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区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探视时间每天只有三个小时——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下午三点到四点,晚上八点到九点。
杨贞楠把这三个时间段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工作填满。
整理许志良案的证据链,核对从码头仓库搜出来的最后一批宏达物流货运记录,协助廉署审讯梁振邦的关联证人,把陈楚江给她的那个U盘里的每一份文件、每一笔转账、每一段录音都做编号归档。
那个U盘里的内容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多——九十年代初期的手写收据扫描件、陈祖耀和许志良在澳门某间桑拿房里密谈的录音片段、十二宗被压下来的报案记录的原始警局档案编号。
付冠宇说这些证据足够让许志良在赤柱监狱里度过余生了。
她忙得像个陀螺,从早转到晚,午饭常常是一杯冻鸳鸯和一个菠萝包,坐在办公桌前对着电脑屏幕吃完。
同事说她瘦了,她说没事。
赵家明建议她休几天假,她说等案子结了再说。
佘曼什么都没说,只是每天早上在她桌上放一杯热柠水,然后默默走开。
杨贞楠知道,佘曼在用她自己的方式告诉她——我在这里,你不是一个人。
但每天傍晚六点半,不管手头的工作做到哪里,她都会准时合上档案,穿上风衣,搭地铁去东区医院。
从湾仔到柴湾的地铁车程是二十三分钟,她在这二十三分钟里会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
她需要把白天那些密密麻麻的档案编号和银行流水从脑子里清空,把那个冷静、精确、雷厉风行的杨警员暂时放在一边。
因为走进那间病房的时候,她不能带着配枪和档案——那里面躺着的,是她差点失去的人。
陈楚江从手术室出来之后的头四十八个小时,她几乎没有离开医院。
她就睡在走廊的长椅上,佘曼给她拿了一条毯子,她在上面蜷了两夜。
第三天清晨,医生宣布他度过了危险期——生命体征趋于稳定,自主呼吸恢复,意识正在缓慢苏醒。
她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医院洗手间用冷水洗脸,手抖得连水龙头都关不紧。
她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面,水珠从脸颊和下巴往下滴,把衬衫领口打湿了一片。
她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睛红肿、嘴唇干裂、鼻梁上贴着一小块创可贴的女人,忽然笑了。那是一种很轻的、从心底涌上来的弧度。
因为他活下来了。
他没有食言。
第五天,他从昏迷中苏醒。
医生说他睁开眼睛之后说的第一个词不是“水”,不是“痛”,不是“我喺边度”。
是“阿楠”。
护士愣了一下,问他说什么,他又说了一遍,声音沙哑得几乎分辨不出音节:“叫阿楠嚟。”护士走出病房的时候,他正试图自己拔掉手上的输液针头,被按住了。
杨贞楠赶到医院的时候,他的病床已经被调整到半躺的位置。
他身上还插着好几根管子——胸口的手术引流管、手臂上的静脉输液管、手指上夹着血氧监测夹。
脸上还扣着吸氧面罩,透明的塑料罩子里随着他的每一次呼吸泛起白雾。
但他的眼睛是睁开的。
那双黑沉沉的眼睛带着术后残余的麻醉和镇痛药的迷离,没有了平时的锋利,像是蒙了一层薄雾的深潭。
但它们在看到她走进病房的那一瞬间亮了一下。
只有一下,很短,但她捕捉到了。
她走到床边,低头看着他。
他抬起没夹血氧夹的那只手,手指在空中顿了一下,然后轻轻碰了碰她鼻梁上那块创可贴。
他的嘴唇在氧气面罩里动了一下,像是在问——你整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