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远的电话是在离婚协议签完的第三天打来的。
那三天里我没有出门,窗帘没有拉开过,手机扔在沙发上,响了无数次,我没有接。
外卖放在门口,从热的变成温的,从温的变成凉的,从凉的变成该扔的。
冰箱里的牛奶过期了,我打开闻了一下,酸了,倒进水池里,白色的液体在白色的瓷面上缓缓流下去,像一个人在不声不响地消失。
我有时候坐在沙发上,有时候躺在床上,有时候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那棵桂花树。
桂花已经谢了大半,只剩下最顶端的几簇还在撑着,颜色从金黄色变成了暗褐色,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落。
落叶在花坛边角聚成一小堆一小堆的,没有人扫,也没有人在意。
方远没有发消息,直接上门了。
敲门声在第四天上午十点响起来,三下,不轻不重,间隔均匀,像一个人的心跳。
我没有动。
又三下,比刚才重了一些。
然后是他的声音,隔着门板传进来,闷闷的,像隔了一层水。
“老李,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
我站起来的时候腿软了一下,不是因为身体虚,是因为太久没有站了。
椅子被我撞得往后滑了半米,发出一声刺耳的吱呀。
我走到门口,拉开门。
走廊里的光涌进来,白晃晃的,刺得我眯了一下眼睛。
方远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冲锋衣,拉链拉到最上面,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一个装着啤酒,一个装着卤味。
他看到我的时候,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停留了比平时多一倍的时长。
“几天没吃饭了?”他问。
“吃了。”
“吃的什么?”
“外卖。”
“几天没刮胡子了?”
我没回答。
他也没有等我回答,侧身从我旁边挤进门,换了鞋,径直走向厨房,把啤酒塞进冰箱,卤味放在茶几上,拉开窗帘,推开窗户。
室外的空气涌进来,冷冽的,干爽的,带着深秋特有的那种像刀子一样刮过皮肤的气息。
他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把沙发上那床皱成一团的毯子叠了,放在扶手上,把茶几上的外卖盒收了,扔进垃圾桶,把垃圾桶的垃圾袋系好,换了新的。
他在我家做着这一切,动作熟练得像在自己家一样。
他不是第一次做这些了,在我妈住院那年,在我发烧三天不退的那次,在我们都还年轻、还相信所有伤口都会自动愈合的那个时候。
“洗澡。”他说。不是请求,是命令。
我走进浴室,关上门。
浴室里还残留着上周的潮湿气息,瓷砖缝隙里有几根长发——她的长发。
我没有清理,那些头发就那样蜷缩在那里,像黑色的、被遗弃的记号。
我打开淋浴,热水从喷头里涌出来,在玻璃隔断上撞出一片白茫茫的雾气。
水温很高,烫得皮肤发红,但我需要这种烫,需要这种能够把骨头里的寒意逼出来的烫。
脱衣服的时候,裤子的纽扣卡住了。
不是真的卡住,是我的手指在抖。
那三天里,我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没有好好睡过一觉。
肚子上的肉软塌塌地往下垂,肋骨一根一根地凸出来,像一具骷髅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