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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蹬鼻子上脸的裸官（第1页）

§蹬鼻子上脸的“裸官”

正规军与民兵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这让文韬武略的曾国藩头痛不已。

曾国藩这个帮办既无职更无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裸官”。以这样的身份督办军务，要是事事顺遂那才叫见了鬼。曾国藩自己就毫不讳言道，在当时湖南的官场上，“多不以我为然”。曾国藩被逼移师衡阳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湖南的绿营兵与湘勇之间矛盾重重，不睦日久。说起来，绿营兵与湘勇交恶，应该属于“内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绿营兵并不是八旗兵，而是由汉人所组成的，与湘勇属于同根同种的一家人。可是，就是这一家人却偏偏不省心，常常闹得鸡飞狗跳墙，不亦乐乎。

照理说，绿营属于正规军，湘勇是杂货凑，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条件均不对等。所以，绿营兵根本就瞧不起杂七杂八、临时拼凑起来的湘勇，相互之间的嫌隙也越来越深，“断断不和”。仅仅言语相恶也就罢了，竟然还发展到动刀动枪，大打出手的地步，这让曾国藩很气愤很为难。

曾国藩自知自己的身板单薄，与蛮横的绿营辩不出个子午卯酉来，所以也就没有去跟绿营理论，而是责罚了湘勇，以求息事宁人。没想到，曾国藩的退让却助长了绿营的嚣张气焰，事态向不可遏制的方向发展。清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初四，湖南绿营永顺协兵与诸殿元的辰勇再次发生械斗。曾国藩这次没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直接要求提督鲍起豹按军法处理滋事的绿营兵。对参倒清德一事耿耿于怀的鲍起豹，始终就想找茬儿报复曾国藩，只是没有逮到机会，没想到曾国藩竟然自己找上了门。

鲍起豹了解了完事情的缘由后鼻孔朝天，表现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压根就没理曾国藩的那个茬儿。

鲍起豹的纵容，使绿营兵更加胆大妄为，有恃无恐。是月初六夜里，一名永顺协的小头目竟然“执仗”到参将府，欲对曾国藩颇为倚重的中军参将、兼管领辰勇的塔齐布下毒手。只是因为塔齐布藏身到菜园子里才算躲过了这一劫。

一见塔齐布跑了，绿营兵大发**威，砸了塔齐布的参将府。随即，丧心病狂的绿营兵又蜂拥至曾国藩的抚署，向院子里射箭，引起一片混乱。骆秉章闻讯后赶紧出面“饬之”，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事后，有人劝曾国藩据实上奏。曾国藩慨叹一声道，作为臣子，不能为国家消除祸乱，反而因为一些琐事给圣上添乱，我于心不安啊！

通过这件事，曾国藩对自己的这种官不官绅不绅的地位失望至极。

惹不起躲得起。

曾国藩咬牙吞下了这枚苦果。他以“衡、永、郴、桂匪徒聚集之薮”为由，上奏咸丰帝移师衡州，以便“就近调遣”。

被逼移师的曾国藩对权力有了深刻的认识，尤其是时逢乱世，如果屁股底下没有督抚之位，手里不握有生杀大权，那么必将受制于人，最终也将一事无成，抱憾终生。自此，曾国藩为了争取权力不断努力，只是苦于一时没有合适的机会。这让曾国藩的心情很不爽。

清咸丰五年（1855年）九月，曾国藩因军功而被实授兵部右侍郎之职。对这个失而复得的官职，曾国藩不太感冒。因为身在与太平军作战的第一线，兵部侍郎一职跟帮办没有多大区别，都一样没有实权。曾国藩想要的是权倾一方的督抚之位，而咸丰帝压根就没有把这样的重权交给他这个汉人的想法，即使他是一位能员也不例外。对此，曾国藩颇为愤懑，气得恨不得咬碎钢牙。可气归气，根本就不可能跟咸丰帝掰扯个里表，只能是自己跟自己纠结，自己跟自己怄气。

就在曾国藩抑郁不快之时，一个历史性的机遇终于出现了。

清咸丰七年（1857年）的二月初四，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病逝于老家。七天后，讣讯传到正在江西瑞州的曾国藩手里。曾国藩闻讯大骇，“仆地欲绝”。五天后，曾国藩给咸丰帝上了一道请求回家丁忧的奏折。

作为长子，曾国藩必须回家为父亲披麻戴孝，以尽孝道。在奉行“父为子纲”的大清国，这是曾国藩请求丁忧的最充分的理由。接着，曾国藩又据实陈述，强调“丁忧”是自己的一贯思想。

曾国藩说，我回家奔母丧，未经百日就奉旨出山饬办团练。当时，恰逢武昌失守，震动数省乃至全国。我在墨绖出山的奏折中就有言在先，等大局稍有好转就立刻回籍终制，这是记录在案，有据可查的。咸丰三年（1853年）冬天，我连续奉旨救援湖北、安徽、江西。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我再次声明，我是丁忧人员，如果稍立战功，无论有什么样的奖励，什么样的表彰，我一律不敢接受。只求形势稍有起色，当即回籍守制，这也是有据可查的。咸丰五年（1855年）九月，蒙恩补授兵部右侍郎，当时虽然已经接受任命，但我私下里仍然常常未没能在家守制而感到遗憾。现在又需要丁父忧。自我入仕以来，二十年来没有亲自侍候爹娘一天。上一次我母亲逝世时，我就未能妥善地办理完丧事，现值我父亲逝世，又未能亲眼看到他入殓。而我在军营已经数年，一向是功劳少而过错多，对于国家来说，我是一个毫无作用的人，对于家庭来说，我有百身莫赎之罪。“椎胸自责，抱痛何极！”[45]况且，“惟臣猝遭父丧，苫块昏迷，不复能料理营务。合无吁请天恩准臣在籍守制，稍尽人子之心，而广教孝之典，全家感戴皇仁，实无既极”[46]。

在交代了手边的一些工作后，曾国藩不等咸丰帝的批准，就立刻踏上返乡之路。

作为一名统帅，不经朝廷批准而擅离职守，这是大忌、大过，而曾国藩根本就没理那个茬儿，来了一个边斩边奏，连声“拜拜”都没说，就拍拍屁股走人了。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和三弟曾国华一起从瑞州返乡，四弟曾国荃从吉安返乡。

曾国藩未经批准就擅离职守，这让咸丰帝气冲斗牛，简直动了杀人之心。但咸丰帝并不是愚蠢之人，震怒过后，他从曾国藩的奏折中读出了一些东西，那就是既有丁父忧之需，更有不满之实，而一句“在国为一毫无补之人”就已经把满腹的牢骚暴露无遗了。

尽管曾国藩并没有把话说绝，表示满假之后，仍然愿意候旨回营效力，但咸丰帝明白，这不过仅仅就是一个姿态而已。曾国藩的心思已经不在那里，他到底还能不能重返前线已经很难说了。

事已至此，再指责曾国藩擅离职守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咸丰帝只好装聋作哑，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办法，安抚曾国藩那颗冰凉冰凉的心。咸丰帝于同月三十日下了一道谕旨，絮絮叨叨地说，现在江西军务吃紧，从古制上说，朝廷完全可以夺情，不批准曾国藩回家奔丧，而让他墨绖从戎。考虑到已经有了一回夺情之举，再这样做就不近人情了。所以批准曾国藩三个月的假期，并发给四百两抚恤金以示关怀。

曾国藩冒险违制，擅离职守，咸丰帝非但没有怪罪，反而给予抚慰，曾国藩似乎一下子认识到了自己现在的分量，他把这归结为自己敢叫板敢强硬的成果。既然这样做效果不错，曾国藩决定要把强硬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