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那我一定去。”
这一回我们彼此的话多起来了,她告诉我她是四川人,因为家里穷上学上到初二就不上了,轻信了别人的话,跟几个家乡女孩一起到外地打工,谁知对方是骗子,说是打工实际却是让她们做色情“小姐”,她坚决不干,宁死不屈。后来终于找到机会逃了出来,可是没有回家的路费,就四处流落,到了这里在这家酒楼做了服务员,她想好好工作,存点钱就回家去。
她今年十六岁。
她说她有一个心愿,想去看看天安门。她知道这里离北京不远,她从小就从老师那里知道北京有个天安门,从小就特别向往那个地方。
她说:“等我存够了钱,回家之前,我就先去北京,去看看天安门。一定去。”
雨停了,我要走了,我俩心里都有一点不愿这雨停下来的意思,但雨还是停下来了。
临走时我问她:
“你叫什么名字?”
“阿莲。”
我想说我以后还会来看你,可我不好意思说。
她送我出门,我走出几步了,她在后面忽然说:“你长得有点像黎明。”
我回过头,她站在门前冲我轻轻地摇摇手,清丽的眼睛望着我的眼睛,那意思有点像是在说“再见”。
后来,我有几次,真的是想去看看她,但最后都没有去。我是一个男孩,不好意思去看望一个与自己一样年龄的萍水相逢的女孩子。我只是一直在心里盼望着再有像上次那样的机会,比如能够在街上偶然遇上她,那样我们就又可以在一起说些话。
但我此后一直没有见过她。
没想到,当我听到她的消息,竟是她的死讯。
当时,我的心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攫住了似的透不过气来,巨大的悲怆像海潮一样向我裹过来,但我表面上还要装作什么事也没有,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此时的心情,因为她是一个实际上与我毫无关联的人。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反复问了好几个人,就是那一家酒楼,这是确定无疑的,也肯定是一个外地的小服务员,但除了一个人说是阿莲外,其他人都说不出她的名字,因此我心里还存着一丝侥幸。
我去了那家酒楼,酒楼因为刚刚出了人命案而门庭冷落。
我没敢直接去问谁,我装作一名顾客,坐在散座上要了一瓶啤酒,一碟冷菜,酒楼因为正处于非常时期,对我这样的穷顾客的到来竟也受宠若惊似的热情,两三个服务员围着我转,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了句:“前两天你们这里那个出事的女孩子,叫啥名字?”
一个服务员说:“叫阿莲。四川的,我们这里就她一个外地的。”
另一个服务员说:“很可怜的,可惜了,阿莲长得很好看的,年岁又那么小。”
我猛地埋下头,我怕她们看到我的满眶泪水。
我抓起酒瓶,背过身仰起脖子一口气把一瓶啤酒喝干了,菜却一口也没有动,我站起来一言不发就走了。我此时不能说话,我只要一开口,眼泪就会控制不住地流下来。我知道,在我身后,那两个服务员都在惊讶地看着我。
接下来传来的消息是,阿莲的父母千里迢迢赶来了,他们要为女儿讨一个公道,一纸诉状把作恶的吴老板送上了法庭,一家报社的记者也以正义之笔报道了此事。
然而,这一切对吴老板却奈何不得,事件的焦点是吴老板按住阿莲的脖子捉住她的手腕灌她那第十杯酒的细节,只有认定了这个事实,才能定吴老板的罪。而除了这一点,在这个事件中吴老板的所作所为,从法律上讲,只对他处以一点轻微的处罚便可了事。
但吴老板在法庭上矢口否认他灌阿莲的事实。法庭只好采取休庭调查。
接下来的调查取证进行得无比艰难,因为事发时在场的目击者,或者以种种托辞不去作证,或者作证说吴老板根本没有灌阿莲的酒。
法庭拿不到证据,无法给吴老板定罪,吴老板毫无疑问要逍遥法外了。而阿莲的父母要为女儿讨回公道是不可能了。
这消息让我愤怒,我为吴老板等一些人的卑鄙无耻感到愤慨,也为死去的阿莲、为她的父母感到不平。可我无计可施。
这一天,我没有上学,我没有心思做任何事,对这个世界上的这种丑恶现象,我一个渺小的少年无能为力,我只能让自己消沉,我只能以这样的形式作一下无谓的抗争,而且,这抗争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因为明天我就得继续上学,我不可能连续两天逃学,我怕被父母知道。
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孤单地痛苦着。
我抓起一支烟来点上,我从没有吸过烟,现在我就像是在抗争什么似的咬着牙点上了一支烟。可我刚吸一口,就被呛得天昏地暗、眼泪横流,胸口像被重锤一击,难受死了。
我懊恼地掐灭了烟,扔下手里的自来火。忽然,我看到了那个自来火上面印有那个酒楼的名字,就是阿莲打工的那家酒楼。我此时的意识飞速地转动,这是我爸那天去那家酒楼喝酒时拿回来的,我仔细回想着,我想起来了,那天,正是星期天,我急急地去翻挂历一查,我的眼睛一亮,那一天,正好是阿莲出事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