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提剽窃的事了,什么事都不提,就仿佛厌倦了似的。经过短短的风波,我的情绪又恢复了正常。我的词典顺利出版,为我争得了一点地位,我也不再认为剽窃的手段有什么不正当了。私下里甚至想:如有机会,还要多剽窃几回,好进一步抬高身价。既然杀不了人,干不了轰轰烈烈的事业,就搞些小偷小摸算了。
我的朋友又从北方的Z城给我写信了,是某研究机构特制的富丽堂皇的信封和信纸,信上的字迹乱七八糟,似乎有好几种字体。他在信的末尾告诉我,这封信其实是好几个人共同写的,写了好多天。他总是写几句又扔在桌上不管了,结果他的同事进屋来看见了,就在上面接下去续写,这样过了好多天,信就成了这个样子了。信的主要内容是告诉我,他和教授现在是如何风光,声誉如何高。虽然他们现在不是国家正式研究机关的领导人,可在广大听众眼里,他们比那些领导人还吃香。每天想到什么地方去讲就到什么地方去讲,报酬也十分高。回想不久前,他还想找一个固定工作呢,现在他觉得那实在是幼稚可笑极了。目前他已成了家,妻子也加入他的讲演。他、他妻子、教授,三个人组成了一个讲演团,底稿都不用打,到处去乱讲,越乱讲观众的反应越好。现在他们唯一的憾事就是演讲团还缺一名政府代表成员,如果我能找个借口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北方加入他们的团体,将会享受到莫大的乐趣!当然,他们事先要和我讲明,这件工作是没有报酬的,但假如我是个聪明人,假如我仔细想想这件事对自己精神发展的好处,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奔赴他们的所在地!
那些另外的字迹所写的都是同一个内容:我叫×××,现在是××演讲团的预备成员,在不久的将来就要登上讲台,成为一名演讲新秀。请与我联系。
在信的旁边还有一种娟秀的字体写着:“我是你朋友的妻子,我并不认为自己的才能比他差,干这项工作丝毫没有提高我的身价,反而对我是种牺牲。我是出于一种正义感来干的。如果你也是一个有正义感、有才气的人,你应该收拾起行李马上来到我们这里。假如你有决心脱离庸俗的、窒息人的环境,这可是唯一的机会了!来这里之后,你会感到耳目一新,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头。比起这种崇高的荣誉感来,你那小小的词典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一贯认为,平庸的环境可能使人产生杀人的冲动,但这种冲动又是极其无力的,不知你有没有同感。”
那个女人的话使我十分震惊,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翻来覆去地读这封信,在心中揣测他们究竟是怎样一个演讲团,为什么他们这么有市场,观众对他们如此着迷。
我的朋友又迫不及待地写了好几封信,每封信都是大吹特吹,说他们已经红得发紫,飞黄腾达了。从那些杂乱的笔迹看起来,根本不是我的朋友在给我写信,而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会议记录。可以想象他的家里每天都是高朋满座,开不完的讨论会。看完信,我激动不已地在家里踱来踱去,一夜没睡。后来我就收拾起行李,以父母生病的借口向出版社告了假,搭上了北去的火车。
虽然朋友在信中信誓旦旦地宣称,演讲团的全体成员将在站台上恭候我的光临,但当我伫立在北风凛冽的站台上时,明白自己又一次上当了。我掏出朋友的新地址,叫了一辆很旧的出租车。车子又一次在小巷里七弯八拐的,最后停在一张破旧的大门旁,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发觉自己又到了上次的老地方。我的脑子给搅得稀乱,我怀疑自己错将上次的地址给了司机,不料司机冷笑一声说道:“没错,这个地址就是那个地址,这条街有两种不同的街名,实质上一样。又因为这里很少有人来往,所以谁也不来过问地名混乱的事。乱就让它乱去,有人还乱中谋利呢!”说到这里他意味深长地瞟我一眼,弄得我脸上发烧,慌张中多给了他两块车钱。“你要小心自己。”他伸出头来说了一句,然后发动了车子。看着远去的车子,我惴惴地想:“他也在乱中谋利。”这样心里就平静了好多。
还是那间破屋子,一进门就看见他给我的没写完的信堆在过道的窗台上,信的旁边横七竖八地摆了好多笔,大概是来一个人就在信上画几笔。黑乎乎的房间里坐了三个人,他们是我的朋友、教授和朋友的妻子。他们正在喝茶,喝了一杯又一杯,完全不介意我的到来。终于他们喝完了,我的朋友站起来,沉着脸,问我:“你是抱着赚钱和出名的打算来的吧?对不起,我们不能这样轻易地接收你。这不是太戏剧性了吗?一个普通的熟人跑来,我们让他和我们平起平坐,大家一起出风头。不,你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考验,才有资格参加,别以为你上了两次台就算正式成员了,还差得远呢!我们这里可不喜欢平均主义。”
另外的两位都皱着眉头,很不欢迎我的样子。
“你们写信请我来的。”我忍着一肚子气说道。
“写信?”朋友哼了一声,“写信又怎么样?谁会没有一点点嗜好?我的嗜好正好是写信,你也有你的嗜好的。一个人,总该有自知之明!”
朋友的妻子和教授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不耐烦了,最后他们霍地站起来向外走去。朋友也跟着出去了,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对我说:“你暂且在家反省一下自己的急躁情绪,过几天我们会叫你一道去作报告的。”
一连几天,我像个流浪汉一样在街上闲**,他们根本不过问我干些什么,他们忙得很。每天晚上,这三个人聚在一盏肮脏的灯下热烈地讨论,讨论完了就数白天所赚的钱,各人眼里都射出贪婪的光。这时总有一些人从外面鱼贯而入,手里拿着小本子,将他们在这间房子里听到的一些怪话记在本子上,记完后便一个接一个地溜走,大约是出去传播信息去了。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个或两个神情不安的人站在过道里的那张桌子边,在我的朋友写了一个开头的那封信上乱画,东一句,西一句。原来我的朋友每天写信,原来他给我的信就是这样写成的。我不禁哑然失笑,从心里感到这位朋友的深不可测。那些人可不这样想,他们胸有成竹,随便挥笔在朋友的句子上乱涂乱改,还故意多写出几个惊叹号与破折号来。那种庸人嘴脸真把我气坏了。而我的朋友根本没注意到他们,他一心想的是钱,还有鬼知道的什么事。他数完钱就左右环顾,像在思忖将那一大沓票子放在什么地方为好似的。
过了几天的一个早上,朋友没起床。当我从隔壁房里推开门进到他房里时,发现教授和朋友的妻子已经走了,朋友说他今天不想去,因为头疼。
“你怎样看待这件事的意义?”他瞪了我一眼,“你以为我春风得意了吗?不,我目前的心境比死还难受!我受不了了!庸庸碌碌、四处钻营、吹牛诈骗。一个人,成天像这样生活,又不得不像这样,真不如死了的好!当然,我也有短暂的欢乐的瞬间,那种瞬间和任何人没有两样。就是当我赚了钱和名声的时候。可惜那种瞬间总是留不住,巨大的悲痛很快就压倒了暂时的欢乐,于是,我必得要再一次追寻,找到那种隐秘的、更能使我获得大的愉悦的新方法,加以实践,从中渔利。好了,你不要以为我说这些就意味着要打退堂鼓,洗心革面,从此退出演讲团,将宝座让给你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想一想我费了多大力气才搞到这个位置吧!我今天只是偶尔情绪低落罢了,这类事常有。我今天不去会场,我要带你去看我的一个女朋友,她是一个高尚的人。”
我和我的朋友吃过早饭,一起动身去看他那位“高尚的女友”了。在路上,他显得十分严峻,一言不发,走路时双手也不摆动。走了一阵,他脸上的表情由严峻变为了焦虑,好像心里有什么急事,又不便对我讲。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就冲到路旁的一个电话亭去拨电话。通完话,他激动得满脸通红告诉我:我们必须立刻赶到会场,因为那边已出大乱子了。这一次,我必须再次以政府要员的身份出现,以便稳定人心。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但我压抑着自己内心的兴奋,假装一脸漠然的样子。
我们走到一个拐角,他又忽然停下来对我说:“你暗暗得意了吧?老实说,这种机会不是常有的,不过既然被你撞上了,你就要提前走运了。看我们,苦斗了这么多年才捞到一个抛头露面的机会。你要好好干,小心谨慎,飞黄腾达的前景就在眼前。”
他们的会场令人沮丧极了。听众已经走了一半,还有人在陆陆续续走掉。留下没走的人完全不听教授台上的发言,一些人玩扑克,一些人聊家常,还有一些在剥瓜子什么的,我还注意到一个家伙双目紧闭,呻吟似的大声发感慨:“说得多好啊!简直令人陶醉!想想看,他竟不停地讲了三十五分钟,这可是罕见的。据我统计,别人讲这个题目最多讲二十五分钟,超过一分钟也做不到!这回他可创了纪录了!”
我的朋友分配给我的工作是站在会场门口,横蛮地拉住每一个要出去的人,将他们赶回座位上去。朋友自己手里还拿了一把大扫帚,遇见人向外跑就用扫帚猛扑,打得那人只好乖乖退回去。就这样剩下的一半人总算诚惶诚恐地留在会场里面了。当然谁也不朝讲台上看一眼,我也就没有必要作为政府官员上讲台了。我的朋友对我说,我只要把守住门,不让任何人出去,这次演讲就大大成功了。而且这个成功直接由我促成,这难道不激动人心吗?
我朝台上一看,发现教授脸上的表情也是漠然的。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说那些惊世骇俗的话,而是手里举一张报纸在念。他的声音缓慢而厌倦,每读一段他就停下来一声不响,于是朋友的妻子(她是一个面相刻薄的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就拿过话筒去,口里重复着诸如此类的话:“演讲团是人类的救世主。”“演讲团的功绩如泰山。”“演讲团毫不顾忌听众对她的看法,因为她是真理的化身。”
她说完后,教授重又往下念报纸。待我细细一听,才知道教授口里发出的声音根本不是在念报纸,而是天晓得的一些什么话,既不连贯,又无意义,根本听不清。他手中的报纸只是个幌子罢了。这位浑水摸鱼的教授,还为这次演讲要了一个很高的价钱呢!我的朋友就爱信任一些这样的人。观众安静下来之后,我心里那个迫切的念头就开始折磨我了。我渴望有人注意台上的演讲者,这一来,我的朋友就会紧张起来,叫我上台去充当我原来的角色了。
我四处张望,想搜寻到一双专注的眼睛。但是没有,绝对没有。所有的人都将台上的发言者忘记了,连那个发感叹的家伙也睡着了。再看我的朋友,他也在昏昏欲睡,嘴角挂着惬意的微笑。这只猪,除了利用别人之外一点人之常情都没有,生性残忍的家伙,我白指望他了。想到此处,我气愤地迈开步子朝讲台上走去,我在台上拖过一把椅子坐在教授旁边,然后朝下一看,发现根本没人看我,我的朋友眼皮都没抬一下。就这样一直到散会,也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有我这么一位政府官员在台上。
一散会,他们三个就朝一个办公室飞奔而去,我也跟在后面。原来他们是去与邀请单位讨价还价。他们用下流的语言骂对方,想多捞点钱,三个人都叉着腰,争得脸红脖子粗,逼得对方只好让步。我在旁边又气又羞,只好一个人先回去了。
晚上分钱时我也在场。教授瞪眼看了我半天,犹豫不决地对我的朋友说:“这个人,你看该怎么办?他没有起什么作用,只不过赶回来一两个逃跑者罢了。可话又说回来,他还算是我们写信叫来的。我一发了那封信就后悔了,叫这样一个不相干的人来干什么呢?现在嘛,钱总是要给他一点的。”
我的朋友点燃一支烟,沉思良久,最后缓慢地吐出烟圈,说:“给他一点路费,让他走算了。他和我们在一块也显得很别扭的样子,我总觉得他是个外人。”
三个人商量了一阵,最后决定还是让我留下,因为也有用得着我的时候,比如今天那种场合,虽起不了什么大作用,站在那里也可以吓一吓听众。朋友的妻子给我一张肮脏的五元小票子,外加一句带鄙视性的“坐享其成”。分完钱,我又听见他们拟出了明天行动的新计划。
朋友和朋友的妻子都认为教授出了一个好主意,既解决了他们人手短缺的困难,又满足了我心理上的需要,另外还为他们神圣的事业培养了接班人。可谓一举三得。
后来对于我能否胜任这项工作,他们又产生了一些疑问。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我没有合适的服装。担任这种特别的信使,一定要穿上与众不同的衣服才会引人注目。他们忧虑地在屋里踱步,狐疑地上下打量我,最后忽然异口同声地说:“好!就这样!这个人,用不着什么服装!”服装的问题就算是过关了。他们还有一个忧虑就是:我这个人脑子太迟钝,万一出了毛病,说出些不得体的话,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声誉呢?我立刻向他们发誓:我将只说那种含义深刻的语言,今天我在会场上已说了不少,应付今后的工作已经足够了。我甚至大胆地说了一个这样的句子:“商女不知亡国恨”。我说这个句子时,他们三人会意地相互瞧了一眼,似乎是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好,我雄心勃勃地出发了。所到之处一律给我以热烈的欢迎。钱虽不多,但总是有一点。人人都知道我是来要钱的,他们拿起名片看一看,做做样子,然后紧盯我的眼睛,用沉闷的低音问道:“二十块钱够不够?”我当然忸怩一阵,然后收下钱,说些“阳光普照大地”“麦苗儿青青稻谷黄”之类的话,然后开路。这样倒也干脆,免去了相互间的寒暄。看来我的朋友和教授他们的估计还是不完全正确:我一共到了三十二个地方,没有一个单位的人们是需要多作解释的,他们一看名片就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有的人看也不看,就直统统地问:“你要多少?”看来当今的世界是越来越有秩序了,用不了多久,每个人与另外的人都将心心相印,友好共存。
总之这项工作顺利得难以想象。我去找的那些人都给我以极高的评价,将我看作我的朋友的代言人,政府的高级要员。在分别时他们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弄得我大为感动。
飘飘然享受了几天好日子。就在我走完第三十二个单位,凯旋时,我的朋友突然朝我头上泼了一瓢冷水。那天晚上,朋友阴沉着脸,信也懒得写,坐在桌边若有所思,教授和朋友的妻子也心事重重。三个人都不看我,似乎是种鄙视的样子。房间里的空气闷得难以呼吸。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傻乎乎地说了两句笑话。我一说完,朋友的妻子就将脸一板,命令我:“滚出去!”“那些钱,你到底私下里搞去了多少?”朋友冷不防一声大喝,犹如炸响了一个地雷,我吓得跳了起来。
朋友听完我的表白,在桌上拍了一掌,说:“好家伙!我们就是需要弄清真相。你没有私吞公款是件好事。老实说,我并不完全相信你,如果你真的没拿钱,为什么要如此激动?不过这件事就这样算了,这种无头案是查不清的。在我们没盯你的梢的情况下,你悄悄走进一条没人的小巷,把钱塞进口袋,然后寄给你妻子,谁又会知道?好,不谈这事了,我认为散发名片的事不要再搞下去了,凡事都要适可而止。说不定有人正从背后攻击我们呢!”
沉默了几分钟之后,三个人忽然异口同声地劝我回家去。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没什么好待的”,到处都有可能中暗箭,有可能掉下陷阱,防不胜防。他们还说我已经出来这么久了,天天跟在他们屁股后头跑,就不觉得乏味吗?这一类事,我居然倾注如此大的热情,可叫他们担受不起。他们一点也不想掌握我的命运,这种责任太重大了,而责任和义务是他们最厌恶的事。
我的朋友边打着哈欠,一边命令我收拾好铺盖,明天一早回老家,因为我和他们共同在北方工作了这么久,对我来说已经够了,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够用一辈子的了。再说空间的距离可以使我们在心理上更加接近。我一走,他又多了一个写信的对象,这实在是一件大好的事情。他说话时,他那三十岁的老婆就拿着一把大剪刀,将我的外衣的下摆剪成了一圈流苏,还后退几步打量着,说“顺眼多了”。
我孤零零地提着箱子回了家。
十天过去了,没收到朋友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