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清晨,第一批证物送回第二招待所。两本账册、一枚加密u盘、三部旧手机和临江运砂船上的项目复印件,被分别放进四个透明证物箱。每个箱子都有独立封签,交接人、运输人和接收人逐一签字。陈默站在证据室外,没有催技术人员开箱。越是重要的东西,越不能因为所有人都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就省掉任何一道手续。“废弃码头和运砂船的证物不能混。”陈默对顾志远说道,“仓库账册是龙四、马猴的经营记录,船上保险箱是临江线的核心材料。先各自建目录,再做交叉比对。”“王大勇已经提出愿意说明情况。”顾志远回应着,“他看见那本无名账册以后,情绪变化很大。”“先让他休息、治疗,核对身份和权利告知。”陈默说道,“不要拿一夜没睡的人赶口供。我们要的是能相互印证的事实,不是他为了少担一点责任随口攀咬几个名字。”顾志远看着陈默,点头记下了。而负责京城“断水”线的蓝凌龙仍在方正邦那边,地方证物由随督导组南下的中纪委技术组接手。隔着玻璃,技术组负责人和两名技术人员开始检查加密u盘。他们没有直接在原设备上操作,而是先核验封签,制作只读镜像,再把原件重新封存。陈默回到临时指挥室,把墙上代表抓捕任务的地图撤了下来,换上三张空白展板。第一张写“人”,第二张写“钱”,第三张写“项目”。昨夜的行动图回答的是人在哪里、从哪条路进去、由哪一组控制。现在的证据图要回答的,却是谁替三江联盟办过事,钱从哪里来,又借哪一个项目洗成了合法收入。顾志远让人把已经确认的名字贴上展板。龙四、马猴、王大勇、周海清在最下面,往上是三省交通、水利、公安系统中已经接受调查的干部。名字很多,线却还没有真正连起来。“不能按照职务高低往上排。”陈默拿下几张刚贴好的姓名卡,“办案不是先猜谁的官大,再从下面找材料证明。以具体事项为,谁签字、谁打电话、谁收钱,就把谁接在线上。”陈默让工作人员改用三种颜色,黑色代表已经由书证、物证确认的事实;蓝色代表证人供述;红色代表尚待核实的判断。任何一个名字旁边如果只有蓝线和红线,就不得写进措施升级报告。一名年轻干部看着密密麻麻的材料,忍不住问道:“如果口供和账册都指向同一个人,还不能算吗?”“能算线索,不能直接算结论。”陈默说道,“账册可能用的是代号,口供可能为了推卸责任。”“至少要找到一条不依赖这两样东西的证据。车辆、通话、资金、项目审批,哪一条都行,但必须能独立站住。”说完,陈默在三张展板之间画了一条横线后,又接着说道:“人、钱、项目,三条线交叉以后再申请升级措施。谁负责哪一条,马上定下来。”“不要所有人都围着u盘,也不要因为里面出现一个大名字,就把其他证据扔在一边。”顾志远很快完成分工,中纪委技术组恢复电子数据;两组干部核查公司和银行流水;另外三组分别调取港口检查、航道疏浚与重大项目审批档案。赵铁军送回行动报告以后,不参加讯问,只负责把昨夜三个武装现场的证物目录与人员关系重新核对。安排完这些,陈默才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热水,他同样一夜没睡,眼睛里已经有了血丝,却没有回房间休息。昨夜枪响时,任何一个错误都可能让人倒在码头;天亮以后,任何一个错误则可能让真正的保护伞躲过审查。两种战场不同,容错的余地却一样小。上午八点四十分,第一份分析结果送到临时指挥室。u盘里共有三个加密目录。第一个目录记录运砂船的航次、砂量和现金收支;第二个目录保存三江联盟在三省的联络代号;第三个目录只有十二份表格,文件名全部是项目编号。技术组负责人把其中一张资金关系图投到屏幕上后,汇报道:“船上账册和u盘不是两套独立的账,手写账册记录现金交付,u盘记录资金来源和项目归属,两边用同一组代号对应。”屏幕上出现三个反复出现的代号,“桥”,每年两笔,共一百万元,“伞”,每年两笔,共一百万元,“堤”,每年一笔,两百万元,另有项目分成。“能对应到具体人吗?”陈默问了一句。“前两个已经有较强指向,但还不能只凭代号下结论。”技术组负责人调出两份表格,“‘桥’后面关联楚江省三个码头扩建项目,付款路径最终进入一家建材公司;这家公司正是赵伟民妻弟控股的那家。”“‘伞’对应江北公安系统的巡查时间表。每次记录付款后,三江联盟的重点船只都会在随后两个月内避开联合检查。”,!“‘堤’最复杂。它不对应某一个执法环节,而是对应项目审批。文件里有江北省四个重大工程的内部编号,审批时间与‘堤’的收款时间基本重合,但收款主体是一家投资公司。”“公司负责人是谁?”陈默又问。“李文斌。”技术组负责人回答,“三十七岁,江北恒远投资公司总经理。表面上与周德海没有直接关系,但这家公司参与过周德海分管的三个省级项目。”周德海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会议室里,没有人立刻接话。陈默走到屏幕前,把“堤”字圈了起来,说道:“现在只是项目交叉,不代表‘堤’就是周德海。”“把恒远投资的股权、实际控制人、项目合同和资金落点全部查清。没有独立证据以前,谁也不许把这个代号写成领导姓名。”“明白。”技术人员应着。到了上午十点,王大勇的第一次讯问开始。主问的是江南一组两名办案人员,陈默和顾志远坐在隔壁观察室。讯问全程录音录像,桌上只摆着身份材料、权利告知书和已经完成复制的账册页。王大勇右臂包着纱布,脸色灰败。“无名账册是谁放进保险箱的?”办案人员问。“不知道。”王大勇应着。“保险箱钥匙在你身上。”办案人员说着。“船是龙四安排的,东西也是他的人送来的。我只管开船。”王大勇回答着。“你是临江负责人,不只是船长。”办案人员翻开一页航次记录,“这上面的字有一部分是你写的,鉴定很快会有结果。你可以解释每一笔钱,也可以保持沉默,但不能用一句不知道替别人扛下所有责任。”王大勇盯着那页纸,过了很久才说道:“账不是龙四送来的,是‘算盘’送来的。”“周海清?”办案人员问道。“对。他每季度来一次,核对完就把数据拷进u盘。保险箱里那本无名账,不是给我们看的,是给上面的人看的。”王大勇回应着。“‘桥’和‘伞’是谁?”办案人员继续追问着。王大勇抬起头,看了一眼摄像头后,说道:“‘桥’是赵伟民。他管交通那边,码头、港口、运输执法都能说上话。”“依据是什么?”办案人员继续问。“钱不是我送的。但赵伟民来过临江两次,都是我开车接的。一次在江边会所,一次在省城。他走以后,周海清让我在账上记‘桥已通’。”王大勇应着,到了这一步,他瞒不住了。“‘伞’呢?”“刘志强,江北省公安厅副厅长。我们的船被地方公安扣过三次,每次都是一个电话就放。去年有个分局不听招呼,第二个月局长就被调走了。”“‘堤’是谁?”王大勇沉默了,“我只知道是江北省里的人。”他最后说道,“龙四说过,桥和伞只能保一段水路,真正让三江联盟拿到工程、活到今天的是那道堤。这个人不出面,所有钱都经过李文斌。”“你见过李文斌?”办案人员乘胜追击地再问道。“见过三次。每次都是他拿项目编号来,让我们把分成单独列出来。”这样的讯问持续了一个小时,王大勇说出了名字,却没有任何人因为这份口供被立即追加措施。讯问结束后,一名办案人员拿着记录来到观察室汇报道:“王大勇对‘桥’和‘伞’说得很确定,是否马上拿这份口供去突破赵伟民和刘志强?”陈默没有接记录,先问道:“他什么时候第一次知道这两个代号对应谁?”办案人员翻了翻笔录后,回应道:“他说赵伟民去过会所,刘志强帮忙放过船。”“这是他为什么相信,不是他什么时候知道。”陈默说道,“继续问清楚。是谁第一次把代号和姓名放在一起说,原话是什么,当时还有谁在场。”“不要把问题问成桥是不是赵伟民,让他自己叙述。”顾志远明白了陈默的顾虑,如果王大勇只是根据赵伟民来过、刘志强打过招呼自行推断,那么他的口供只能证明三江联盟内部如何理解这两名干部,不能证明钱最终交给了谁。只有把信息来源和亲历事实分开,证言才经得起反复核对。第二轮补充讯问很快开始,王大勇重新回忆后承认,“桥”是周海清在一次对账时亲口说出的;“伞”则是龙四在船被扣押后告诉他的。他没有亲眼看见两个人收钱,也不知道现金如何送达。办案人员把这部分限制条件完整写进笔录,没有删去。与此同时,陈默要求另外两组进行背靠背核查。一组只拿项目编号查合同、审批和付款,不接触王大勇的口供;另一组只查车辆轨迹、通话记录和执法异常,不看u盘里的代号。两组形成初步结论以后,才允许放到同一张桌上比对。中午十一点二十分,第一批结果先后返回。项目组查到,楚江三个码头扩建项目的砂石供应合同名义上经过公开比选,中标企业却都在开标前一个月向赵伟民妻弟的建材公司支付过“市场顾问费”。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三份顾问合同的内容几乎一字不差,验收材料也由同一台打印机制作。执法组则从封存系统中恢复出两份被覆盖的抽查名单,原名单都有临江七号船,修改后的名单将其删除,操作账号属于赵伟民分管处室的一名副处长。那名副处长接受询问时承认,修改前接到过赵伟民办公室电话,但他没有保存通话录音。“没有录音,就不要写成赵伟民亲自下令。”陈默审阅报告时划掉了一句推断,“写清谁接的电话、谁传的话、谁改的名单。事实走到哪里,结论就写到哪里。”那名干部低声问道:“这样写,力度会不会不够?”陈默抬起头看着他说道:“报告的力度不靠形容词。你少写一句没有证据的话,前面十条事实反而更有分量。”另一边,孙德明的项目线也出现突破。水利厅提交的正式审批档案中,疏浚边界看不出异常。可技术人员从内部办公系统找到了更早的流转版本。原方案避开了三江联盟长期盗采的江段,孙德明在会签时以“保障泄洪能力”为由,将那一段向外扩了两点三公里。扩出的区域,正好覆盖三江联盟三年间产量最高的两个采砂点。更关键的是,设计单位一名退休工程师保留着当年的工作笔记。上面记录孙德明曾跳过专家复核,要求他们当晚修改图纸,理由是“省里项目等不起”。第二天,三江联盟控制的企业便拿到了新增区域的清淤分包。陈默听完汇报,没有立刻签字,“工程师的笔记先鉴定形成时间,再找当晚参与改图的人分别询问。”他说,“孙德明修改范围本身可能属于职权,真正要证明的是他为什么改、替谁改,以及改完以后有没有利益回流。”“周海清的残账上有‘孙五十’。”顾志远提醒道。“所以查这五十万去了哪里。”陈默回应道,“不能拿四个字替代资金流向。”直到银行组查出孙德明妻子名下的一套商铺曾收到三江联盟关联公司五十万元“装修补偿”,而商铺当时根本没有装修,陈默才把这份材料与修改图纸、分包合同、残缺账页放到一起。四项证据来自不同现场,也由不同人员取得,却在金额和时间上严丝合缝。到了中午,顾志远把几条证据线摆到陈默面前。赵伟民的线已经出现闭环:王大勇辨认出两次接送地点;会所旧监控与车辆记录相符;船上u盘中的项目编号,与那笔被拆成四路的两百万元顾问费一致,其中一笔进入赵伟民妻弟控股的建材公司;技术人员还从赵伟民被砸坏的手机里恢复出一段未删除完整的短信,内容是让下属“本周不要碰临江七号船”。此前那笔钱仍可以辩称为业务往来,现在却多出了项目编号、异常执法指令和证人接送记录。同步控制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陈默在证据审核表上签下意见:“建议将赵伟民由谈话核查升级为立案审查调查,报请批准。现有证据继续补强,不得以王大勇单一供述替代资金鉴定。”第二条线指向江北省水利厅副厅长孙德明。孙德明此前只是同步控制对象。收网当晚,正式留置的是江北省水利厅厅长。搜查组在厅长家中发现一本私人日程,其中连续三年记录着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和“孙带材料”四个字。船上项目复印件里,又出现了孙德明亲笔修改的疏浚范围。被修改后的范围,恰好把三江联盟长期非法采砂的一段江面纳入“工程清淤”,让非法采挖披上了项目外衣。周海清从火盆里抢救出的残缺账页上,还有一行没有烧尽的字:“孙五十,厅里另算。”单看任何一项都不够。放到一起,性质却完全变了。下午两点,赵伟民和孙德明的措施升级申请先后获批。两人从同步控制转入正式审查调查,相关住所、办公室和关联公司同步开展第二轮证据固定。至此,赵伟民、刘志强、孙德明三个副厅级干部,已经被同一张跨省账网串在了一起。措施获批的消息传回第二招待所时,走廊里短暂安静下来。三名副厅级干部在一天内相继落马,放在任何地方都是足以引起震动的消息。几个参与核查的年轻干部脸上难掩激动,有人已经开始讨论通报里应当怎样概括清江行动的成果。陈默却把三省联络员全部叫进了会议室,“从现在开始,各地可能出现两种反应。”他说,“一种是与他们有关的人急着毁证、串供、外逃;另一种是正常履职的干部担心被牵连,不敢签字、不敢执法。前一种要盯死,后一种要尽快稳住。”陈默要求三省分别发出内部工作提示:已经进入调查范围的人员依程序处置,没有被列入名单的单位照常履职;港口检查、航道管理和重点工程不能因为几个干部落马就停摆;,!任何人不得借督导组名义要求企业停工,也不得趁机替换原始档案。顾志远问道:“要不要对外发布阶段性消息?现在外面肯定已经在传。”“可以通报三人接受审查调查,其他案情不讲。”陈默说道,“特别是‘桥’‘伞’‘堤’三个代号,一个字都不能外泄。谁提前知道我们查到哪一步,谁就会提前把哪一条线掐断。”“那周德海呢?”一名联络员问。会议室里再次安静下来,陈默看着展板最上方那条尚未连接的红线,说道:“没有证据证明的名字,不在会上讨论,更不许在电话里试探。”“查李文斌,查恒远投资,查项目分成。至于线最后通向谁,让证据自己回答。”这句话给所有人划出了一道边界,三个副厅级干部已经落马,不代表督导组可以凭借胜势继续往上冲。越接近省级领导,越要防止办案人员把合理怀疑变成预设结论。会议结束以后,陈默独自留在展板前。黑线已经从三江联盟延伸到交通、水利和公安三条系统,蓝线则在更高处交汇到几个重大工程。只有那条代表“堤”的红线还悬在半空,没有落点。他很清楚,真正危险的不是查不到。而是在查到一半时,因为前面连续拿下几个人,便误以为后面的每一步也会同样顺利。但最难啃的仍是刘志强,他是公安出身,熟悉讯问方式,也知道单一口供存在多大的争议。面对办案人员,他从头到尾只承认一件事:自己曾经要求下属减少对临江重点运输船的重复检查。“那是为了保障航运。”刘志强如此说着,“你们不能把正常工作都解释成保护黑恶势力。”下午四点,陈默进入谈话室,他没有把一摞材料全砸到刘志强面前,只带了三页纸。第一页,是临江七号船过去三年的检查记录。每逢刘志强办公室向下打电话,这艘船就会从抽查名单上消失。第二页,是周海清账册中“伞”的付款日期。日期与电话发生时间前后相差不超过三天。第三页,是刘志强秘书已经确认的一份车辆使用记录。三年前春节前,刘志强的公务车曾经停在临江一家茶楼后门四十七分钟。同一时间,王大勇和周海清都在那家茶楼。“保障航运可以解释一张检查表。”陈默说道,“临时协调也可以解释一个电话。”“但你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每一次协调前后都有现金记录,为什么你从不替合法货船打这种招呼,为什么三江联盟的人能提前知道联合执法的时间。”刘志强盯着三页纸,没有说话。“你可以继续不承认收钱。”陈默说道,“我们会做笔迹鉴定、资金穿透和证人核对。你现在更应该解释的是,联合执法方案为什么会提前出现在三江联盟的旧手机里。”这句话让刘志强的眼神第一次乱了,那三部旧手机中,有一部保存着两年前的语音短信。发送人没有署名,但技术人员已经确认,号码曾长期由刘志强的驾驶员使用。语音里只有一句话:“周四改查上游,临江的船别动。”刘志强闭上眼睛,沉默了近一分钟后,说道:“我没有拿一百万。”陈默没有追问,只等着他继续说。“钱有一半给了我,另一半由周海清送给了下面的人。”刘志强声音很低,“我承认打过招呼,也承认收过钱。但我不是这张网的头。”“谁是?”陈默问道。“没人是头。”刘志强抬起头,“下面的人只管放船,厅里的人只管批项目,真正把这些人捏到一起的,是省里的重大工程。”“谁在捏?”陈默又问。刘志强又一次沉默,但很快说道:“周德海的秘书给我打过三次电话,每次都不是直接说三江联盟,只说某个重点项目不要反复检查。”“后来我才知道,那些项目的实际施工和砂石运输,都是三江联盟的人在做。”“你有没有直接给周德海送钱?”陈默追问。“没有。”刘志强应着。“有没有听周德海亲口安排保护三江联盟?”陈默再问道。“没有。”刘志强回答得很快。陈默点了点头,示意记录人员把这两个“没有”原样记下。刘志强有罪,不代表他说出的每一个推测都能直接成为周德海有罪的证据。谈话暂停后,顾志远在门外等陈默。“刘志强已经承认收钱,也说出了郑海波。只要顺着秘书查,应该很快能碰到周德海。”陈默一出来,就对顾志远说着。“先把他说的三次电话查实。”陈默一边往临时指挥室走,一边又继续说着,“具体哪一天,通话前后发生了什么,谁接到指令,哪一个项目因此停止检查。不能只查有利于定案的部分,也要查他说的两个‘没有’。”“你担心他故意把责任往上推?”顾志远问道。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他可能说真话,也可能想用更大的名字换取主动。”陈默说道,“所以既要查周德海的秘书是否联系过他,也要查周德海本人是否知情。两件事不能混成一件。”陈默说完,随即让工作人员调取郑海波办公电话、公务联系单和相关项目协调记录,但没有批准接触郑海波,更没有让江北方面进行内部打听。暗线刚露出水面,任何一次不必要的询问都可能惊动真正的目标。当天傍晚,核查组找到了三次电话中的两次。号码确实属于郑海波办公室,通话后,刘志强分管部门都曾向下发出“避免重复检查重点工程运输车辆”的通知。第三次使用的是一部没有登记姓名的手机,暂时无法确认持有人。材料能证明秘书办公室与异常执法之间存在联系,却仍不能证明周德海授意。陈默把“秘书联系”画成蓝线,把“领导授意”继续留成红线。这不是谨慎给谁看,而是他陈默必须守住的事实边界。到了晚上,三省第一轮证据汇总结束。围绕赵伟民的两百万元顾问费被证实没有真实咨询,其中流入建材公司的资金也没有对应供货;孙德明修改疏浚范围的原始审批稿在办公室保险柜中找到;刘志强驾驶员使用的旧号码与语音短信完成初步对应。三个省厅级干部的证据链同时收紧,而在所有材料最上方,仍压着那张写有“堤”的资金表。技术组又从u盘镜像中恢复出一行被覆盖的数据:“堤二百,文斌代收;项目分成另结。”顾志远看完,低声说道:“现在可以动李文斌了。”陈默却摇了摇头应道:“先监控,别惊动。”“他是收钱的人,也是我们目前唯一能把‘堤’和具体身份连起来的人。现在抓,只能拿到一个代收账户;让他动,才可能找到原始协议、备用账本和真正的受益人。”顾志远点头,到了这一步,他是很佩服陈默的。这次清江行动结束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武装运砂船已经被扣,三个副厅级干部相继落马。这么多胜利叠加在一起时,陈默却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很清楚,拔出这些萝卜一定会带出泥,会黏到了江北省权力体系更高的位置。陈默更清楚,下一步稍有不慎,泥里埋着的人就会提前斩断所有线索!:()从省府大秘到权力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