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到会场的时候,距离开幕式还有四十分钟。
会议中心在柏林市中心的一栋现代建筑里,从外面看像一个巨大的玻璃盒子,阳光打在上面反射出冷白色的光。入口处立着一块电子屏幕,滚动播放着会议名称和日程安排,字体是那种很标准的无衬线英文,看起来正式得有些冰冷。
她站在门口,仰头看了一会儿那块屏幕。
来之前她查过这个会议的资料——算法与计算生物学国际会议,三年历史,今年是第四届,参会人数超过两千人,覆盖三十多个国家。这些数字她早就背下来了,但站在现场的时候,那些数字忽然变成了具体的人——入口处排着长队的几百个学者,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说着她听不太懂的各种语言,胸前挂着印有名字和机构的胸牌,三三两两地聊天。
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胸牌。
白底黑字,上面印着:
Z。Xia
PostdoctoralResearcher
[UyName]
她把胸牌翻到背面——背面是空白的,什么也没有。她觉得这样很好,像一面不想被看到的墙。
然后她走进去了。
会场内部比外面看起来大得多。主厅是一个扇形的阶梯报告厅,能容纳上千人,舞台正中央是一块巨大的投影幕布,两边各有一块辅助屏幕。座椅是深灰色的,排与排之间的距离刚好够一个人侧身通过。空调开得很足,冷风从头顶的出风口吹下来,夏天下意识地拉了拉卫衣的拉链——
不对。
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今天穿的衣服。
出发前陈小雨在视频通话里盯着她收拾行李,坚持让她带一套正装。“师姐你不能穿卫衣上去讲,那是国际会议,不是组会。”她当时说的。夏天争辩了两句,最后妥协了——她带了一件黑色西装外套、一条深灰色西裤和一件白色衬衫。
此刻这几件东西都穿在她身上。
她觉得自己像一棵被修剪过的树。西装外套的肩线有点紧,她平时不怎么穿这种衣服,肩膀被勒得不太自在。白衬衫的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她总觉得喉咙那里有什么东西硌着。唯一让她舒服一点的是那双运动鞋——她拒绝了陈小雨让她带高跟鞋的建议,穿了平时在实验室穿的那双灰色跑鞋。
如果有人低头看,会发现这身正装下面踩着一双运动鞋。
但不会有人低头看的。她想。
她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座椅很软,陷进去之后她觉得自己矮了一截,周围的人忽然都变高了。前排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正在翻一本会议手册,偶尔拿笔在上面划线。右边是两个年轻的女生,大概是研究生年纪,正低着头用手机打字,偶尔小声笑一下。
没有人看她。
她的目光在报告厅里扫了一圈,两千多个座位,坐了大概三分之一。台上还没有人,幕布上循环播放着会议的主视觉海报。灯光是暖色的,但照在水泥墙面上仍然显得冷。
她想起周敬堂说的话:“你讲的就是你做的东西,没有人比你更懂。”
这话说得没错。她在实验室里做了三年的东西,每一组数据、每一段代码、每一次实验设计,她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但“说出来”和“对着两千个人说出来”是不一样的——前者她坐在工位上对着电脑屏幕就能做,后者需要她站在一个陌生的讲台上,面对一群陌生的面孔,用一种她从小说到大的语言之外的语言。
她的手心在出汗。
她把手揣进裤兜里,摸到了一张折好的纸条。她愣了一下,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展开来看——是陈小雨的字迹,歪歪扭扭的,上面写着:“师姐加油!你是最胖的!(打错了,是最棒的!)”
她盯着那个“胖”字看了两秒,嘴角不自觉地动了一下。
旁边有人碰了碰她的胳膊。她转头一看,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胸牌上写着某个德国研究所的名字。老太太冲她笑了笑,用带着口音的英语问她:“Isthisyourfirsttimeatthisference?”