才的头脑无法遗传,而才华有时却可以,也就不足为奇了。
[1] 本句采用了李永毅先生的译法。——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