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下午,公司没事,我提前回家了,正窝在沙发上看一本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的小说,手机在茶几上震了。
屏幕亮起来,是卡尔。我划开,点开语音条。不是说话。是沉默。大概三四秒的空白,然后是一个很轻的字——轻到我差点没听见。
“姐。”
没有“姐姐”,只有一个“姐”。
他平时不这么叫。
他平时叫“姐姐”,两个字,第二个字拖得长长的,带着撒娇的尾音。
这个“姐”不是撒娇,是求救。
我放下书。“怎么了?”
对面又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你能来接我吗。”
我听到自己说“好”的时候,手已经在摸茶几下面的车钥匙了。
挂了电话才发现,他发的是语音,但我刚才听到了背景音——学校的广播声,那种每个中学放学都会放的、没有人认真听的音乐。
他回学校了。
为什么回学校?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他声音不对。
开车出小区的时候,太阳正大。
七月的北京,下午两点多,柏油路被晒得发软,车窗外面热气扭曲了远处的楼。
我把空调开到最大,但手指还是凉。
不是冷,是那种听到在乎的人声音不对之后、从指尖开始发凉的紧张。
车开到学校门口,远远看见他站在银杏树下。
银杏树很高,叶子还是绿的,树荫把他整个人罩在里面。
他穿着校服。
白色短袖衬衫,深蓝色长裤,和这所重点高中的校门站在一起,像是在拍学校的宣传照。
但他站得不好看。
背是驼的,肩膀往里收,左肩上挎着一个帆布袋,袋子被塞得鼓鼓的——大概是档案或者材料。
他的头低着,看着自己的鞋尖,白色运动鞋在水泥地上蹭来蹭去。
我把车停在路边,按了一下喇叭。他抬起头。
眼睛是红的。
不是哭过之后的那种通红,是刚刚开始红——像是眼泪还在眼眶里没来得及掉下来,被硬生生憋回去了。
他看到我的车,嘴唇动了一下,没出声,然后拉开副驾的门坐了进来。
车门关上的声音比平时重,不是他故意摔的,是他手上没力气控制不住力度。
他坐下之后,把帆布袋放在腿上,两只手攥着袋子的边缘,攥得指节发白。
然后他不说话了。
我没问他怎么了。
我先开离了学校门口。
校门口人来人往的,不是一个能说话的地方。
我把车拐进旁边一条小路,停在一排行道树下。
这条路很安静,午后的阳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落在挡风玻璃上,一块一块的光斑。
我熄了火,侧过身看着他。
他目视前方,看着挡风玻璃外面。喉结滚了一下,是在咽什么——不是口水,是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